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 周年，也是新四军成立80 周年和新四军整编为解放军70 周年。

    新四军即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形势下，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抗日武装。从1937 年10 月到1947年1 月的十年间，新四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之为铁军。我们是铁军的传人，为这支英雄部队感到由衷的自豪，对学习、研究、宣传新四军的光辉历史，继承弘扬铁军精神，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新四军与八路军，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劲旅。由于所处环境和条件不同，新四军在其组建、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很鲜明的自身特点(或称之为特殊性、复杂性、艰苦性)，这是我们在学习、研究、宣传新四军中需要关注的。

    下面，从八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收获。

    一、新四军的组建

    (一)新四军的番号

    由集体作词、陈毅执笔，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开头的四句话，就讲述了这支军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北伐军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游击队，是新四军的前身，也是新四军番号的由来。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1926 年7 月，广州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共编有八个军。北伐军第四军，由李济深任军长，中共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各部均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第四军独立团，前身是中共两广区委领导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吴季严为政治指导员，连以上干部多是共产党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唯一正规军队。作为北伐先锋，叶挺带领独立团先期北上湖南，主攻醴陵，大胜汀泗桥、贺胜桥，打垮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功勋累累。

    1926 年10 月，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第四军等部攻克武昌后，武汉三镇十万人民举行庆祝大会，汉阳兵工厂赶制了一面铁盾，赠给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铁盾高一米，宽半米，堪称巨盾，居中嵌“铁军”两隶书，背镌颂诗一首：“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铁军”之称，表示第四军英勇顽强，如钢铁一般坚固。可以说，“铁军”的威名，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打出来的。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1927 年8 月1 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余部由朱德、陈毅率领，发动了湘南暴动，于1928 年4 月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 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什么叫“第四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对朱德的采访，朱德说：“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

    1937 年9 月28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布任命通报，其中第七项是“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这是第一次出现“新编第四军”的番号。这个番号是由叶挺提议的，意在继承北伐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体现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在新四军中有一个光荣的英雄团队。在这个团队身上，浓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这就是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井冈山会师后，叶挺独立团旧部编入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红军时期，改编为红二师第四团，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抢关夺隘，屡建奇功。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一营，参加了首战平型关；后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第一支队一大队，南下苏皖边区；皖南事变后，1941 年2 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涌现出“刘老庄连”。解放战争时期，该团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六团、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第三七九团，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1985 年全军整编，该团改编为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一二七师第三七九团，军旗和官兵臂章上镌刻着“铁军”标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继承者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据不完全统计，1955 年—1965 年全军授予将帅军衔的就有79 名出自这支部队，其中元帅3 人、大将2 人、上将8 人、中将18 人、少将48 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6 名军事家中，有朱德、叶挺、陈毅、林彪、粟裕、许光达、许继慎7 人出自这支部队。

    叶挺独立团和继承者，是我们新四军的光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二)新四军的成立纪念日

    10 月12 日，是新四军的成立纪念日，但不是新四军开始组建或者完成组建的日期。就像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 年7 月23 日而并不是7 月1 日召开的。

    1938 年10 月2 日，新四军举办了纪念成立一周年的活动。中共中央也给新四军发了祝贺成立一周年的电报。但是，从第二年起，新四军把成立纪念日改成了10 月12 日。1939 年10 月12 日，项英在《抗敌报》发表了题为《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文章。1940 年10 月12 日，叶挺在《抗敌》杂志第2 卷第5 期发表了《纪念新四军成立的三周年》一文。为什么改了成立纪念日?1986 年，当年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说:把纪念日从10 月2 日改为10 月12日，新四军领导人是经过讨论的，但是为什么改，现在想不起来了。

    有关新四军组建，有几个日期：1937 年9 月28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布任命通报，其中第七项是“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1 月3 日，叶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编组新四军的意见。11 月7 日，项英到延安，与叶挺商讨编组新四军的方案。11 月12日，叶挺到武汉，13 日以新四军军长名义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12 月初，叶挺在汉口设立新四军筹备处。12 月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至于各支队到皖南、皖中集结，已是1938 年4 月了。总之，没有10 月12 日成立新四军的依据。

    所谓“1937 年10 月12 日国共两党中央达成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文字协议，也没有这样的口头协议。国共两党中央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时间很长，分歧很多，是一步一步地互相妥协的。国民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事先就没有与共产党商量。直到叶挺到了延安，中共中央才承认这项任命。共产党提名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国民党也迟迟不肯同意，后来是实际上承认，并未正式任命。

