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新四军的反顽

    新四军把国民党军称作友军，即共同抗日的友军。但友军往往并不友好，有机会就对新四军发动进攻。对于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当然不能再称友军了。当年国民党中既有主张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民主派，也有反共亲日的顽固派。凡是来犯的国民党军，只能归入顽固派，称之为顽军。新四军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简称反顽。

    抗日战争中为什么会有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事？新四军的反顽与抗日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们了解新四军、研究新四军、宣传新四军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依然存在，是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的根源

    人们可能会问：新四军挺进敌后，打的是日本侵略军；新四军创建抗日根据地，是从日军占领下收复国土；这样的事情，国民党为什么要反对呢？早在1937 年5 月3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和消灭。”1937 年8 月，毛泽东又在《矛盾论》中指出:“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

    在日军大举入侵，民族矛盾尖锐，国民党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国民党内，那种敌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依然存在。1937 年7 月，即全国抗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当局就在庐山训练团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五分之二。”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的局面，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的斗争和压迫，也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

    (二)主次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转化，是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进攻的诱因

    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系。但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里，阶级矛盾地位上升，形成尖锐的冲突。

    新四军一心一意抗日，前期打的全部是日军，也曾与国民党军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好景不长，从1939 年起，摩擦增多，并逐步发展到屡遭攻击，迫不得已反顽。

    为什么会从联手抗日变为同胞相残?这段时间，抗日战争的形势，日军、国民党的方针发生了什么变化?

    1938 年10 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的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为战略持久，由战略进攻改为固守占领区，由以打击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为主改为以对付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为主，并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正面战场压力减轻，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同时出于惧怕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发展，国民党反共顽症立即复发。1939 年，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相继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公然通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竟将合作抗日的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称为“异党异军”。在华中，开始对新四军发动进攻。

    (三)华中地区的特殊地位，使新四军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的主要对象

    华中地区是国民党战前的腹心之地，力图恢复统治的发迹地，也是与共产党的必争之地，他们一直紧盯着这个地区的斗争动向。当年还是美国记者的爱泼斯坦在皖南事变后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国民党并不担心日军占领江南，因为抗战胜利了，江南就收复了；国民党最担心的是新四军在江南的巩固与发展，皖南事变就是他们为控制江南预作准备。

    新四军进入敌后比八路军稍迟。国民党接受华北的教训，在华中的苏南、苏北、皖西、淮北、豫南、鄂北，都留下了部队，环绕在新四军的周围。陈毅同志说过，当时新四军在苏北，论实力是处于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实力派之后的“老四”。因此，新四军自始至终处于日、伪、顽三面夹击的处境，许多事情都与这种复杂处境有关。

    (四)新四军被迫反顽，反顽才能抗日

    新四军组建后，处境异常艰难，这种艰难，既来自踞守华中的日伪军，又来自处处掣肘的国民党顽固派。1940 年10 月12 日，叶挺军长在《纪念新四军成立的三周年》一文中指出：“大家知道这三年当中，别扭、误会、摩擦是不断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来烦扰我们。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是在军需上克制我们。我们却不把这些放在心头，大家只有一个志愿:打日本，救中国，即是抗战和建国，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这五个“不”，鲜明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嘴脸；而一个“志愿”，则表达了新四军相忍为国、光明磊落的民族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进入敌人后方作战，必须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才能有兵源的补充，才能有粮秣的供应，才能让部队在两次战斗之间略事休整，才能使伤病员得到治疗，才能将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新四军前出的地区，都是要与日军交战的地区。当时，周恩来给新四军明确了敌后发展三原则:一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方向发展；二是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是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

    但是国民党顽军不容新四军有立足之地，必欲除之而后快。新四军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能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顽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

    新四军最早的反顽战斗，发生于1940 年3 月。

    3 月4 日，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纠集6000 余人，分三路进攻皖东定远县城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并密谋与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部队实施东西对进。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再呼吁团结抗日，协商谈判，建议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但李品仙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进逼。局势危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迫不得已，先在津浦铁路以西实行反击，阻止顽军东进。又调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西援，江北游击纵队北进，合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3 月21 日，韩德勤指挥1 万余人，趁着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赴津浦铁路以西作战，分多路向第5 支队驻地来安县半塔集地区进攻。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兵力虽少，沉着应战，固守阵地。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第七团立即向东增援。驻江都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一部也火速西援。激战至29 日，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

