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境内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其革命斗争历史一直延续到主力红军长征，时间长达七年之久，成为土地革命时期江西人民革命斗争的旗帜。这块曾被陈毅元帅誉为“东井冈”的江西早期革命根据地，为江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乃至为中国革命，都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詹玉莲，1915年出生在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上罗坑村。她生性活泼、乖巧，长得非常漂亮，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她，但也有些倔强和好强。在当时封建婚姻影响下，双方父母包办，12岁的詹玉莲，嫁到了东固樟洲村唐家做童养媳。唐家用花轿将她娶进门。可她只有12岁，不懂嫁人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与唐某圆房。

    1930年，中央红军在东固组织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大多数青年都积极参军参战。男人们有的当兵上前线打仗，有的参加担架抢救队抢救和运送伤员。女同志就组织洗衣队、慰劳和支援前线。

    詹玉莲的父亲詹晓春，从事行医为业，不但医术精湛，也是东固早期革命者，在红军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受父亲的革命影响，13岁的詹玉莲参加了洗衣队，在洗衣队里她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不怕脏和累，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和闽西地区连成了一片。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蒋介石也加紧对红军的下一轮“围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枪械修理和弹药生产任务。该兵工厂对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吴汉杰任厂长，党委书记为张健，特派员为陆宗昌，职工委员会委员长为马文。

    马文生于1907年，又名质文，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油田化裕村人。    

    1930年，马文和马木松、周亚木、丘林华等42名有打枪技工，从兴宁辗转到江西省兴国县谋业。同年加入了红军，因他会制造枪械，进了兴国县官田兵工厂工作。

    1931年7月马文到瑞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此时正是中央苏区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缴获四、五万支枪械，但多已损坏，需要重修方能使用。红军司令朱德得知马文一行是造枪能手，亲自接见，高兴地说:“你们这批打枪师傅的到来，我们有如旱禾见水。红军正需要你们来修理这批枪枝。”并即设宴和举行文艺晚会接待。后经过整训，除分配同行6人支援福建苏区红军外，马文等36人留在瑞金被安排修械所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

    1932年，中央红军在赣西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并建立红色政权。为了扩充红军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东固区委组织群众报名参军。詹玉莲年仅17岁报名参军，一起报名的还有黄米英、刘信品、杨清华、唐桂秀、王财英等三十多人，大部份是女同志。在东固区委的领导下，向兴国出发，最后到达官田兵工厂。

    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很快，迫切需要大批枪支和弹药。因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原有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修械和弹药生产任务。当即，由吴汉杰带领几十个人，开始建厂。因厂址选在江西省兴国县莲矿区官田村，故命名为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最初由白石红军修械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所、红三军团修械所、吉安县东固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田村龙头修械处和其他一些小型修械组织合并而成。

    在官田兵工厂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詹玉莲结识了兵工厂委员会委员长马文，通过相互了解，感情逐步加深，喜结良缘，兵工厂领导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虽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但国民党随即又组织了对红军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仅在中央苏区外围部署的兵力就达50万。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兵工厂已不宜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决定将位于官田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中的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的银坑和兴国的寨上。后中央军委为了便于领导和调配弹药，又决定官田兵工厂遗部、银坑弹药科、寨上枪炮科陆续迁往瑞金。

    詹玉莲带着东固30多人的原班人马同马文来到了瑞金兵工厂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中央留下陈毅坚持南方革命斗争。詹玉莲由于身怀六甲又临产期，于是，她与马文奉命跟陈毅留下来坚持了三年艰苦的南方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止。

    儿子出生后，取名马善华。因忙于工作，她顾不及为儿子哺乳，当时工作紧张，没有办法自己带孩子，把儿子马善华寄养在于都县沙心乡红岗大队唱歌坑生产队杨会芳家里。杨会芳当时已有9个女儿，愿意带一个男孩。收养了马善华后，果然生了两个男孩。

    1934年，因为红军主力已转移北上，国民党就趁红军和游击队势单力薄，对红军进行围攻清剿。一次，瑞金国民党靖卫团团长谢兰臻来围攻红军，以人多势众的优势把红军游击队团团围住。