    从共产党方面来看，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也有一个认识和决策的过程。1937 年10月8 日，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南方红军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似以集合编成一个军为好”。这是共产党方面第一次提出编成一个军的设想。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基于争取保留在南方的战略支点的考虑，不主张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10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指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方针，认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10 月2 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再次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10 月3 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一直到了10 月18 日，在经过多日慎重考虑后，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同意你们齐午电。”即10 月8 日的电报。这个过程也说明，“1937 年10 月12 日国共两党中央达成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是不可能的。

    1937 年10 月12 日发生的事情，有一件值得研究。10 月6 日，蒋介石给有关各省发了个电报，通知高敬亭部、傅秋涛部、项英部、刘英部、张鼎丞部“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于10 月12 日向各专区各县转发了这个电报。项英、陈毅当时在赣州、南昌谈判并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完全可能看到熊式辉转发的电报，并且把这个日子看作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开始，后来又把这个日子作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当然，这也只是专家的分析判断。

    (三)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新四军军部1937 年12 月25 日成立于汉口大和街26 号（现汉口胜利街332—352 号）。以前的很多年里，一直延续着“新四军军部1938 年1 月6 日成立于南昌三眼井”的说法。后来，编撰新四军史书的同志访问老同志和查阅史料，发现在汉口时，叶挺、项英已就编组新四军特别是成立军部做了许多工作。1937 年12 月25 日召开的干部会议，参加者多达五十余人，既有游击区来的，又有延安来的，还有叶挺动员来的，军部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到了，应该是军部已经成立了。但是档案里找不到文字根据。后来找到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1938 年1 月28 日和29 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登有《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廿六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这是一则广告，但是极具文献价值，证明了在汉口时已称新四军军部。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史书，都采用了“新四军军部1937 年12 月25 日成立于汉口”这个表述。

    (四)新四军的整编

    1938 年2 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长江以南的部队，分头并进，兼程前往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长江以北的部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整编。4月5 日，新四军军部从南昌移驻到岩寺，领导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的整编训练。因此，岩寺被称为“新四军的集结地、成军地、出征地”。同期，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䃥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

    鲜为人知的一个重要史实是，1938 年2 月下旬至4 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东南分局的部署，江南新四军各支队开往岩寺集中的先期，在皖浙边（离岩寺不到200千米）的浙西开化集中并进行整编和教育，基本完成了以支队为单位的组编和各支队团、营的构建，以完整的军事组织去岩寺集中点验，体现了我党坚持武装力量的独立性，为新四军的成军作了组织、政治、军事、军需等诸方面的准备。

    二、新四军的组成

    新四军是一支海纳百川的抗战铁军。

    (一)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是组成新四军的基础和骨干力量

    红军主力长征后，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全面抗战爆发后，除琼崖地区外，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成为了组成新四军的基础和骨干力量。

    (二)八路军干部的调入和八路军南下部队是新四军组成和壮大的重要力量

    早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中共中央就派了许多八路军的干部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赖传珠、李一氓，四个支队的五位政治部主任刘炎、王集成、胡荣、萧望东、戴季英，都是从陕北派来的。许多团、营、连干部后来成为新四军的著名将领。我们熟悉的王必成，刚来时任第二团参谋长，不久就任团长，带出了著名的“老虎团”。还有张道庸(陶勇)，起初任第一支队副参谋长，不久就任第四团团长，带出了又一个“老虎团”。来自八路军的干部和来自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干部，在新四军这个战斗集体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成长。

    1940 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先后有四支部队越陇海铁路南下，与新四军共同发展华中。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以后，四支八路军南下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后为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部和第八旅、第十旅。彭明治率领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七旅。韦国清率领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成为新四军第九旅的一部分。梁兴初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

    (三)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的抗日武装使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江苏省委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人数虽然不多，但对新四军在苏南敌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叶飞率领第六团东进，就使用了这个番号，才能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又如豫东特委组建的西华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总队。

    彭雪枫1938 年9 月30 日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时，加上随行干部，只有373 人。到1941 年2 月发展成新四军第四师，已有1.5 万人，主要是接纳了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李先念1939 年1 月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镇出发时，只有140 余人。到1941年4 月发展为新四军第五师，已有1.4 万人，主要也是接纳了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是由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在伪军中控制的一部分力量，于1941 年5 月至9 月间，分七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起来的。七批南渡的部队加起来才900 余人，后来发展到1945 年北撤时的1.5 万人，也是编入了浙东地方党组建的抗日武装。

    华中沦陷区的城市地下党组织，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环境里，宣传和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输送了大批有志于抗日救国的知识分子、文化骨干和热血青年，进入新四军的行列。

