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近百年史》教科书的爱国史教育,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是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产物和反映。中国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政局动荡,社会连年动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现实迫使人们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寻找中国的发展出路,因此以政治史作为借鉴,就成为社会普遍心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一批以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等,就是30年代这类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11]” 。
孟世杰教授编著《中国近百年史》,是最早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的、把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及国民党政权残忍血腥镇压革命的史实写进历史的教科书。它以详实生动的案例和史料,在中华民族的芊芊学子的求知情怀里,注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为民族解放而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和爱国主义、争民主、争自由、争民族解放、争民权、争民生的思想。孟世杰在1930年春《中国近百年史》下册第207页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九年(1920年)秋季。其首领为李大钊、陈独秀等。初设机关部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洋里,受第三国际指导。又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亦成立于九年。据民国十二年之统计,中国共产党达四百余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达三千余人。”书中在记载“十六(1927年)年三月下旬,北京军警当局,捜捕共产党人....并查明北京各校有共产党六.七百人。四月六日,拘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人,于27年4月28日被国民党杀害”,孟世杰以历史教科书的形式讲述了这一史实的详细经过。“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写道:“时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四月十二日,蒋中正在上海搜缴左倾工会纠察队枪械,翌日工人游行与军人冲突。工人死八十余人;市政府市党部均被抄封,并大捕共产党人,实行清党分共。”这本书共三编二册,以时间为序,系统介绍了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作者成书之时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进程,目的在于叙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经过,说明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变革之背景,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根源,指示中国民族应有之努力之宗旨。
这部历史教科书在中国青年和学生中的广泛传播、学习,获得全国学子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好评与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不小的政治影响。孟世杰的《中国近百年史》在红色根据地延安是在红军中普及近代史知识的唯一读本见《萧军全集 19 第2辑 四十年代(续)》 萧军著 2008,第653、654页)。该书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一南昌起义及失败、广州起义、五四运动及成立苏维埃等情况[12]。
五、出任一中校长,提出“吾国民不欲知其国积弱颓败之根源,与夫振衰起废之术则已,如欲知之,不可不研究中国最近世史”
孟世杰在1929年出任北平特别市立第一中学校长,此期间,孟世杰在一中重点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教育,用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思想教育学生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中国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海鹏,将1949年以前编纂出版的、较具代表性的44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各种版本列出,并特别引用:“孟世杰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最近世史·绪论》中,首先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人民之于国,犹子弟之于家。子弟不知其家,不能保家!人民不知其国,不能报国!东西洋各邦,莫不以国史教民,即所以使知其国。然,远史事远代湮,不如近史关系深切,故最近史尤为各国所重。吾国民不欲知其国积弱颓败之根源,与夫振衰起废之术则已,如欲知之,不可不研究中国最近世史[13]”。
孟世杰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他做到了不顾个人安危、在国民及学子们都不清楚中国近代史实事件时尊重历史真相,表述历史事件过程及前因后果的近代史学家。特别是他的革命史学观,对后来的一二·九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孟世杰任校长期间,积极支持一中的中共地下党团员及进步青年学生活动。
1929年国民党势力刚刚进入北平,就把北平一中作为有共产党活动的十二个中等学校之一。加紧搜捕,镇压进步学生。
