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八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洮流域，进据甘南。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取阿坝，控墨洼，继出夏河；以一军、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及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野心不死，会后又节外生枝，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的篡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企图。那时，部队在毛儿盖地区陷于绝粮困境，吃野菜、黄麻，嘴巴都吃肿了。徐向前看着急万分，催张国焘出发。中旬，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出动。右路军这边，则积极进行穿越草地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沙窝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毛泽东首先发言，强调了北出夏洮流域后向东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红军北出后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向西，将陷红军于不利的地区。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甘南。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而不是相反。阿坝可速打一下，但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一致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会后，党中央及前敌指挥部分别将这一决定电告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

    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八月二十一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没有粮食，靠挖野菜、啃皮带充饥。红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为饥饿、疲乏、寒冷、暴风雨、伤病、死亡所屈服，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经五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带系半农半牧区，粮食和牛羊较多，部队安顿下来，清点人数，补充给养，恢复疲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据侦察，离巴西、班佑不远的上下包座地区，有胡宗南部一团多兵力扼守，卡住红四方面军军北进的通道。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过草地，又急派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包座。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地势险要，碉堡密布，易守而难攻。强占包座，是摆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

    红四方面军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毛泽东同意。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及八十九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军作预备队，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八月二十九日战斗打响，经三天激战，我军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五千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这一仗，红三十军立了大功，发扬了近战夜战威力和“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攻坚破垒，伏击打援，分割歼敌，都很出色。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红四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红四方面军还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徐向前他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徐向前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徐向前他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四）

    南下之初，左右两路军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在卓木碉（足木脚），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一事，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反映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南下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即五军、三十二军）。蒋介石发现红军少部兵力北上，大部兵力南下，乃令薛岳等嫡系部队和川军向川西南地区集结，准备与红四方面军决战。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打通进军川西南的通道。总部决定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守阿坝，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左、右两路纵队发起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地势复杂，多高山绝壁、峡谷急流。红四方面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奇袭、夜袭的特长，大胆迂回穿插，斩关夺隘，消灭敌人。十多天内，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及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共击溃刘文辉部、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第二个战役是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以便进而直下川西平原。具体部署为：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三十军全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理县、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继威胁理县，占领威州；以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率二七七团，驻守达维、懋功。

    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展开进攻。十余日内，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进围名山，前锋直逼邛崃县境，共毙俘川敌五千人以上。再打下去，便是人稠粮丰的川西平原，利于红四方面军获得较大补充。刘湘为确保成都、重庆，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8〕、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向名山东北集结，连同原来的守敌，共八十余团，堵击我军。十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再次发起进攻，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的大道破垒前进，连克重镇百丈及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十九日，刘湘挥军反扑，以十几个旅在飞机掩护下向百丈猛攻。敌我双方恶战七天七夜，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战况惨烈至极。这场决战，红四方面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人，自身伤亡万余人，但未能战胜敌人。刘湘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红四方面军深感兵力不足，遂被迫从战役进攻转入防御。部队撤离百丈、荥经地区，转至九顶山、天品山、连花山一线，与敌对峙。

    这时，川军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李抱冰部则位于西南的康定、泸定地区，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伺机发起大规模进攻。红四方面军东出或南出已不可能，只好蹲在川康边过冬。那里汉藏杂居，人口稀少，粮食、物资极为短缺。当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部队靠棕榈衣御寒，挖土豆、野菜充饥，伤病员大量增加，缺乏医药治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