    (四)一些原由共产党员组建或者掌握的武装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

    共产党员管文蔚出狱回到家乡，于1938 年2 月组建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这支抗日武装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是发展苏南、苏中的重要力量。对此，跟随陈毅同志到苏南的谢云晖同志回忆道：“新四军初到苏南时，人生地不熟，力量也非常薄弱——总共才有两个团的兵力，且仅仅局限于茅山一隅，无政权、无财权、也无兵源，要想周旋十倍于我们的敌伪顽之间，困难是非常大的。但是，管文蔚却将他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以及方圆数百里的抗日游击区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新四军，这无疑使我们如虎添翼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在江南站稳脚跟，并继续向江北发展是极大的支持！” 1954 年，陈毅同志在南京的一个干部大会上说：“我当时又不是什么有名气的人物，可是管文蔚却把他拉起来的几千人马的队伍全部交给了我，这就是一心为了党的事业嘛！”

    1940 年6 月，在郭村保卫战的紧急时刻，时任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部支队长的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领组建和掌握的部队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时任李明扬部大队长的共产党员王澄也率部起义，使战场形势迅速发生了有利于新四军的变化，并且壮大了新四军挺进纵队。

    (五)还有一些爱国人士组建的抗日武装陆续编入新四军

    这些爱国人士，有的是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区长、乡长、局长和军官，有的是医生、教师、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如，河南永城县县长鲁雨亭组建的湖西人民义勇军第二支队，后来成了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河南信阳县县长李德纯(朱毅)在和李先念作了终夜长谈后，就将他组建的2000 余人枪的信阳挺进队交给了李先念指挥。这些爱国人士出身各异，经历不同，都能率部编入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坚决抗日，对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新四军的兵员成份也有其特点。因为所处的地域，更由于共产党的感召，汇聚到新四军中的有“五多”： 知识分子多，青年女性多，海外侨胞多，留学归来的多，来自大中城市的多。他们中的很多人舍弃了富足的生活，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精忠报国，为新四军的组成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有的贡献。

    三、新四军的征战历程

    1938 年5 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对全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作出精准判断和科学预言。他指出，抗日战争作为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也就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新四军的征战历程，前伸至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延至解放战争，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似可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战略转变时期(1937 一1938.4)

    八路军是国共两党中央谈判达成协议后，中共中央一声令下，由红军主力改编。新四军的改编要复杂得多，经历了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分别改编、再次改编这样一个过程。既有国共两党中央、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复杂的谈判，还有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和艰苦细致的教育。与国民党蒋介石血战十年，又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游击队，要实现由“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谈何容易！

    在国共两党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进行谈判时，共产党就提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南方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他们实行“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北方与红军主力讲和，在南方继续“清剿”分散的红军游击队。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有十三个在1937 年4 月至11 月期间，与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了谈判，在达成协议后改编为番号各不相同的抗日武装，有的叫抗日义勇军，有的叫独立大队，有的叫保安大队，有的叫抗日游击总队。后来才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再次改编为新四军。如，1938 年2 月，在陈毅直接领导下，皖浙赣边的红军游击队于江西浮梁瑶里改编时，称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于1938 年4 月在皖南岩寺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从1937 年4 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首先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开始谈判，到新四军军部成立，再到1938 年4 月南方红军游击队分批到皖南、皖中集结组成新四军，历时整整一年。这个战略转变时期，为组建新四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首先是思想基础。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内战，牺牲了那么多战友和亲人，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适应不了。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血洗苏区，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仅福建苏区就有2564 个村庄、43 万余间房屋被毁，86319 个农户被灭绝，200 多万亩耕地荒废，35 万多民众被杀害或被迫流亡致死，许许多多妇女儿童被像牲口一样贩卖。还有一个统计数据：江西省1933 年1930 万人，到1936 年居然只有1370 万人，除去正常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人数，被屠杀的高达百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红军游击队，真是难以相信还能与有着血海深仇的国民党合作？敌人的阴险狡诈，叛徒的变节出卖，也使红军游击队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在这个时期，为了教育引导各地红军游击队认清新的形势，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下山接受改编，党组织和领导同志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一部《陈毅出山》的电影，讲述了陈毅到湘赣边联系谭余保、段焕竞、刘培善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动员他们下山改编，被疑为“叛徒”而险遭误杀的事情。原南京军区副司令段焕竞在回忆录《武功儿女翻江海》中，对这段历史有着详尽而真实的记载。而在赣东北，就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悲剧。杨文翰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因为多年困居山上，对形势的变化全无了解，四次将上级派去动员他们下山的8 位同志当作“叛徒”误杀，其中包括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他们一直在山上坚持到1943 年3 月，才完全失败。

    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少数人经不起相对稳定环境考验而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如，第一支队第二团就有三位营连干部请假不归。他们在严酷的三年游击战争和长征中，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在战略转变的关头，迷失方向，大浪淘沙，结束了作为革命同路人的行程。对此，党组织和领导同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提高觉悟，巩固部队。