孟世杰任一中校长后,一是整顿师资队伍,确立为国家兴亡、民族解放培养急需人才之宗旨。二是要求师生学风正襟、思想进步、匡扶学术争鸣,反对各种落后、腐败、不求甚解之言行,鼓励创新精神。孟世杰呕心沥血,在此任北平一中校长任上,受到了一中师生的爱戴,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时也不休息,仍然坚持工作。三是孟世杰任校长后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断引进新人才,改革旧制,面向全国招收学生,只问入学标准是否合格,不问学生籍贯。教风学风焕然一新。使一中校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风。从1930年开始,北平一中文理分科。孟世杰亲自向学生讲授近代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遭受的任人宰割、任人践踏的侮辱的血泪史实,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和报国情怀, 这为日后一中师生共同积极参加并支持“一﹒二九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优良的学风教风及地下党团员、进步学生的活动,也使一中成为最早被怀疑学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三所学校之一。因此,从1930年底至1931年春,国民党教育当局赶走进步教师,孟世杰校长因支持一中地下党团员及进步青年学生活动,被国民党北平市教育局免职[14]。
六、孟世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
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前,孟世杰在北大、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高校一边教书,一边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1935年8月北京各校学生受中共八一宣言影响,满腔爱国热忱,投身“一二·九”运动。
1935年,华北大学校长何其巩邀请王森然教授,创办了华北大学(也称华北学院)的艺术教育专修科。恰孟世杰亦受好友、华北大学校长何其巩邀请,担任该校教授。华北大学和北京女一中等校都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秘密联络点。
孟世杰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文昌胡同36号的四合院的家成了北京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和接头地点,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杨秀峰、雷洁琼等都去过孟世杰家,并秘密召开过会议,在此期间孟世杰还把自己的积蓄和工薪、稿费拿出来给地下党组织做经费,一二·九运动后,还资助了一大批进步学生。
孟世杰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与吴𠄘仕、何其巩、杨秀峰是好友,他利用自己是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的身份,支持并保护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和地下党员。
1935年12月8日,孟世杰西单文昌胡同36号院住所,孟世杰与中国大学30多名学生彻夜未眠,用事先准备好了的彩色、白色的纸张、毛笔、墨计、浆糊等制作游行用的标语口号旗子、横幅标语,孟世杰挥毫写下了一百多条口号标语。12月9日凌晨,孟世杰和30几名爱国学生冲出家门,直奔中国大学游行集合地点,把准备好的标语横幅、彩旗标语等发给大家,中国大学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经新华门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孟世杰和北大许德珩、中国大学吴承仕等教授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
1939年,师范学院和女师学院合并,改称北京师范大学。孟世杰先生是当时的史学系主任,兼讲《中国通史》、《史学名著选读》。开学后一个多月,孟世杰即因心脏病谢世。
关于孟世杰的突然离奇死亡,坊间有一种说法,即“孟世杰用了施今墨开错的药方说”,另外一种说法是:“日本人在施今墨先生的药里施设毒药害死,不治身亡”。据孟世杰的三女儿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孟爽芬回忆,去逝那天上午他还有说有笑的,在当时最著名的中医施今墨家取了药方,回家后去药房取药,都还很好,汤药熬好后服用不一会儿,就腹泻不止,抢救无效身亡。
注释:
[1] 《孟氏名人录 》 - 孟建梁主编 2010, 第65页。 [2] 《孟氏名人录 》 - 孟建梁主编 2010, 第65页。 [3] 1915年5月15日,发表于《京师教育报》第16期,“撰述”2中。 [4] 张仲民 《历史书写的政治学——谷登堡在近代中国》,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03,第321页。历史学博士、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张仲民在《历史书写的政治学——谷登堡在近代中国》文中写道:“以上这些对谷登堡和欧洲印刷术的认知及叙述模式也被读者接受,反映在他们的言说中,如民国初年持续时间颇长,在教育界影响力甚大的一个杂志《京师教育报》上,就刊登了‘孟世杰’的论述,……这种以专题为中心的编纂体例对我们今天编著中国文化史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5] 《中国通史有图有真相 纵览卷 》《逐草而生的匈奴族起源之谜》 刘乐士。 [6] 《萧军全集 19 第2辑 四十年代(续)》 萧军著 2008,第653、654页 [7] 《燕京大学校史稿》 [8] 《康有为研究论集》,212、213页。 [9] 马洪林著,《马洪林文集》,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06,第589页。 [10] 孟钧著,《风云百年:从外资进入中国到中国利用外资》,中国工商出版社,2008.10,第77页。 [11] 张海鹏著 《中国近代通史》 [12] 《萧军全集 19 第2辑 四十年代(续)》2 萧军著 2008,第653、654页。 [13] 张海鹏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09,第6页 [14] 王晋堂主编,《古校迈向21世纪——北京一中校史稿》,华艺出版社,1990年0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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