    第一，脱离了全国尤其是北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他置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于不顾，看不到正是这种矛盾，已成为变动国内阶级关系和规定历史进程的支配力量；看不到由于日军的侵略，已在“落后”的北方掀起民族革命的巨浪，造成有利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看不到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只有向北方转移，勇敢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才能取得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粉碎蒋介石的“灭共”阴谋。因此，否认党的战略重心和武装力量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必要性、迫切性，致使四方面军的作战与民族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脱节。这就不能不孤立自己，限制自己，直至走向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二，无视敌人营垒的重大变化，与蒋介石的“灭共图川”计划碰个正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正是蒋介石大力笼络和控制四川军阀，加紧其“灭共图川”步伐的关键时刻。四十万川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整编，砍掉三分之一，军官普遍进峨嵋军官训练团轮训，各级派政工人员监督，装备物资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增强。蒋介石为把“天府之国”变成他“复兴民族”的战略大本营，还利用嫡系大军入川之机，将“剿匪”指挥中心“武汉行营”迁到四川，改为“重庆行营”，并大力鼓吹“建设四川”，采取取消军阀“防区”制、“刷新”川政、训练和委派各级政权骨干、整理财政金融、兴建五大干线公路、层层筑碉设防等一系列措施。截至当年八月，四川境内修筑的碉堡达一万四千八百余座，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张国焘无视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和敌情的重大变化，捧着老“皇历”不放，要“大举反攻”，赤化四川，只有碰壁一途。

    第三，夸大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张国焘乍到川西北，就建立所谓“联邦政府”，一直宣扬川康边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和内地一样的革命形势，可以形成军队和政权去战胜敌人。殊不知革命的不平衡性，乃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之一。那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受军阀和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自发的革命愿望，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族形成的民族隔阂相当深重，短期内绝不易消除，奴隶制盛行，宗教势力极大，盘根错节，牢牢控制着多数处于愚昧状态的群众。加之地广人稀、刀耕火种，粮食和物资极端匮乏。这就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有很大差别，不具备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张国焘抹煞这种差别，要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创造革命形势，搞块天下，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分裂不得人心。张国焘南下之初，便另立“中央”，从组织上公然分裂党。他的错误战略行动方针，是同分裂主义搅在一起的，必然遭到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不满和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困难，处境的恶化，这种不满和抵制愈来愈扩大，愈来愈增长，波及全军上下，不可遏止，因而南下作战或建立根据地也就丧失了群众基础。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要战胜强大敌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当然不可能。

    （五）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立住了脚跟。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肯定了党的北进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派张浩〔9〕同志回国，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础。“决议”要点发来，我们极为兴奋，深有“柳暗花明”之感。朱德同志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这边的“中央”，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以便在新的策略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加紧同中央电报来往。经中央同意，这边取消“中央”后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重新恢复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有了好的势头。

    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更使红四方面军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深远意义。一九三六年二月间，蒋介石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红四方面军大举进犯。经一周激战，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同时，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供四方面军选择：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夺取四川；三是南下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向云贵边发展〔10〕。方面军总部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北上。

    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兵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准备在该地区稍加休整补充，即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顶风雪，熬饥寒，翻过大雪山脉中段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取道孚、炉霍，继占甘孜。至四月上旬，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抵瞻化、泰宁，北接草地的大片地区。总部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足全军平均每人半月需用的粮食，以备北上。但因当时二、六军团已转战到川黔滇边，拟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决定，四方面军暂就地休补，待接应二、六军团后一道北上。

    部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整编训练。整编后的四方面军，辖四军、五军（原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师、抗日救国军、红军大学等。因南下期间部队损失很大，由八万余人降到四万余人，故整编中砍掉了一些师、团的建制，并尽力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地方工作在红军帮助下，甘孜、道孚、丹巴等县，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根据新的策略路线，注意开展藏族上层人士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工作。红四方面军与藏民的关系处得比较好，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基本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四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派四军、三十二军一部南下，歼敌两个多团，占领东、西俄洛，将李抱冰部阻于雅江以东，以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二、六军团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鼓舞着全军指战员和藏族同胞，赶制慰问品，捐献粮食、牛羊、衣物，准备文娱节目，气氛十分感人。

    在此期间，西北的局势发展很快。我党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并积极开展杨虎城的工作。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继而转为西征，向宁夏境内发展。五月下旬，中央来电，要求四、二方面军早日北上，或出青海，或出甘肃，以便三大主力红军并肩战斗，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红军总部和方面军部队一致决定，待二方面军上来后，立即北进。六月中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也是党的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跟进，共同北上。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他在七月十日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他不顾劳累，在甘孜，在行军途中，分别找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谈话，了解过去党内分歧的经过，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弼时同志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扰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他的意见。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工作。

    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团结战斗，排除万难，于八月初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包座地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在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