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第十三章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被公认的一支主力红军。它在史无前例的红军从南到北战略大转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广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张国焘的问题，就是涉及到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问题。从1931年4月到1936年10月，张国焘在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期间，前期推行了一条比王明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期又形成了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过草地后，张国焘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4军、30军南下，另立“中央”，使他的军阀主义、退却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达到了登蜂造极的程度，使党和红军遭受严重危害。而且后来张国焘又拒绝党的挽救，继续与党对抗，走土叛党道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以往史学著述中谈到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多是侧重讲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危害，而对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地位论述较少。

    必须肯定，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张国焘在长征中错误的揭露与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弄清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长征前，红四方面军在创造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的胜利，为配合、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准备了条件。

    首先，创造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川陕苏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即10、11、12、73师)，由鄂豫皖苏区突围，经鄂豫西入陕后，两越秦蛉，涉汉水，翻大巴山，行程三千多里，歼敌万余，粉碎了十几个师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12月下旬，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这次战略转移保存下来1万5千人的红军主力，为创造川陕苏区准备了条件。

    当时川北军阀田颂尧正在成都参加刘湘与刘文辉的军阔混战，红四方面军乘川北空虚之机而入，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随即深入通、南、巴各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武装，进行土地革命等项工作。1933年2月，在通江先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兵政府。从此，川陕新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川陕苏区后来发展成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北据镇巴、宁强，南控营山、渠县，纵横20余县，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700余万的新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刨建与发展，对全国红军从南蓟北的战略大转移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其次，打击削弱了四川军阀势力，发展壮大了红军。川陕苏区是红四方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创建与保卫川陕根据地的过程中，接连不断地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首先，进行了反对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粉碎了田颂尧的29军的38个团近6万人的三路围攻；使田军损失过半，余部退守嘉陵江岸。接着，主动发起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仪南战役，进一步打击了退守在仪陇南部地区的田颂尧残余军阀势力；营渠战役，重创了盘据在营山、渠县的杨森的20军，宣达战役，大部歼灭了盘据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地区的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最后，进行了反对刘湘六路围攻战役。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史上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次战役。四川军阀头子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纠集四川军阀部队140余团的兵力，妄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四方面军。为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打击敌人，红四方面军连续紧缩阵线，以至最后放弃十余县广大根据地，而集中于通江以北至万源以南之一线。由于根据地缩小，人力物力严重缺乏，尤以粮食更为困难，在万源与刘湘主力决战时，甚至仅包谷、洋芋也要两三日才能吃到一餐，花萼山之战，我红军战士有饿至二、三日仍与敌厮杀者。最后，在党和徐向前领导与直接指挥下的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以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及其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历尽艰险，排除万难，浴血奋战10个月，以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先后歼敌8万余人，终于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经过以上战役，四川大小军阀势力，除刘文辉的24军外，杨森的20军，刘湘的21军，邓锡候昀28军，田颂尧的29军，刘邦俊的23军（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残部改编），李家钰的新编第6师，罗译洲的第23师，都遭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同程度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战役中，约30万左右的四川军阀势力共计被歼灭11万多人，这充分地显示了红四方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四川军阀在遭到红四方面军的打击后，不仅兵力大减，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他们慑于红军威力，害怕被歼灭，不敢对根据地再轻举妄动，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后期，能够集中时间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行准备。

    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以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军用物资，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到1933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就由原来入川时的4个师1万5千多人，扩大为5个军8万余人，并通过上述战役，积累了同四川军阀部队作战经验。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为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准备了条件。

    （二）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中央的路线走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中央红军也开始走上了转败为胜的道路。但是，中央红军后来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计划，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红军的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外，还和红四方面军的有力配合是分不开的。这从红四方面军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中可以看出。

    首先，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开始长征。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就着重地提出了要对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动，给予积极的配合。(傅钟：“红四万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巴山峰火》)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此外，又得到红25军到豫西一带活动的消息，也需要接应。针对这种情况，经过反复研究，红四方面军领导最后决定，西渡嘉陵江向川陕甘边界地区发展。其具体部署是：首先攻占嘉陵江上游的广元、昭化两城，消灭敌人胡宗南部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控制嘉陵江上游两岸；然后再向西北发展，使原来的根据地由川北扩展到川西、甘南、陕南。这样，往西南方向可策应中央红军，往东可策应红25军，中央红军和红25军来了还可以有新的落脚点。这正是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所制定的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战略方针的设想。但在具体实施战役计划时，因缺乏重武器，敌人凭坚固守，广元、昭化未能攻下。

