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松鹤生前照片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暨逝世10周年纪念年。父亲离开我们10年了，生前常与他争吵，最近倒有些想念他了。

    父亲秦松鹤，字在林，生于1917年农历四月初六。出生地大概是在今天的莲花社区中山北路附近。五岁时，我的祖父就病逝了。祖母终身未嫁，祖母与我父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祖母的希望就在父亲一人身上。父亲读书发奋，读了私塾又读官学。有个私学先生向我祖母建议，说：“要出人头地，必须要到成都去读书”。我父亲也欣然同意。

    于是，父亲到成都去求学。1937年他考入成都石室联中高13班，同期入校的灌县籍同学有三位：刘襄遵（后川大毕业，在灌中任语文教师）、王钰林（后川大毕业在灌中任数学教师，人称“王几何”）、易云秋（后川大研究生毕业留校，随导师研究训诂学）。他们四位灌县籍同学同住一寝室。

    生前，父亲常给我讲，他们四人里面要数王钰林的成绩最好，他科科优秀，连体育成绩也拔尖，还是学校篮球代表队队员，令父亲佩服不已。以后，他们石室联中的这一届同学虽然各奔东西，但解放后还常有书信来往。改革开放后，每年正月初七都要在成都百花潭公园开一次同学会，无论多远的都要赶去，甚至连定居台湾的同学都要准时赴约。

    1940，父亲高中年毕业，同寝室的那三位同学都考入川大继续深造。父亲则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第18期）学习。我曾问过父亲：“别人都考入川大学习，你自己为啥偏要去考黄埔军校，还读出‘祸事’来了呢？”

    父亲回答我说，原因是自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很深，认为国难当头，大丈夫理当修身、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唯有报考黄埔，弃笔从戎，方能施展抱负。

    1943年黄埔第18期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国民党32军（商震任军长）139师（孙定超任师长）任少尉排长，立即上抗日前线，参加了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随后，部队驻防在湖南新化一带，担负第二次长沙保卫战后卫，支援保卫长沙的后续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后，同年12月转到国民党95军126师376旅3营任中尉连副。

    从军入伍后，父亲有些失望。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里面上上下下走私贩私、买卖鸦片、倒卖军械、官商勾结成风，还美其名曰“自筹军费”。父亲说，那时军费不足是事实，他们几个月没钱发军饷是常事，但军官们借军费不足大肆捞钱才是真。所以，父亲后来常对我说，国民党垮台是早迟的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所在的部队驻防成都时，一个双流籍的高中同学叫魏守狱，也是川大毕业生，逃婚到成都。魏守狱认为我父亲在部队当官有钱，来借钱准备到台湾谋生。父亲只好悄悄典当一条军用毛毯资助他到了台湾。后来这个同学在台北大学当教授，改革开放后，他四处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每年都要从台湾邮寄一笔钱来表示谢意，一直到父亲去世。

    1947年内战爆发后，同年冬天因眼病回家，直至解放。1950年，父亲被安排到灌县太平街小学任教，母亲分配在聚源小学教书。父亲三年后却自动离职，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前途还是要读书，要重新报考一所大学，继续深造。现在看来他那时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父亲后来也这样认为脱离了教育岗位，破灭了读书的梦想。全家人要吃饭，怎么办？必须面对现实。于是他推鸡公车运蔬菜，帮碳行记帐，清运街道垃圾、到农村去代课等等，总之，凡是能挣钱的活，父亲都干。1960年5月，祖母去世后，父亲在太平横街的走马桥头租了一间七、八平米的铺面，靠专门代写书信为生。

    在此期间，与父亲来往最密切的是他的老朋友李启明。父亲说，李老师天资聪明，博学多才，尤其擅长书法，早年在成都学徒，还跟老板一起外出办事，坐过飞机，到过广州、上海。李老师后来在灌县纺织厂上班，家住龙潭湾，经常下班路过都要来与父亲谈论诗文，切磋书法。

    令人感动的是，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的腊月二十五到腊月三十夜，李启明老师都要督促父亲摆摊写春联，挣钱好过年。他与父亲挥毫泼墨，轮番上阵，深受过往群众欢迎。那年月，写春联还算生意不错，几天下来一算账，不管挣多少钱，李老师总是分文不要，还说，你们困难，我来帮一点忙应该。这样，一直持续到1964年我父亲到砂石厂去上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