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江苏南通2017年4月20日电（陈龙狮）2017年4月18日下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寻访调研团全体团员来到江苏省南通市。在办完入住手续、放下行李后，立即陪同徐虹大姐赶往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老干部病房。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寻访调研团的乔泰阳、刘华苏二位团长等六位团员，代表全体寻访调研团成员看望在此住院治疗的新四军老战士、96岁的夏溶妈妈。慰问小组带着鲜花和水果，每人来到床前握着老妈妈的手，传递新四军后代们对老前辈的敬意和关心，祝福老人家早日康复，期望夏妈妈成为百岁新四军老战士！

    夏妈妈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会员徐虹大姐的妈妈，她老人家是1921年9月生，江苏省南通市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担任新四军《东南晨报》、《江海报》记者，194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月离休。文革前任江苏省教育厅高教处长、厅办公室主任，文革后任南通医学院副院长。系中华诗词学会及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

在抗战七十周年纪念日时，新四军老战士夏溶在病床上接授了抗战胜利纪念章。

《东南晨报》、《江海报》首任总编辑徐铭延（左，夏溶的丈夫）和《江海报》编辑鞠盛。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的领导和会员前往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探望新四军老战士夏溶。

新四军老战士夏溶的女儿徐虹亲切的呼唤着：妈妈、妈妈！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泰阳将军（左3）、一师分会会长刘华苏将军（左2），在一师分会会员徐虹（左4）陪同下探望新四军老战士夏溶妈妈（左1）。

徐虹带着发小前往医院探望新四军老战士夏妈妈。左起：夏溶、徐虹、刘锡武、刘屯、兰平地。

为了不影响夏妈妈休息，临别前与夏妈妈来个合影。

新四军后代们欢聚在南通。

    附件：《新四军老战士夏溶的自述》

    一、我的愤怒

    在我读南通女子师范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我跟随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了游行，我们高喊“支持一二•九运动”等口号，要求政府停止内战，立即联合各党派，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路的两旁站满了群众，他们也举起手臂同呼口号。在游行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在我们游行的同时，南通学院的农科、医科、纺科、南通师范及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奔赴天生港，准备乘轮船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抗日。可是国民党南通县政府强行命令船员全部撤走，使轮船不能开动，学生们以绝食进行斗争，听说，南通学院医科的黄竺如、黄曼欧二位教授带着饭菜来到天生港，含着泪水劝学生们吃饭，并说：“我们老师停课，支持你们的斗争”。响应“一二•九”运动参加游行，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国运动，记忆深刻。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犯卢沟桥，全国人民愤怒极了。我和同学们每天晚上听新闻广播，关心战局的发展情况。我们最爱听的是广播里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也跟着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38年3月17日，日寇侵占了南通城，可恨的是国民党南通县党政军事先得知消息，在3月16日夜偷偷逃跑了，3月17日拂晓，日寇飞机在南通城低空盘旋，南通女子师范的住宿生躲进了防空洞，他们等待解除警报的钟声，哪里知道日本鬼子就站在防空洞门口，命令他们一个个走出。

    1938年下半年，南通女子师范在金沙镇复课，我和同学们都在金沙校中学习，有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回南通城家中取棉衣，当我们走近兴仁镇时，看到农民们扶老携幼牵着耕牛逃难。他们说，日本鬼子在不远的地方扫荡。当太阳将西下时，离我们不到一华里的大庙被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浓烟滚滚，火焰从各个窗口喷出，不久就倒塌了。听说日本鬼子走了，我们向前走，走到大庙旁，看见底层还在燃烧，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到三里墩时，天色漆黑了，不能再走，就借宿在农民家里，这家农民很热情，老奶奶拿出麦屑替我们煮饭。忽然听到对面农民家里传出凄惨的哭声，我们问老奶奶是怎么一回事。老奶奶拭着眼泪说，前几天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对面人家的儿子没有躲得及，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杀死了。今天是“头七”，家里的人白天不敢哭，怕鬼子听见，熬到晚上才哭的。