    马文和詹玉莲此时心里清楚，这次是冲不出去了。马文从手指上取下一枚银戒指，一掰两半，递一半给妻子詹玉莲说：“这枚戒指见证我们的爱情，各保管一半，同时也作为将来见面的证据。”他们发誓不变心。

    就在这时，靖卫团谢兰臻团团包围了红军，詹玉莲和兵工厂另外两个女工一起，准备跳河，不做俘虏。两个都是东固人，一个叫黄米英，一个叫杨清华，临跳时，杨清华害怕，拉着詹玉莲说：“我怕跳，实在不敢，我不想死。被抓也许还有逃生的希望”于是她们放弃了跳河，被靖卫团抓住。

    靖卫团团长谢兰臻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而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战士都是兵工厂留下来的职工，战斗力不强。加上他们人多势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又来不及转移，马文和其他30多个红军都被捕了。

    他们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等待着处置，大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詹玉莲心想：不能这样去死，要想办法活着出去。

    敌团长听说抓了几个女红军,吩咐随从把她们带来提审。詹玉莲第一个带到团部的女红军，他定睛一看，哇！这么漂亮的女红军，心里顿生歹念。便说：“你长得这么漂亮，跟着共匪在外面常年奔波受苦，不如嫁给我，保你享受荣华贵贵。”

    詹玉莲愤恨地说：“呸，你做梦！”

    敌团长把枪往桌上一拍，气急败坏地说：“我枪毙了你！”

    “要杀要剐随你的便！”詹玉莲坚强地说。

    敌团长无可奈何，露出一脸奸笑：“你这么漂亮，枪毙了你，我还真有些舍不得。”

    见詹玉莲宁死不屈，敌团长暴跳如雷地对身边的随从说：“带回去关押，明天重审！”

    她又被关回到那间黑屋，马文问了受审的情况，詹玉莲一一作答。她深情地对丈夫马文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救出这里所有的同志，别无选择！”

    马文坚决反对妻子詹玉莲这种送羊进狼窝的做法，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詹玉莲说：“在这多呆一天，同志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马文含泪望着妻子，久久没有说话。

    “就算逼我做了他太太，我也不会给他生孩子，即使生了也会死掉！”詹玉莲发毒誓表达对马文的忠贞。

    马文也发誓：“今生不另娶，只等见面的那一天！”

    第二天团丁又将詹玉莲带来审问，一进门，敌团长就问：“怎么样，想好了吗？”

    她还是一言不发，双眼怒视着谢兰臻。

    “说吧，你要我怎样做，才肯做我的太太？”敌团长还是忍住气，满脸淫笑。

    她还是不理他，敌团长气急了，走到詹玉莲面前穷凶极恶地说：“你说啊，要是你不答应，我就把你们统统都枪毙。”

    她对敌团长说：“要我做你的太太，可以，但你要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快说，我答应你。”敌团长一听她这么说，心里美滋滋的。

    詹玉莲说：“你把关押的红军都放了。”

    敌团长考虑了一下，没答应。

    詹玉莲干脆说：“既然答应不了那就算了，我也不想做你太太。”敌团长连声说：“好好好，我听你的！”

    当天晚上，马文和其他30多名红军全部被救了，马文继续参加了游击队。

    不久，敌团长大摆酒宴，与詹玉莲结婚。此时詹玉莲才得知，谢兰臻原来是瑞金叶坪一带的大地主，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靖卫团团长，并娶了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谢桂运（2017年80岁了，仍健在——笔者注）。

    后来靖卫团又抓到了70多名红军，关在一个祠堂里。詹玉莲得知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一定要救出这批红军。她利用做团长的太太后的身份，在谢府自由进出。晚上她偷偷从窗囗丢了一把刀进屋里，让他们割断绳子和割开窗栏逃出去。当天晚上，大家小心翼翼地从窗口爬出，70多名红军全部脱离虎口。

    1941年，马文奉命调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与时任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主任的古大存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党内要事。

    1943年5月，詹玉莲与谢兰臻生了个儿子，取名为谢毛仔（后带回东固，10岁时夭折——笔者注）。

    1945年7月，詹玉莲与谢兰臻生了个女儿，取名为谢桂连（2017年72岁，仍健在——笔者注）。在瑞金叶坪出生，那个村子叫坪山岗（现属松坪村——笔者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安航空学校第一政委、校军政委员会书记，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碰巧又与古大存一起工作，常得到古大存的指教。

