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和

犁园口烈士纪念碑

    1936年10月，红三十军执行中央军委战略部署，为打通国际通道，接受苏联物资援助，被编入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进行了艰难征战。在西征中，廖永和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与许多西路军战士一样，用自己苦难经历见证了这段悲壮的历史。1937年3月5日，廖永和西路军受到重创，由倪家营子突围进入祁连山。3月14日，他所在的部队编为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领下打游击。廖永和因在支援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在转移中掉队，开始了飘泊草地12年的艰难岁月。

    难友相逢又落难

    部队就是战士的家，离开部队，犹如离开了爹娘。面对风雪弥漫、荒无人烟的祁连群山，廖永和心潮起伏，思绪联翩。

    廖永和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关庙乡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给地主放羊，受尽了压迫与剥削。1929年5月6日，金寨地区爆发立夏节起义，犹如一声春雷，大别山革命如雨后春笋。1931年，廖永和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一名红军干部。在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他懂得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部队的阶级友爱给了他温暖，也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然而这次战斗失利，自己负伤掉队，离开了党，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战友，他眼前一片茫然。

    掉队的廖永和一心要找到党，找到部队。他拄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地前进。甘青交界的祁连山，风雪弥漫，滴水成冰，前面部队踩出的路被大雪覆盖，已无法辨认了。廖永和艰难地一路追赶着部队。一天，他在追赶的途中遇到了11个掉队的同志，结成了一个寻找部队的战斗集体，大家推荐他为临时负责人。但是12个人组成的战斗集体，大多是伤员，仅有3条步枪、12发子弹。他们身上穿着单衣，脚上穿着草鞋，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山严寒中行进，冻得面部铁青，瑟瑟发抖。

    据最后来到他们中间的一位同志讲，在他离队时，部队仍然是向西行进的。他们便向西追赶部队。后来才知道，3月23日，西路军左支队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遵照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了。部队向北，而他们向西，越走离部队越远。在这雪海茫茫、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无处询问，只能继续往前，寻找部队。

    经过近20天的雪地行进，廖永和到达了现在青海天峻县的木里地方，藏族老乡说，红军没有到这边来。他们判断部队可能从山中折向北行了，稍事休息后继续往北赶。单薄的衣着无法抵御高原凛冽刺骨的寒风，但最发愁的是没有吃的。仅有的一点干粮早已吃完，他们只好拣野兽皮骨或牧民抛下的牛羊皮骨，用雪水煮着吃。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他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痛苦，互相照顾，彼此扶持，满怀信心地行进在雪原上。

    几个月来，西路军将士面对凶残的马家军，浴血奋战。敌人穿着皮衣皮裤，西路军却穿着单衣草鞋，有时冻得手连扳机都抠不动。但红军战士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困难没有使他们屈服，敌人一次次被打退。然而红西路军缺粮草、无援军，减员也无法得到补充，敌增援部队蜂涌而至，形成了敌众我寡之势。在战斗最残酷的日子里，妇女独立团全部剃成光头，女扮男装，与敌人进行厮杀，同敌人展开肉搏。

    这个散落红军战士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几十天来，他们住山洞，宿草地，面对饥饿和严寒，毫无怨言。其中一个叫胡传基的护士长，头部被敌人马刀砍伤，大家相遇时，他满脸都是血污。在行进的日子里，他带伤而行，还想办法为其他伤员治疗。还有一位叫何延德小同志，大家叫他“火娃子”，四川通江县人，只有14岁，再苦再累不动摇，跑前跑后帮其他伤员干这干那。

    4月初，廖永和一行到了苏里，宿在一条河沟边的岩洞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位姓洪的战友对他说：“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个人影，我去看看。”谁料洪指导员提着枪，还没走出洞外五十米远，只听到一声枪响，就倒下了。廖永和听到枪声，与另外一位战友立刻拿着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刚出洞口十来步，从岩洞上面又打来一排子弹，战友应声倒下，两颗子弹从廖永和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他一阵晕眩，什么也不知道了。

    苦熬岩穴四十六天

    八天后，廖永和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原来，袭击他们的是当地的土匪，土匪抢走了他们仅有的三枝枪和一些物品，两位战友不幸牺牲。

    大家见他醒了过来，非常高兴。廖永和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巨痛，又晕了过去。廖永和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他说：“你们别守着我了，赶快找部队去吧!”大家说要走一块走，要死也死在一块。但是，冰天雪地，没有个担架，大家都疲惫不堪，一块走是不可能的。廖永和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你们再挂念我。”这一句话,说得大家抱头痛哭起来。

    经过廖永和再三劝说，大家决定留下通讯员“火娃子”何延德照顾他，其余八个同志，由胡传基同志负责，继续寻找部队去。廖永和把未被敌人搜到的20块钢洋分给大家（当时干部是带钱的，土匪搜查时见他满身血污，没细搜身上），并嘱托战友胡传基说：“传基，如果你能回到家乡（他俩老家都是金寨的），请转告我的父母，就说我死在西口外了。”直至1956年，廖永和给父亲去信时，父亲还以为是哪个好心的战友冒名顶替，安慰他老人家。