    1935年1月22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前进。同时，党中央和军委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北进。从此红四方面军就把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战略任务。于是，回师汉中，发动陕南战役，以迷惑川军，使其北调；同时，派一部分部队迅速做好从南面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当陕南战役达到了预期目的和做好了渡江准备后，红四方面军就胜利地进行了西渡嘉陵江战役，紧接着又进行了彰明、中坝战役。这时，徐向前总指挥本想率红四方面军往北消灭胡宗南主力，占领甘南，但因兵力不足，电请张国焘调兵增援，而张国焘只顾忙于撤离川陕苏区大搬家，根本没做北取甘南的安排，以致贻误了战机，策应中央红军的最理想计划未能实现。这完全是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但在西渡嘉陵江战役和彰明、中坝战役中，击溃敌人20余个团，歼灭敌人12个团以上，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边，西至北川，南抵梓潼，北到青川、平武的广大地区，这无疑是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的一个重大步骤。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川陕苏区撤出，集中于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

    蒋介石为防止一、四方面军会合，命令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和川军刘湘、邓锡候，孙震、李家钰等部，互相配合，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四方面军实行东堵西截，南北夹击。

    为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夹击部署，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先后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西进，开始了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艰苦长征。

    其次，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努力创造条件，胜利实现两军会师。当徐向前总指挥率9军、30军主力西进，突破川军邓锡候部3万余人的三道防线，夺取了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土门险关，先后占领茂县和理县时，中央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合，指日可待。为了充分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于茂县召开会议，确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第88师及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并要求各部队做好两军会师前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迎接中央红军的物资筹集，是同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土地革命等项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的。于是，从前线到后方，从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都投入了为迎接中央红军的热烈准备中。

    当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时，李先念已率领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先后攻占了懋功（现小金）和夹金山北面的要镇达维。至此，红四方面军控制了松潘以南到夹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做好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一切准备工作。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集中了红军的力量，为红军在西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冲锋陷阵，打破敌军封锁，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开辟了道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在成都的行辕及其幕僚们研究了川西的地形之后认为：“红军分据千里山岳番民地区，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至通河（即大渡河上游）边，北至松潘附近之叠溪，南至懋功，处处设防，几万红军兵力不够分配，且川康边陲民众游牧为主，宗教迷信浓厚，粮食只有青裸、玉米等杂粮，加以天气奇寒，夹金山以北终年不化之雪山，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渡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逃”（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32至33页）。于是，蒋介石召集川军各路总指挥刘湘、李其相、邓锡候、孙震、唐式遵、王瓒绪、潘文华等人到成都开会，亲自部署色围、封锁红军计划，要求川军各路集中20多万兵力，在四川“剿总”指挥下，同心协力，迅速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地区，企图困死红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批红军的活动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当时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她，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军政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80页)

    当一、四方面军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到毛儿盖时，蒋介石命令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活动在陕甘边界风县、两当地区的红25军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联防；以三路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于松潘、腊营、黄胜关，并以胡宗南部进入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于是当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时，急令其49师伍诚仁部向包座增援，企图会同其原在包座驻防的独立旅2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住红军北上甘南的通道。

    此时，按照党中央预定的路线，上包座已是红军北上甘南必经的门户，因此，夺取上包座，打破敌胡宗南部的封锁，就成为红军北上甘南的关键。

    党中央率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以后，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三军团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团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由四方面军的30军、4军承担包座战斗的主攻任务。对此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满意，给予了批准。

    为制定和实施包座战斗的作战方案，徐向前曾不畏艰险亲临前沿阵地侦察地形，其具体战斗部署是：以30军89师264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以 88师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4军10师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团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包座战斗以前，毛泽东曾经接见了30军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同他们进行亲切谈话，并着重地谈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李先念、程世才决心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打好包座战斗这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