东乡少年学文化
杨景林,东乡族,临夏市南龙镇人,1922年生。1942年因为抗日战争前线吃紧,就读于兰州西北学院(今兰州大学的前身)二年级时便弃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陆军第81军,任中尉译电员。194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七分校22期军官班学习,1947年毕业后任中尉连长。1949年8月跟随81军在宁夏固原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警备营营长。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现在为东乡县离休干部,是临夏州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和十一届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甘肃省分会临夏州联络组组长,现住在临夏市环城西路州民贸家属楼。
我叫杨景林,是东乡族,1922年出生于临夏市南龙镇,少年时代的我,醉心于中国文学那醇美的汉唐文章及魏晋风骨之中。父亲在马鸿宾的军队里任旅长,家族的显赫与殷实给我这个勤奋好学的东乡少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孔孟的智慧,唐诗宋词的精华,表意的中国文字,在书法家手中形成流畅的艺术美,常常让我激动不已,在学习过程中,我背诵着古文,临摹着书法,体味着古文的意境,树立着治学的志向。然而在那个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伪满州国的建立,日寇染指绥远、立伪蒙德王欲效法伪满州独立的阴谋,以及中国军队百灵庙大捷等悲忧喜乐声声入耳,使得勤学上进的我已不能在书斋中安心畅游,我与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对国家存亡和战争的胜败等事事关心。1940年,在大后方兰州萃英门边甘肃学院里的莘莘学子中,像我这样来自一个传统穆斯林家庭的东乡族青年,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这时,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野心将战火延伸到中国西北内陆。早在芦沟桥事变前,日本为了控制中国绥远省(今内蒙古一部分),在蒙古族中拉拢培育亲日势力,扶持伪蒙政权,唆使内蒙古“自治”、“独立”。1936年冬,傅作义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历时数月,前后歼灭和瓦解伪蒙古军1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2个骑兵旅,收复了百灵庙,挫败了日本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但日本对绥远作为全面侵占中国,最为理想通道的战略地位相当看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绥远成为影响战争天平倾斜的一个砝码。1940年冬天,驻防绥远的81军与日寇发生激战,处在弱势的81军以低劣的装备巧用战术,打了几个胜仗,这让正在大学读书的同学们,人人热血沸腾,欢呼不已。1942年,看似文弱的我在家人的影响l下,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感到意外l的决定:投笔从戎,立志马革裹尸,血洒疆场,报效国家。
参军勤当译电员
1942年在与日寇激战的残酷岁月里,中华国民政府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正就读于兰州西北学院(兰大前身)历史系二年级的我,由于日寇侵略,兵荒马乱,日本飞机时有空袭,学校几乎处于停课,当年正是热血青年,立马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想以一腔热血来洗中国民族的百年国耻,这是当时大多知识青年的热情和想法,因此,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是深得青年之心的,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积极地参加了青年军。恰在此时,马鸿宾部队一团长马后成对我说:不要参加青年军,还是到81军来,并将我介绍给了马鸿宾二子马悼信,由于我上过大学,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就将我安排到军部机要室当上尉译电员,并负责给军部首长转接电话。当时机要室共有6个人,机要室是军事核心区,与马鸿宾的官邸是前后院。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每天将所收到的密电翻译后,呈送给马鸿宾、马惇靖等,并将所发电报内容翻译转换成密电码,交给发报人发出去。当时我接的是军部电话6号线,将外边来的电话转到(马鸿宾)(1号线)和(马惇靖)(2号线)上。说起来也很奇怪,我一介书生;没有经过任何政治审查.就进了军部机要室,接触所有重要机密,现在想进来,也许因为我是马鸿宾家乡的人,而且知识分子特别少的缘故吧。当时我虽是上尉文职官员,每天接触到大量战报,看到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大好河山沦为焦土,时时义愤填膺,时时想亲自上阵杀敌。与此同时,还看到各基层带兵的连、营长都有实权,很神气,就想到带兵打仗。