    二、光荣入党

    1939年初，南通商益中学迁到如皋县的潮桥镇朱家园（现属如东县），并增办高中，我就在该校高中班学习。语文老师张梅安先生，思想进步，文学造诣很深。他讲课的内容，除教科书外，还增加了不少爱国主义的优秀文章及诗词。有时，他在那间狭小的卧室里，向我们介绍当前的斗争形势。我在纪念他的诗中，写有“漫天烽火探方向，斗室春灯指北辰。”“北辰”即指中国共产党。在梅安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上的同学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我是成员之一，常向会刊（壁报）投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搞皖南事变，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我在文章中写道“血的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被三青团头子邵苇一看到了，他对我的同学说：“邱升中学有几个赤化学生被活埋了，你叫夏溶当心。”我对他的威胁并不害怕，因为我不是孤单的，有梅安老师及很多同学支持我。

    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到通、如、海、启，我们对亲人的到来，兴奋极了，一天早晨，我们看到很多新四军战士，来到我们学校操场，很整齐地坐在背包上，他们互相拉歌，《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新四军军歌》等雄壮的歌声飞向四方，激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胸。至于校内挂的三青团牌子，已经摘下，邵苇一灰溜溜地被学生赶下台。

    1941年暑假开始，苏中四分区在本利镇办起了夏令营，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也在在其中。我们对紧张、生动、活泼的生活，感到很新鲜，很喜爱。薛驹教我们唱《国际歌》，陈同生向我们讲持久战，俞铭璜作青年革命人生观的讲座。使我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开了窍。

    我在夏令营呆的天数不多，四分区东南晨报社的记者孙大翔特地来到夏令营，动员我去该报社当记者，我一向对报社工作很向往，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与他同到如皋县政府请吴天石开了个介绍信，这样，就到了掘港镇。当时东南晨报社因战争的关系已迁到王家园，掘港镇只有几个留守人员。我在掘港镇随孙大翔学习采访写报导，我写过几篇报导，在报上刊出。当时的党支部由苏北文化服务社，东南晨报等单位的党员组成，党支部书记是吴铭。由于我积极申请入党，党支部经过考察就批准了。我站在有镰刀斧头标志的鲜红的党旗面前高高举起手臂，庄严宣誓，“不怕困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的新生命的开始。

    三、我的爱情

    后来因为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我来到王家园报社所在地，这时认识了总编辑徐铭延同志，他是南通人，与我同乡。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根据党的指示办报。他的文学素养好，思想敏捷，常在报上发表观点鲜明，笔调锋利的短评。他主编的报纸及写的文章，深得他的顶头上司、四分区地委宣传部长洪泽的赏识，洪泽与徐铭延结下深厚的友谊。20世纪80年代，洪泽自上海来南通，我拿了《徐铭延文存》送给他，他对已去世20多年的铭延还是怀念的。他说铭延在东北刚解放时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他至今还保存着。洪泽即将离开南通时，写给我一封信，说“铭延的文章已读过，全国解放那些年，未能与他多接触畅谈，对他一贯对我的深情关怀，未尽答谢之事，引为终身遗憾”。我与铭延产生爱情，是由于辛弃疾的《贺新郎》《绿树听鹈鸠》引起的。我与铭延面谈时，我背了这首词，并说这首词写得很悲壮。现在抗战中读它，感受莫深。铭延看到我刚从校门走出，能背这首词。很惊讶。他介绍我读了老舍于1938年8月写的《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这首诗在成立大会上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诗的体裁是七律。铭延说，中间的二、三两联写得特别好，内容是“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据说，郁达夫听了很激动，步老舍韵和了一首诗。

    我与铭延爱好相同，增加了相互了解，过了几年，我们结成了伴侣。

    1941年8月13日，日寇大扫荡，东南晨报社将排子机，印刷机等“打埋伏”了，工作人员撤离了王家园，夜行军到达南通县北兴桥。报纸暂时改为油印报。后来根据上级指示于1942年年初迁到启东县，继续出铅印报，报名改为《江海报》徐铭延仍被任命为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