    大家依依难舍。临走时，同志们拣来柴火和牛羊皮，以备取暖充饥；拣来干草给他铺上，互道珍重，洒泪相别。

    廖永和下肢不能动，小何精心照料，每天为他端屎端尿，烧开水擦洗伤口，把骨头砸碎烧糊和皮子一起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他。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石洞里的生活也愈来愈困难，附近能吃的东西已很难寻到了，“火娃子”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拣拾，太远了又怕被人发现，惹出麻烦来。一天，两个面貌凶恶的蒙古族人骑马来到他们住的石洞，看到他们一贫如洗，嘀咕了几句就走了。不久，附近牧民便知道石洞里有两个失散的红军。

    一天，一位50多岁的蒙古族老大娘领着个男孩来到石洞前。她会说几句汉话，问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廖永和看蒙古族老大娘并无恶意，对她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是打马步芳部队的、为穷人办事的，是好人。部队打散了，我们从木里路过到这里。老大娘只听懂了大概。临走时，廖永和肯求给他们一些吃的，她同情地点了点头。

    翌日，老大娘让她的儿子和女儿给他们送来了十来斤粮食、十来斤面，还有一斤多盐。这对于他们来说，如雪中送炭，久旱逢雨。小何赶快生着火，做熟了饭。他们一人吃了两小碗。已经很久没吃到粮食，这一顿饭让他们感觉到格外香。

    半个月后，粮食吃完了，附近能吃的东西也吃完了。廖永和想必须得走。他让小何找来两根棍子，他杵着试着走，但全身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就在这时，那位好心的蒙古族老大娘让她的儿子用牲口把他驮到她的家里。原来，当地部落（称盐传部落）头人尕布增加，想叫小何去给他当奴隶。就这样，廖永和被安置在老大娘家帐篷外的一个小棚子里，小何被强迫当了奴隶。这是已经是1937年5月。他们俩人前前后后在石洞里住了46天。

    逃过鬼门落虎口

    蒙古族老大娘一家共五口人，二男一女。丈夫好逸恶劳，品行很坏，给奴隶主做管家。老大娘出于同情心收留了他，而管家则想要个不花钱的奴隶。管家心狠手辣，几次想杀害廖永和，都是在老大娘的哀求和劝告下，才保住了性命。

    两个月后，廖永和身体略有好转，能拄着两个棍子勉强走动。于时，管家就逼他去放羊。廖永和骨瘦如柴，靠两根棍子走路，哪能跟上肥壮的羊群，管家经常借故打他，如果羊群跑散或丢失羊只，更是被打得死去活来。寒冬腊月，管家只给他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晚上当被。早晚吃的只是半碗炒面。白天饥肠辘辘盼天黑，黑夜寒冷难耐盼天亮。老大娘十分同情廖永和，偷偷地给他些残汤剩骨。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1939年，廖永和随管家一家离开苏里，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夏季，草原的景色十分美丽。洁白的羊群，蓝天绿草。但廖永和仍想念党，想念部队，常常暗自流泪。然而茫茫大草原，往哪里去找呢？这时，廖永和的腿已经完全治愈，也能说学着几句蒙语，就时刻地注意打听红军的下落，但是杳无音信。在管家的不断的折磨下，他时刻找机会逃走，即便找不到党和部队，也要脱离管家的魔爪。

    有一次，他随管家游牧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看到远处有一座房子，心想，这可能是一家汉民。因为当地牧民一般是不住房子的。他乘着管家正在捆绑帐篷，悄悄地放下东西，猫着身子从草地中向那土房跑去，但没跑多远，就被管家发觉，他骑着马追来，一棍子过去，廖永和应声倒下。打断了一根棍子，又打断了第二根，他被打昏过去。

    管家的毒打并没有使他屈服，他仍在伺机逃走。一次，他正要准备逃走，又被管家发觉。管家说：“你是共产党的副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羊，现在我不杀你，将你送给马步芳。”管家将他捆起来，派人送往西宁。走到德令哈的巴音河畔，押送他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怕受抢劫，不敢继续往西宁送。就这样，他又被押了回来。

    终于在1942年一天，廖永和逃脱了管家的控制，改姓黄，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下，给人家帮工、修靴子。一个乌图美仁特其尔部落蒙古族姑娘，名叫格民，家人在战乱中跑散了，她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德令哈，到处给人帮工。他俩经常相见，常在巴音河岸边诉说各自不幸遭遇。不幸的遭遇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后结为夫妻。1942年底，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为他们增添了新的希望。为了逃避战乱，他们辗转大草原上，流浪着为人帮工，挨年度日，一直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