国民党陆军81军是抗战爆发后改编的部队(甘肃部队),该部队最早为甘肃新军,隶属宁夏镇守使,冯玉样部开进西北后,改编为国民l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4军,1933年I更换番号为陆军第35师,1937年改编为陆军第81军。由于历史原因,该军装备较差,军队里文职人才很缺,I我刚一从军后,因为是大学生,I喜爱到处招揽人才的81军,将我留在马鸿宾的司令部任译电员。这个工作虽然与我在疆场杀敌的初衷相背,但因司令部离战场近,是掌握战争的核心,也就令我稍为安心。我们译电员的工作是记住电报代码和机要密码,将电码译为文字,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不成问题。背诵古诗文的基础和技巧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不久,我就能独立操作,每份电码译出后,都要用毛笔楷书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电文纸上,按照要求呈交上级,我在过去练习的颜体书法对抄写译电大有稗益。司令部内与我一同工作的共有4个译电员,我们在业务上共同切磋、生活上互相关照。近水楼台先得月,前方战事的每一点情况,战场上的每一点变化最先揪住译电员的心。而在休息期间,了解有关战役的情况、探讨战例,或骑自行车健身,是当时司令部译电员的“特权享受”。绥远是旧省治区划(1954年撤并归于内蒙古),抗战时在战略上划入第8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是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作战区域包括山西省,察哈尔省和绥远。1941年,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调部队驻扎在绥西,当时司令部设在包头。这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兵临黄河南岸,向包头南部的挑力民、大树湾等地进行“扫荡”,81军向日寇出击,将日军击退。随后,日军与81军在包头南、西、东形成对峙,小规模战斗时有发生。我参军的这一年,蒋介石为加强绥远的力量,委派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让其部队防守在包头西的昭君墓、柴登昭一带;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副总司令、驻守包头南大树湾、挑力民一带。作战时傅作义与马鸿宾电报频传,都是用密码,军部还与重庆,西北行政公署等加强联系,战事紧时,4位译电员都是满负荷工作状态。塞外的冬天严寒异常,我记得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傅作义电令马鸿宾部与傅部同时向日军进攻。此时,译电员的心情比抗战将士提前进入了作战状态,心提得老悬。我一边在心中默默祈祷我军获胜,尽量减少伤亡,一边用眼睛死盯着电报机,生怕有电报传来。那天夜里,绥西几个地区同时向日寇猛攻,枪炮声震耳欲聋,火光烧红了天空,一夜激战下来,不时有捷报传来,译电员们欣喜万分。这一夜,傅作义部在攻打柴登昭的日军时以夺回阵地而获胜;马鸿宾部攻下了史家营子和新城日军阵地,日军狼狈撤退。天亮后,日军阵地一片狼籍,落在战场上的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非常多,除战场上日寇未来得及运走的鬼子的死尸外,81军还俘虏了30几名日本鬼子。把俘虏押到了司令部,参谋处等人员就立即对日本俘虏进行审讯。我当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过去看了看这些日寇嘴脸。眼前这些作恶多端的日寇虽是败兵,但是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职业军人的尊严,他们的身体十分结实,脸色黑红,肌肉发达,作为败兵,仍不失军人的礼节。这时候的我才终于明白了凶残的日本鬼子除了武器精良之外,还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审讯结束后,一个连队的战士奉命将日俘押送到西北公署指令的安全地点。战俘们被押走以后。我的心中萌动了一定要了解军事的愿望。
移防绥西打日寇
我借在司令部工作的天时、地利和目睹审讯日寇俘虏所激发的好奇心,认为自己虽然是一介小书生的上尉译电员,却认识了81军所属各部的师长和团长,所以一有空暇时间,就翻阅原来的电文、资料,找当事人了解81军对日寇作战的情况。尤其是在1943年底,傅作义部全部接替马鸿宾部的防守阵地,马鸿宾部被撤回到宁夏中宁,进行休整时,我对81军的战况了解得更多更详细。
81军与日寇大规模的正面交锋开始于1939年秋天,当时,81军的主力35师及两个骑兵连,从绥西移防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驻在黄河南岸滩地及滩地之南的沙漠台地。那一年的冬天,黄河水面封冻。侵占归绥(今呼和浩特)的日寇机械部队,用六七十辆军车及重炮,从托克托县过黄河向西进犯,在新民堡与我守军展开激战,日军以30余门重炮猛轰,我军以式步枪应战不敌,一小部分掩护其余部队主动撤退,掩护的战士全部牺牲,在这次战斗中8l军伤亡40余人。随后,8l军从一些无险可恃、利于机械化部队运动的阵地主动撤出,实行诱敌深入。骄兵必败,马鸿宾命令利用日寇骄横的心态,以八路军打平型关的战术和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在新民堡至门坎梁地带,一举消灭了因汽车不能行走而下车步行的200多个日本鬼子,可是在准备全歼增援的敌人时,由于日寇用几辆坦克驰来增援,81军当时没有攻打坦克的重火器,并且81军的将士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坦克车,个个马上撤出阵地。叫日寇坦克扑了个空,他们只好在坦克的掩护下急急忙忙拉走了那200多具日寇死尸。这次战斗中81军伤亡仅20余人,81军利用这次胜利热情,经过充分准备,向滩上的伪蒙骑兵进攻,收复许多失地。由于天气转热,冰桥解冻,日寇因重武器不便渡河便撤渡河走。第8战区在绥西与日寇作战57次,五原三失三得,经过反复较量,终于收复绥西及五原地区,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以后再无侵犯绥西的行动。从1939年至1943年底,81军与日寇作战5年,以极差的装备多次打胜日寇及亲日伪蒙军。用一次次的胜利粉碎了在日本鬼子操纵下的伪蒙势力,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诡计,大家用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尊严。
