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第十二章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已载入我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册。它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我们今天纪念长征，仍具有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显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自力更生、团结战斗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队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一度使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遭受过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艰难、曲折、复杂，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以主力红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脱离原有根据地，流动转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行的一个战略大转移，或者叫战略总退却。“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反攻。”〔1〕继红二方面军、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之后开始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当然也不会例外。

    红四方面军源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转战三千里，年底进军川北，开创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万，形成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配合了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曾要求党中央速派一批得力干部，加强对陕南和陕北游击运动的领导，以便使川陕根据地有巩固的战略后方，直至与新疆打通联系，进而发展西南、西北的革命形势。可见，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乃是土地革命战争进程中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那么，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川陕根据地才形成两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撤出那里，实行战略转移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说起。因为一定历史时期、历史环境的形势和条件，是规定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任务的基本出发点。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立脚生根，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和缺口。那时，四川军阀各领“防地”，混战不已，并且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剿赤”，从而给了红军以可乘之隙。但是，从一九三三年秋末起，这个条件便逐步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形成以刘湘为头子的相对统一局面；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迅猛发展，直接危及各路军阀的生存。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八月，敌“六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后，四川军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早就觊觎“天府之国”的蒋介石，立即制定“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相〔3〕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我军于大巴山下。短时间内，敌在我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达两百个团以上。一旦“会剿”开始，我军势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而，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川陕会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新战略是：并进合围，步步为营，全面封锁，持久作战。我军要固守根据地，打破敌人的新“围剿”战略，就必须拥有足够支持持久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川陕根据地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消耗，已元气大损，疮痍满目；张国焘推行王明一套“左”的东西，更加剧了自己的困难。要粮没粮，要款没款，要兵员没兵员，那真的叫民穷财尽了。根据地到了这般地步，要再去支持一场类似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持久战，已是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任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拟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部，夺取甘南的碧口及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补充自己，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接着，我军即发起广（元）昭（化）战役〔4〕，但仗打得不理想，未能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力量，只好另寻战机。那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急需四方面军策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据此，我军重新调整部署，一面令部队迅速造船，一面以一部兵力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为强渡嘉陵江创造条件。东线那边，逐步收缩，尽力迟滞敌人。

    陕南战役〔5〕，达到了调动沿江敌人的目的。但红一方面军土城一战受阻，决定改向川黔滇边转移。我军因受中央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在东线、南线敌人压迫下，已陆续放弃万源、通江、仪陇等县城，主力集中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旺苍、南江、巴中间，如箭在弦上，非进不可。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一是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二是为了创造战机，进取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

    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沿江防线，由川敌邓锡侯、田颂尧两军扼守。据侦察，阆中、苍溪附近的沿江地段，敌守备力量薄弱，江面宽阔，水流较缓，便于我军偷渡、强渡。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的战法渡江；尔后北卷西扫，摧毁敌人江防支撑点，乘胜进击甘南。

    三月二十八日夜，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如猛虎扑羊，横扫沿江敌人，取南部，克剑阁，四月二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地段，均落入我手。战役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第二阶段是向西进击，摧毁敌人的纵深防御，解除红四二面角进取甘南的后顾之忧。我军以一部兵力居右，扼阻胡宗南部南下；一部兵力居左，监视田颂尧部北进；而以主力径取梓潼、江油、中坝，打击邓锡侯部。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亲率十八个团从绵阳北进，被我军在江油附近打援，歼灭四个团，余敌溃逃而去。我军乘胜进占中坝、彰明、北川。这时，徐向前他们想集中兵力，北进迂回碧口，进取文、武、成、康地区。徐向前给张国焘发报，左催右催，但他就是不表态。那时，张国焘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和陈昌浩忙于指挥大搬家，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待命行动。强渡嘉陵江战役，遂于四月二十一日结束。

    是役历时二十四天。我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城镇，歼敌十二个多团，共一万余人。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这是战略上的失策。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千把人枪打游击，力量太小，后被敌人瓦解和消灭。如果把红三十三军（原川东游击军）留下，情形会好些。

    总之，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等因素，决定我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另寻出路，图存发展。这与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密切相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二）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西进川西北，接应中央红军，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我一、四方面军“合股川西”，以便各个击破，调动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将我军主力聚歼于江油、中坝地区。五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沿途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进占茂县。继以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进克理县，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这带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高山连绵，人口稀少，粮食产量甚低，交通运输不便，决非大军久驻之地。

    两军会师，指日可待。红四方面军一面指挥前线部队，扼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从军队到地方，从总部到连队，一派紧张而热烈的景象。五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翻山越岭，西进小金川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迎接中央红军。在此以前，徐向前和李先念曾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理想。

    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会见李先念，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欢庆会合、相互学习、加强团结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也就是说，要解决在哪里建立立脚点，创造根据地，休养生息，进军发展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了李先念介绍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为此，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二十八日，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具体部署是：以岷江东岸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牵制川军及胡宗南部南向；岷江西岸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进松潘地区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侧背，攻取松潘。右路由陈昌浩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左路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以中、左两路为中心，迂回攻击松潘守敌。

    松潘一带，山高谷深，粮缺人稀，大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该城城墙坚厚，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明朝以来，就是扼控川西北至甘南的军事重镇。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和军委的作战部署，红四方面军决心以黑水、芦花为战略后方，北出迂回松潘，实行多路突击。七月六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率中、右纵队，从理县、茂县出发；岷江支队也开始行动。十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毛儿盖。中旬，岷民江支队进占距松潘十余里的塔子山，与胡敌对峙；右路纵队一部，攻克松潘附近的要点牦牛沟；中路纵队沿途拔除一些敌据点后，进至维谷附近，因受黑水河所阻，经先期到达芦花的彭德怀率一个团架桥接应，才顺利渡河，于中旬末抵黑水、芦花地区。

    胡敌发现红军企图攻击松潘，北进甘南，及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我军。我一、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后，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均为川军占领。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我于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两军会合后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化的地步。

    察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博古、凯丰等同志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张国焘与中央闹矛盾，始自战略方针问题。当两军会合时，中央主张北上，他则主张南下，这才召开两河口会议，统一战略思想。他见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兵力不多，野心便油然而生。两河口会议〔6〕后，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他竟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此后，又不断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人家瞧不起四方面军这些老土”等，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7〕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博古、凯丰等亦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套“左”的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在芦花，徐向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徐向前谈过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徐向前他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红一、二和红一、二方面军；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经中央批准，红一方面军调了三个团共三千八百人去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调来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同志，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二十日，决定调整军队组织系列，组成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会上，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原因和经过，徐向前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陈昌浩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作了肯定评价，没有出现新的争执，大家都很高兴。

    为夺取松潘，徐向前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此路不通，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