    1949年底，马文又随古大存车南下。后奉命调回北京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空军工程部政委，以后又调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

    1949年8月22日，随着省城南昌的解放，当年的红军，第四野战军432团解放赣州、于都后，一路东进，目标直指当年的红都瑞金。

    瑞金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谢兰臻作为反革命对象被人民政府枪毙了。谢家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充公，詹玉莲也被扣上了敌团长小老婆不光彩的帽子，受到了牵连。

    1950年，马文到于都银坑杨会芳家，赎出当年寄养在他家的儿子马善华，那年马善华已经15岁。马文给了杨家几十担的粮食，将儿子马善华带到了山东，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后来上了航空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当了一名军医。

    1965年，马善华与唐万连结婚，生有两儿两女，马文给孙子取名为建益建、马益成、马海燕和马南雁。

    1968年，马文考虑到詹玉莲的身体不好，让马善华转业回到东固照顾母亲，分配在原东固共大当了一名校医。

    瑞金解放时，马文就派他的姓高（她当时是马文的秘书，但与马文组合了新的家庭——笔者注））的秘书来到瑞金，还带来马文当年折断的银戒子一半来合，找到了詹玉莲。

    高秘书和詹玉莲将七岁的谢毛仔和5岁谢桂莲带回到东固，高秘书还给了些生活费，并安排詹玉莲在吉安县民政部门工作。当时她名声很响，多次安排她去南昌、北京开会。因为身体不好，都没有去。在县民政局工作时，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踏实做好本职工作，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詹玉莲得知马文早已和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高秘书结婚，并生有一子。瑞金被捕时的誓言化为乌有，她很痛心那段过往。但很快调整了心态，那都是战争带来的痛苦。

    后来因为东固的敬老院需要人才来管理，她从县民政局调到东固，当了敬老院院长，后来一直在敬老院工作。

    1961年，马文从北京调往广州，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受到冲击。詹玉莲也不例外，造反派以给敌团长做小老婆一事，说她是贪生怕死，贪图荣华富贵，是叛徒，接受批判和批斗。后来人民政府派人到瑞金调查，找到了当年被救红军，证明詹玉莲当年为了救马文和红军，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实。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后担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马文先后撰写了回忆刘少奇和陈云的文章。

    詹玉莲也时常回忆与马文在一起的日子，只可惜是过眼云烟。后来她常给朋友和女儿谢玉连讲起这件事，开玩笑说：“发毒誓很有灵的，你看我和谢兰臻增生了个儿子，带到了10岁，还是夭折了。马文与高秘书婚后虽有一儿，但也没生到孙子，这是老天对我俩的惩罚。”

    1984年4月，马文为中共五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古大存在五华》一书作《序言》。

    1983年10月，詹玉莲病重，家人打电报告知在广州工作的马文。马文得知她病重后，次日，马文和妻子高秘书赶往东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到达东固时，詹玉莲已经安葬三天了，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1983年（农历九月初十），詹玉莲在东固敬老院病逝，享年69岁。

    2004年，马文逝世于广州，享年97岁。

    自古以来，无数女性就用自己的义举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赞歌。王昭君西出塞外，“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花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李清照喊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气概；鉴湖女侠秋瑾更是抒发了“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的革命胸怀；二万五千里长征，漫漫征途，更刻下了女性坚强的名字。詹玉莲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两次解救红军100多人，牺牲了女人应有的爱情和幸福；饱尝了母子、夫妻分离的痛苦，彰显了巾帼英雄的气概。

    巾帼英雄詹玉莲舍身救红军和传奇的爱情故事，在东固、在兴国、在于都和瑞金到处被人传诵，传遍了整个红色苏区，传遍了大江南北！

抚养马善华的于都沙心乡的杨会芳

图为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马文在视察

前排为马文和现任妻子高某，后排右、中为杨会芳儿子杨先振、杨先煌

图为马文在广州时的照片  

图为马善华毕业时师生留影

图为马文和詹玉莲的儿子马善华的毕业证书

图为在部队当军医时的马善华

马善华在部队时的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