抗战胜利上黄埔
1945年,81军高级将领赴重庆高级军官班学习,我被马鸿宾军长选作为随从的工作人员,由宁夏赴兰州,到西北公署集中,统一乘坐飞机飞到重庆后,住在一个叫洞口的地方。军长的学习繁忙,参谋人员按教官的要求奉命制作大兵团作战计划和制图等作业,译电员负责联络。虽然已经过去了66年,但是重庆对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热”,一是天气的溽暑炎热,二是抗战胜利后,备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由衷而生的欢呼和各种盛大庆典的热闹场面。1945年8月中下旬至9月,曾经灯火管制多年的陪都重庆,曾遭日本空军轰炸多年的山城,出现了日日元旦、夜夜元宵的热闹场面,代之枪炮声起的是礼炮、鞭炮,代替空袭警报声的是欢歌笑语。当时的我也欣喜若狂地夜色中站在山城的高处,俯视霓虹灯照射下的嘉陵江,另一个美丽的山城倒映在江底。抗战胜利了,我想起心爱的中国文学,想继续未完的学业,但军中却安排我到黄埔七分校军官班学军事,让我又从此继续了军旅生涯。1945年的一天,黄埔军校西安分校要从81军中招收7名军官,听到这一消息后,我就向负责选调的参谋处长郭魁武(东北人)请求能否让我参加,他说:“你去的话,我作不了主,还要请示军长”。于是我就向马悼靖军长请求,他便答应了下来。从此我便成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22期军官班学员,我被分配到2纵队4大队12中队3分队。
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因校址在西安南郊约30公里处的王曲镇,故一般称之为“西安分校”。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
黄埔军校七分校学员按纵队、大队、中队、分队建制编排。一个纵队有四个大队,每大队有四个中队,一个纵队共有十六个中队、一个低级军官不论平时或战时都和士兵生活在一起,必须通晓一个士兵在平时执行各种勤务、战时执行各种战斗任务应具备的各种知识和技术战术动作,因此,一个未来的军官必须从一个士兵的基本动作学起。入伍生期满时通过学科和术科的测试和体格检查合格后才转为军官生,各方面部较差不能转为军官生的则转入新生较晚到齐的总队或者下一期的学生总队学习。
在军官生学习期间的主要学习内容有:各种典范令,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测绘制图,古今中外战史、战例,国际形势等。各种课程的教学中,有课堂讲授,有实地作业,有图例,有模型,有沙盘作业,有图上作业等。对于一个未来的军官来说,需要学习懂得的军事知识范围是广泛的,内容是丰富的。
从1945年秋季入学到1947年的两年时间,当时有步科、骑科、炮科,我当时学习步兵兵器、战术。当时一个分队为一个排的建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2中队中还有一个家住临夏市韩家寺的姓马的临夏人。
我们当时主要学习连队防御、连队攻击,时常教官发一个设想,讲一下地形地貌以及多少兵力和火力配置,要求学员进行接近实战的部署,同学们便从万分之一或三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做起,按照当时的地形地貌,做好各种人力配置,攻击时要求尖兵连如何突击,如何压制敌方火力。由于我上过大学,文化水平好,虽然没有带兵打过仗,但在军事理论、绘图等方面始终在分队名列前茅。记得在军校学习时,没有固定的指导员和教导员,政治课也很少上。主要进行连队等作战战术训练,并对排炮、机枪等轻重武器拆卸作了详细讲解,并指导排除故障。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中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军校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每天天不亮就吹起了起床号,军校要求5分钟内摸黑穿着整齐待命,随着队长的哨声在寝室门前集合完毕,接着进行10—20里的跑步训练,全副武装训练时还要带4颗手榴弹、100发子弹、干粮带和步枪,这些就有20斤左右的重量,一堂训练课下来就累得人满头大汗。
当时,训练课目多,还非常严格,记得有一天我们外出训练,在一个山包上上课,由于大家训练不太专心,训练回来后,一位姓严的教官在黑板上写了“漫不经心”四个大宇,将学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直到午饭号子响过了,训话还没有结束。
军校在每周星期一的早操后,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之后全体同学共同背诵孙中山总理遗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
每到重要的日子时就唱1926年制定《陆军军官学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黄埔军校生被称为蒋介石的亲信,但在抗战时期,生活非常艰苦,吃饭也要求像作战一样:记得每天出完早操后,就由班长带领跑步进食堂,班长喊:立定、就餐!学员们立刻端端正正坐到凳子上狼吞虎咽,早点每人一个馒头,用瓦盆盛着一盆米汤,以班为单位,14个人一块吃,由于我是穆斯林,便和青海来的军官一块吃清真灶。在我的记忆中,一天三顿主要是馒头、米饭,面条很少。我人小肚子也小,一个馒头吃不了,便分给其他人吃。每到星期六下午各班就擦枪,之后中队长验完枪后放到枪架上,星期日就可以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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