    定远战斗和半塔集战斗这两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顽军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阴谋，使新四军在皖东站住了脚，创建了横贯津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后来扩大为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0 年9 月，韩德勤不顾新四军“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呼吁，企图以优势兵力消灭驻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9 月30 日，在新四军顾全合作抗日大局，撤离姜堰的同时，韩德勤以三四万大军向7000 新四军发动进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应战，依靠高明的指挥和英勇的战斗，依靠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依靠人民的支援，在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战略策应下，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取得自卫反击的大胜。黄桥战役的胜利，为创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的反顽，并不是每次都能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41 年1 月，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这场史称皖南事变的惨剧中，新四军9000 余人只有1000 余人分头突出重围。皖南的硝烟未灭，国民党军又向新四军第四师大举进攻。战斗历时三个多月，第四师终因兵力过于悬殊，伤亡失踪4000 余人，不得不撤离豫皖苏边根据地，转移到皖东北。

    纵观这些战役战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顽固派亡新四军之心不死。他们要消灭淮南的新四军，才有了定远战斗和半塔集战斗；他们要消灭苏北的新四军，才有了郭村战斗和黄桥战役；他们要消灭皖南的新四军，才有了皖南事变；他们要消灭淮北的新四军，才有了豫皖苏边区的血战。正如毛泽东所说，景阳岗的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你同它斗，它要吃人，你不同它斗，它也要吃人。面对吃人的老虎，难道不能自卫反击，只能坐以待毙、任其宰割？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总结新四军的反顽，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抗日必须反顽，反顽才能抗日。新四军如不坚决反顽，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生存都成了问题，何谈抗日！

    (五)反顽为了抗日，只有坚决反顽，才能制止分裂投降危险，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反顽，既是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的需要，更是制止分裂投降的危险、维护团结抗日大局的需要。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投降主义的逆流。公开的汪精卫们投降当了汉奸，隐藏的汪精卫们正在准备投降。他们要投降，就要分裂抗日阵营，攻击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中国共产党。只有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坚决予以反击，才能团结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才能够使反共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才能坚持抗日到底。

    中共中央1940 年5 月给东南局的电报，即毛泽东起草的第二个“五四指示”指出：“在国民党反革命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八个月以后的皖南事变，证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完全正确。

    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使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临完全破裂。中外震惊，全民共愤，但却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赞许和默契配合。事变以前，日军就停止了对皖南的“扫荡”，让顽军无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围歼新四军北移部队。事变之后，日军又配合顽军，夹击新四军突围部队。《朝日新闻》1941 年1 月16 日南京专电报道：“经过诸多艰难脱出包围的新四军分成两路，一路从荻港附近渡长江而向江北，一路从宣城经郎溪潜入金坛、句容地区。对此，我斋藤、伊藤、野田、铃田等各部队在绥靖军的协力下，从15 日起正彻底予以扫荡。”《朝日新闻》1 月24 日上海专电又报道：“遭到四分五裂厄运的新四军残部，不得已从江南地区北上。对此，我皇军部队以截击态度正在开展激烈的歼灭战。新四军遭我方与中央军的夹击，处于被歼灭的最后关头。”

    从日汪合流到日蒋合流，已经呼之欲出。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八路军，进行了政治上的猛烈反攻和军事上的坚决自卫。周恩来在重庆揭露和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提出惩办事变祸首等十二条善后办法。国民党当局撤销新四军番号，新四军针锋相对，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盐城重建军部，并将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整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反顽战斗。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义立场和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蠃得了人心，得到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声援，英美苏各盟国也明确表达了反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收敛反共调门，停止分裂行动，诡称皖南事变纯属“整饬军纪”，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

    新四军捉放韩德勤，也是以斗争维护共同抗日大局的一个实例。当年苏北有首流行的儿歌：“天上有颗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被人民比作扫帚星的韩德勤，称得上反共顽固派的代表。新四军的一些反顽战斗，例如半塔集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程道口战役，对手都是韩德勤。1943 年3 月，韩德勤又侵犯新四军淮海根据地、淮北根据地，并与正在“扫荡”盐阜地区的日伪军呼应，形成对新四军的夹击。新四军一再呼吁韩德勤以抗日大局为重，返回原防。韩德勤置之不理。新四军第四师在第二师第五旅、第三师第七旅配合下，于3 月18 日发起反击，全歼侵占山子头地区顽军，俘韩德勤以下1000 余人。这次战役，新四军把韩德勤打垮了，打怕了，打服了。韩德勤一再要求新四军为他掩饰战败被俘的情节。陈毅考虑到让韩德勤留在苏北，比换个人来对抗日大局有利，同意为他保密。韩德勤表示今后愿与新四军保持友好关系，停止摩擦，共同抗日。新四军于4 月1 日释放韩德勤，并发还部分人枪。此举，有效地打压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维护了一致对外、合作抗日的大局。

