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在延安的窑洞中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阶段和召开过程，少不了文艺工作者的参与，萧军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

    追溯这段感人的历史，能够使人们从中汲取营养，推进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1938年3月18日，萧军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泽东。通过这次会面，他纠正了自己先前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萧军回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毛泽东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泽东相比，伟大的是毛泽东，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有着崇高的理想，对战胜暂时强大的敌人充满信心和革命乐观精神。萧军对这支队伍的印象十分深刻，使他更加积极投身到这支队伍中来，更加关心它的发展与壮大。

    “你这个建议很好”

    萧军几经周折，于1940年6月底第二次到达延安，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起初，一切都比较顺利，大家都知道他是《八月的乡村》作者、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鲁迅先生的学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也很器重。不久，萧军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1941年初，又选为该协会主席。但他渐渐觉得延安的文风有些不正，开展工作也不太顺利。于是，他决定向毛泽东反映，谈谈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说他不想再担任什么“文抗协会”的领导工作了，打算回到重庆与敌人面对面地斗争才痛快。毛泽东听后感到很惊讶———是什么原因促使萧军这样呢？便问他有什么意见，希望他能坦率地、无所顾虑地说出来。

    萧军见毛泽东态度非常热情诚恳，便直言不讳地谈了他所见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势力与行帮作风，他们对人不够善意友爱，矛盾得不到解决，影响了团结，对革命事业不利。

    由于萧军当过兵、当过教官，懂得军队打仗一定要有纪律。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受到的教育也各不相同，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于是，他便问毛泽东：“咱们党有文艺政策吗？”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呐！”萧军马上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强调：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要拿起枪，同时还要拿起笔。“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使得艺术的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毛泽东对延安文艺队伍中的许多争论问题早有了解，也曾找过一些文艺工作者调查研究，对此已有了思考，只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周密的对策。恰在此时，萧军旗帜鲜明地向毛泽东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非常高兴，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经过毛泽东的恳切挽留，萧军决定不走了。回到住所后，他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开始筹备工作。

    1941年8月28日，萧军又去毛泽东处，想了解一下对制定文艺政策有什么具体要求，毛泽东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整顿党的作风的一些想法，并听取了萧军的意见。

    最后，毛泽东对文艺座谈会的开法和整顿作风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毛泽东说：“由大家提出讨论，而后再决定。”并告诉萧军“延安的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做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这对于整个中国革命前途关系是很大的。”“我们要内外夹击里应外合来消灭这些：‘本位主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商量一个重要问题”

    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将他陆续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泽东寄去，也常到毛泽东那里去面谈，或写信反映关于召开文艺座谈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1942年4月4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四日

    当天下午，毛泽东又约萧军到他住处面谈。毛泽东谈到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时期，曾受过11次处分并能正确对待的故事，以此启发他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萧军深受感动，回家以后连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经过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刊登在4月8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萧军虽然很积极热心地为毛泽东收集、提供了很多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材料，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和冲突，弄得不愉快，怕影响了会议。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采风和搞调查研究，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1942年4月7日复信：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毛泽东在信中要萧军“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文艺座谈会的一些重大问题。

    据萧军夫人的王德芬回忆：4月7日上午，萧军收到毛泽东的信，下午便去毛泽东住的新窑洞，连续谈了一周，集中谈了两天。主要是会议的开法、程序、方式、内容等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上的三个问题：1.内容与形式。2.作家的态度。3.作家与一般人的关系。再就是新杂文问题。“先个别交换意见，开小座谈会，统一认识后，再开总座谈会”等许多问题。一直谈到吃晚饭。毛泽东请萧军喝了酒。萧军酒后更加放胆，谈了他来延安两年多的感受。他要学鲁迅写新杂文，批评“本位主义”、消除各部门的隔阂。要批评那些“借了同志们底血把自己伟大起来的人……”毛泽东劝他“这怕太刺伤了那些曾经这样做过的人”，接着还说“多描写群众，少描写领袖个人”。萧军说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感情更接近些，更朋友化些”。

    他从内心上感谢毛泽东并接受了他的劝告。

    谈话中断了2至3天，毛泽东觉得有些问题还需要再讨论与研究。于是4月13日又给萧军写信：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此时，萧军整日为毛泽东准备发言的材料，正在阅读罗丹的《美术论》，撰写《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一文，并把《文艺月报》订成本送给毛泽东，为将来座谈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