    在这个时期，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大多经历了谈谈打打的艰难过程。国民党方面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未能取得的成果，将谈判称作“招抚”“收编”，实行“剿抚并举”的方针，甚至谈着谈着突然宣布“停抚进剿”。好容易达成了协议，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了，他们还想乘机予以消灭。游击队被缴械的“漳浦事件”和领导人被杀害的“泉州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红军游击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斗争，懂得了既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的腐蚀和摩擦保持高度警惕。这种认识，这种觉悟，对后来新四军应对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组织基础。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不得不采取以保存力量为主的方针，分散隐蔽于崇山峻岭。例如，闽北红军游击队虽然保留了红军闽北独立师的番号，实际上已分成六个纵队各自为战。到了1937 年6 月，又进一步分散以排为单位活动。又如浙南红军游击队，最后的番号为闽浙边临时省军区，但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刘英已失去联系。刘英领导的武装分散在瑞安、平阳、泰顺、青田、丽水、永嘉等县。粟裕领导的武装在松阳、遂昌两县。经过谈判，红军游击队有了合法地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分散的小分队集结整编，后来才能按连、营、团的建制整齐地编入新四军。

    其二，经过三年苦战，红军游击队保存下来的人数已经不多。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们立即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参军抗日，编入新四军时实力都有很大增加。例如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时，仅有300 余人。经过两个月的整训和扩军，编入新四军时已有700 余人。又如皖浙赣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时，计300 余人。取得合法地位后，他们迅速扩军，十天就增加200 余人，为新四军提供了一个营。

    经历了第一个战略转变时期，确立和坚持了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八省健儿汇成了一道抗日的铁流，奔向了扬子江头、淮河之滨，走上了深入敌后、歼灭敌寇的战场。

    (二)战略展开阶段(1938.4 一1940)

    这一阶段，是在战略防御的背景下，新四军迎敌而上，向华中敌后进军，实行战略展开。1937 年8 月日军向华中大举进攻，12 月13 日攻陷南京。到1938 年年初，华中大片国土沦陷。此时新四军完成集结整训之后，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两个“五四指示”精神，迎着国民党的溃军，向着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域部署战略展开。新四军各支队挺进敌后，在江北江南取得首战蒋家河口(1938 年5 月12 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歼日军第六师团板井支队巢县守备队20 余人)和韦岗伏击战(1938 年6 月17 日，新四军先遣支队歼日军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20 余人)胜利后，一系列战斗捷报传来。第三支队留在皖南，配合友军作战并拱卫军部，取得了“五保繁昌”的胜利。新四军在华中的抗日作战行动全面展开，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华中和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新四军在短短两年时间即发展到近5 万人，成功地在大江南北、淮河两侧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打开华中抗战的局面。

    1940 年10 月10 日，黄桥战役胜利后，新四军北上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陈毅写下“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的豪迈诗句。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宣告成立。就这样，新四军在正面战场总体失利不断退却的形势下迎敌而上，向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

    (三)战略坚持阶段(1941 一1943)

    这一阶段，是新四军面对日、伪、顽的夹击围攻，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1941 年年初，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方面宣布新四军“叛变”，撤销其正规军番号，充分暴露出背弃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反动立场，遭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抗战民族大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予以愤怒声讨，严正反击。中央宣布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失去在国民政府军队系列的合法地位，但却成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指挥、名正言顺的人民抗日武装。战斗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总人数达到空前的9 万余人，在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征程。

    新四军处在日、伪、顽三方夹击的严酷环境下，坚持对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作战，在敌我相持的背景下经受残酷的战争考验。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采取以拉为主的诱降手段，同时更加重视收编利用伪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方略。华中日军一半以上对付新四军，伪军则全部用于对新四军作战。日伪军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在江南和苏中则进行所谓“清乡”。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积极地与新四军制造摩擦冲突，对新四军的进犯袭击时有发生。新四军不得不在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下苦斗血战，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成了军事斗争中的常态。一时间，根据地受困缩小，苏南东路、豫皖苏边区大部丧失，苏中、盐阜、淮海等根据地也日益被分割和压缩。华中敌后抗战的斗争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

    新四军全面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建军工作方针，除坚持并加强对日、伪、顽的军事斗争之外，在根据地建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进展。遵照党中央指示，全军开始整风运动，深入学习理解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正确路线方针，提高革命化党军建设的觉悟，并不断在斗争的艰苦实践中壮大自己。到1943 年底，新四军发展到主力12 万余人、地方武装3 万7 千余人，成为在华中敌后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