    七、新四军的精神

    新四军的精神，即铁军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新四军万千将士用热血和生命凝结的伟大精神；铁军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党我军红色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既一脉同源，又独具特色；铁军精神，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历久弥新，永放光芒。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创造伟大的时代。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学习和传承铁军精神，使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对铁军精神，有着内涵相近而表述不同的解读和概括。如，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意志，铁的作风。又如，跟党举旗的坚定信念，英勇果敢的钢铁意志，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众志成城的赤诚团结，步调一致的自觉纪律。2015 年5月，陈昊苏会长在《论铁军》一文中说：“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们经过讨论，认为可以用以下16 个字来表述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听党指挥，热爱人民，精忠报国，奋斗牺牲。”他指出：“这16 个字实际上是两个层次，一是对党、人民、国家的忠诚品格，二是投入作战时的战斗作风、牺牲精神。”2015 年12 月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后来，解放军把“四铁”作为了领率机关和部队建设的标尺。2017 年2 月20 日，“中国军网”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四军的“铁”体现在哪里》的文章，阐述了新四军与“四铁”的关系。我体会，“四铁”是铁军精神在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

    学习、宣传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弘扬、传承铁军精神，核心就是要继承新四军将士对党、人民、国家的忠诚品格和牺牲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新四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在大革命时期，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第四军“光荣北伐武昌城下”，打倒列强除军阀；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四军“孤军奋斗罗霄山上”，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驱逐日寇于国土之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而成的解放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消灭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使人民群众开天辟地第一次享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传承着新四军血脉的部队，在捍卫国家主权、支援地方建设、抵御自然灾害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新四军的精神，就是一种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在国家危急、民族危亡、人民危难之际，正是千千万万新四军将士毁家纾难，背井离乡，投笔从戎，舍身取义，无私奉献了他们的青春、爱情、热血乃至生命，才换来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完全彻底为人民，就是共产党、人民军队永远不忘的初心。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甘于奉献、热爱人民、精忠报国的不懈努力，这是一种高尚价值观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厚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当今弥散于世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低级趣味的价值观，是妨害民族、妨害国家的腐蚀剂、负能量，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我们要宣传和弘扬催人向上的铁军精神，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激发和增添正能量。

    八、新四军的研究

    2015 年7 月，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抗战研究，包括对新四军的研究。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敌对势力使用的一项釜底抽薪的“法宝”，就是极力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否定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从根本上搞垮我们信仰、信念、信心的基础。当前，应当特别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抗战研究，对新四军研究的冲击和影响。有的否定新四军的历史功绩，有的否认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退让和对共产党、新四军限制摩擦的行径，更多地是，打着“揭秘”“披露真相”的旗号，利用历史敏感问题，把历史研究“碎片化”，否定整个历史的真实性，对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丑化共产党领导人和新四军将士，美化国民党顽固派，甚至为汉奸走狗诡辩。

    就拿皖南事变来说，当年国民党动用掌握的舆论工具大肆造谣诽谤，都没有骗得了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就连皖南事变的刽子手头领、指挥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官云相都心生忏悔。1942 年春国民党军事当局召开参谋长会议，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准备汇报材料时，将皖南事变作为成功的战例列入。上官云相断然否定：“不要列入！不要在会上报告！”又对参谋长陈以忠说：“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上桌面的事。”上官云相晚年隐居于台湾省高雄市，深居简出，皈依佛教，改名古穆和尚。这种结局，很可能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自责。

    然而，时至今日，却出现一些奇谈怪论，罔顾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血案的基本事实，竭力为国民党脸上涂脂抹粉，往共产党领导人和新四军将士身上泼污抹黑。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究意想干什么？

    研究抗战，研究新四军，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面对同样的史料、同样的事实，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应当坚持的立场，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是衡量是非曲直的基本尺度和最高标准；我们应当坚持的观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认识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应当坚持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对史料要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思辨，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和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不能因为树木而毁掉森林。结论应该来自基本事实，而不是个别事实。从个别事实中推导出的结论，是非常不可靠的，只会把人们的思维引入歧途。

    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历史，正确地研究和认识现今，正确地研究和认识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还原历史，以正视听，固本清源，据史论理，用详尽的史实和正确的结论告示世人，打赢捍卫历史真实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伟大的铁军将士，永垂青史！

    伟大的铁军精神，永放光芒！

    说明：本文引用了《新四军·图片》（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12 月第一版）、《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 年6 月第一版）、《新四军组织沿革》（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9 月南京第一次印刷）、《新四军在华中》（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北京第一版）、《铁军精神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年6 月北京第一版）等专著，特别是丁星同志《关于新四军研究的几个问题》（《铁流》第25 集，解放军出版社，2013 年8 月第一版）、《论新四军的特殊性》（《铁流》第27 集，解放军出版社，2014 年8 月第一版）、《论新四军的抗日和反顽》（《铁流》第28 集，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6 月第一版）和陈昊苏会长《论铁军》（《铁流》第32 集，解放军出版社，2016 年10 月第一版）中的论述，谨致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