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座战斗开始后，李先念、程世才率领30军，先以攻坚战的形式，歼灭了大戒寺守敌2个连。接着以运动战的形式诱敌深入，当敌49师被诱入我军伏击围内后，又将敌分割为三段，逐段将敌歼灭。在歼敌过程中，战士们冲入敌群，用手榴弹、刺刀和大刀同敌人厮杀，前仆后继，整个战场都展开了肉博战。特别是在最后一段歼敌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洒下了烈士的鲜血。有的烈士，一只胳膊被打断了，另一只手还紧握着大刀。他们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与此同时，我4军10师也向求吉寺守敌发起猛攻，徐向前总指挥也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敌被歼1个多营后，残部继续凭险固守。寺庙院墙又高又厚，敌人在庙后山上筑有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坚极端困难。为掩护部队攻击，10师师长王友钧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膀上，对敌人展开猛烈射击，不幸中弹牺牲。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15军战士。在红四方面军中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师长，屡建战功，是四方面军著名的“夜摸将军”。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领30多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方面军总部的表扬。他牺牲时，年仅24岁。

    由于30军和4军10师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的颁导和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终于以千人左右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歼敌49师及独立旅1个团共5千多人的胜利。

    包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与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相对抗，造成了红军的分裂。四方面军因为没有服从党中央北上的命令，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从而走向了更加艰苦曲折的道路。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计划。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局面。

    （三）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另立“中央”，破坏党的纪律，分裂党，分裂红军，向四川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使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约8万余人减员到4万余人，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四方面军远离抗日前线，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这个责任应该由张国焘个人来负。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总的战略方向上是错误的，但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从南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仍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第一，挫败川军，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配合了转战于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四川的军阀势力。首先，在绥、崇、丹、懋战役中，击溃了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千，攻占了丹巴、懋功两城和绥靖、崇化、达维等重要村镇。接着，又在天、芦、名、雅战役中，歼敌2万多人，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名山等城镇，并一度攻占了荥经、汉源，从南、北、西三面形成了对雅安的包围。如雅安被红军所占，进而继续往东扩展，将威胁成都。这不仅使四川军阀感到恐惧，也令蒋介石为之不安。“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时，曾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会议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薛岳的二路军4个军东下，加入川鄂边归陈诚指挥的战斗序列，进攻红二方面军。旋因红四方面军在11月间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宝兴、芦山、名山、荥经、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蒋乃停止薛岳所部东调，改令该部西开，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区红军”（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40页至第41页）。

    由此可见，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时期对川军的军事打击，引起了蒋介石军事战略部署的变化，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薛岳部4个军14万人左右的兵力，这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毫无疑问是对红二、六军团的重大配合。

    第二，为两军会师后北上做好准备，掩护红二、六军团胜利到达甘孜。天芦名雅战役以后，红四方面军面临两种不利情况：一是敌情严重，在其所处地区的南面和东面，有薛岳指挥的7个师和归刘湘指挥的川军100多个团；二是其所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兵员、被服、粮食等项补给十分困难。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配合川军主力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天芦地区，经懋功向西康转移，到3月下旬，先后攻占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等城镇，控制了东起憨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

    从建立根据她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显然是不具备条件的，因此，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战略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从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北上的角度看，占领这个地区，确实是个有利条件。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入西康，分两路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北上。在这之前，蒋介石就慌忙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53师李抱冰部进行堵截。为打击李抱冰部，红四方面军以32军和4军一部由道孚向雅江进攻，先后攻占索俄洛、雅江城、西俄洛、理化，控制了雅江地区，堵住了李抱冰部西进截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保障了二、六军团北上右翼的安全。李抱冰惧怕红军切断他与后方薛岳部的联系，遭打击后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红二、六军团于7月初顺利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从二、六军团结束了长征以来孤军转战的最艰难岁月，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计划的破产。

    第三，在党中央团结北上方针指导下，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冲破敌军堵截，胜利实现会宁会师。为了团结全党早日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党中央就对红四方面军领导提出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张国焘终于在其错误路线的轨道上回转过来，同意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正式宣布取消了伪中央。7月下旬，经党中央批准，西北局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北上。从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宣告破产，党中央的团结方针取得了胜利。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由朱德、徐向前、董振堂率领先后北上，二方面军沿左纵队行军路线跟进。当两军过草地到包座地区时，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派孙震的29军、邓锡侯的28军由川北入陇东堵截，命令朱绍良派王均的第3军、毛秉文的第37军、胡宗南的第1军在陇南堵截，命令张学良派王以哲的67军、何柱国的骑兵军进驻平凉、固原堵截。为粉碎敌军堵截，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局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先后在岷州、洮州、西固地区和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组织进行了岷洮西战役和通庄静会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四方面军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从包座一直打到通渭，控制了会宁东南的广大地区。1936年10月初，为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城。至此，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完全成熟。

    10月上旬，一、四方面军首先在会宁会师。二方面军从包座出发，经哈达铺往东转战于陕甘边界的徽县、风县、两当、略阳地区，完成了策应四方面军北进的任务后，也于10月10日到达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上述历史事实证明，红四方面军在全国红军从南到北战略大转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打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和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遭受更大的损失。“南下”错误主要责任在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苦战，忠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充分肯定它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