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与红25军一样、主要诞生在我们安徽省金寨县。1935年10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揭开了红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雄师劲旅、浩浩荡荡西移，破坚阵、摧强敌，挺进川西北，最终在雪山脚下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夺权、导至红军一度分裂，红四方面军由此走上了一条漫漫的长征路。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辗转长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洒满西北疆域……英雄的红四方面军最终用生命和鲜血战胜了恶劣的环境、反动的武装、错误的路线，夺取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更加艰难曲折、更加悲壮震撼、更加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奇。特别是后来的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之后，与马家骑兵展开了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

    第九章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浴血奋斗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师，成为红军主力会合的伟大开端，党中央提出了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

    央北上战略方针从提出到实现，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和红四方面军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一、懋功会师和北上战略方针的提出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摆在这两支主力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统一的战略方针的问题。这是当时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必须集中全力加以解决。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主力红军的处境，及时提出了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中的一方面军的先锋部队和四方面军前来接迎的部队在川西北懋功胜利会师的时候，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同时，党政军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战略行动，即：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主力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共。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枢纽”中央在致电中讲得十分明确，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而当时战略的重点是在岷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具体的战略行动，是以当时我军控制的汶川、茂县、北川一带为基地，尔后再向北发展。

    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基于对全国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红军所担负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为出发点的，同时总结了长征以来的经验，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代新风。

    懋功会师，正值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到来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东北后，正在步步向华北逼进，党中央提出占领川、陕、甘三省的战略方针，是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的，是要在毗连苏联的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力量，担负起推动和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历史重任，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创造条件。

    对北上战略方针的认识和提出，是经历了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无法建立根据地的实践过程的，党中央率一方面军长征转战到云、贵、川交界地区以来，曾几度计划创建根据地，都因条件不具备而没有实现。一九三五年初，占领遵义后，曾设想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未能实现；随即决定从泸州地区渡长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川北，也未能实现；后来，又准备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总因地形、民族、经济、敌情等条件而未能实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进入川康地区以后，看到这里的条件更差、更困难。正如中央在六月十六日电报中所指出的：“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嵋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这一地区首先不便于作战。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近十万人的队伍，只有在更大范围才便于机动作战。而这一带虽然地域广大，但多高山、急流、森林，道路狭窄，大部队行动极为不便，且容易被敌人封锁堵截。我军也不易展开和反攻。其次，群众条件也差。这里是藏、羌、彝、汉等民族杂居地区，由于历代的动统治者制造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很深，加之语言不通，群众工作很难做，我军在此地区无法生存和发展，第三，经济条件十分困难。这一带仅有二十多万人口，耕地少，产量低，粮食匮乏，虽有些牛羊，但也不足以供大部队久食。衣服、装备补给更是十分困难，我近十万大军要在这一地区生活，人民群众无论如何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在川康边地区我军无法立足，向南、向西或向青海、新疆发展，困难更大。只有向东向北发展，才有出路，党中央正是在长征以来几经试图建立根据地的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向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发展，进一步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从四方面军已在川陕根据地转战两年多的情况来看，这一地工我建立根据地的地理、民情，经济等条件是比较好的，而且都比较了解。

    一九三四年十月，粉碎川军的六路围攻后，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开始向嘉陵江流域转移。十一月，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期间，为粉碎敌人发动的“川陕会剿”，徐向前同志就主张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夺取嘉陵江西岸和甘南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使川陕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把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转向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为实现这五目标，一九三五年一月，进行引了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一九二五年三月下旬，四方面军为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北上，进行了强通嘉陵江战役，先后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漳明、北川等九座县城，进而控制了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力继续向川西北和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张国焘犹豫徘徊，使原定向川甘边左展的作战计划未能实现。五月初，四方面军又越过涪江向岷江地区前进。主力一部，经北川向南进到茂县、咸州，逼近汶川；另一部占领理番；还有一部转到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和片口地区。四方面军经过的这些地方，绝大多数的县都是处在中央指出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区。而这—地区无论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川康边地区。四方面军很多领导同志到达岷江以西川康地区后，也认为这一带不能建立根据地。六月十二日，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执笔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诸同志报告了关于川西北的敌我情况，请示我军会合后的战略行动方向。

    报告首先详报了敌情：

    “1、松潘平武方面：为蒋匪之嫡系胡宗南部。其兵力位置如下：伪第十二旅及伪六十师（共三团）大约在松潘正面。伪独立第一旅在敌右翼(岷江西岸)与我镇江关部队接触中。伪六十一师及王光武之独立旅与钟松之补充旅，大约(在我军涪江西岸兵力西移后)已由江油城北之白石铺到平武城一段渡过西岸，其企图如河尚在侦察。2、江油到安县之香水场方面：为刘匪残部之许绍宗师彭诚孚师，及邓和：等部，安县正面之邓家渡、曲山、白道坪一线为田颂尧残部。北川南面之茶坪到大坝一线为王治易指挥之八个旅，此敌大部向后集中，似有抽调成都、大邑、雅州之企图，观与我对峙中。 3．李家钰部之一部，在汶川马安山与我一部对峙中(前敌一部过岷江西岸被我击溃，残部迟东岸)。4、范绍增师大约有一旅位彭、灌间之金马场，一旅位灌县东北之宝兴场，有一旅大约在成都附近。5、邓锡侯之大部已向雅州、芦山调动，其先头一部大约已到青龙场、隆兴场、王加口、宝胜场一带扼制。杨森之大部大约布在雅、荣，向芦山间进。6、刘文辉在丹巴有一团。7、薛岳部大约到大渡河(现情不知)。敌之全图一面阻我军大会合(现已不可能了)，一面防我会合后再大向东打。”

    第二、报告了我情：

    “九、三十军各一部在镇江关松坪沟南山与胡匪接战中，四、三十一军在汶川、观音粱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线与敌对峙中。马塘已有我军一部占领，现九、三十军各一部在威州、茂县路上。我九军之八十、八十一、七十四团，三十军之二六五、二六八团已到懋功，已令其以一部固懋以一部进占达雏、巴郎山向灌县面威敌并与兄方接通。”

    第三、提出了我军当前任务的建议：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我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各城，迭摧强敌。

    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太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第四、报告了氓江以西的地理民情：

    “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理、懋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

    第五、派部队迎接党中央并请示会合的行动方针：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日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这份报告是在两个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时刻发出的，为中央制定新的战略方针，提供了详细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李先念同志受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委托，率领九军之八十、八十一、七十四团，三十军之二六五、二六八团，已到懋功、达维一线，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在懋功，李先念同志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四方面军由川陕根据地进入岷江地区的具体情况。这也为中央提出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

    总之，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是从敌情、我情、民情及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符合当时中华民族奋起进行抗日斗争总形势要求的，因而是英明正确的。这对于粉碎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为这两支红军部队在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因此，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得到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支持和衷心拥护。然而，张国焘在撤出川陕根据地以后，对于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红军向何处发展，他虽然没有明确的主张，但实际上是想在川康边陲地区占块地方。当中央提出北上战略方针时，他就反对。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强调“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指岷江——引者），敌已有准备，不易过”。他提出，方面军沿金川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地区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道德集主力打。”他还提出，如果向北发展遇到困难，暂时可南下，取岷汪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显然，张国焘提出的这个方案，不仅离开了全国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也是不顾当时当地的地理、民情和敌情等对我十分不利的实际情况，所以。它是行不通的，因而是错误的。张国焘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同党中央的分歧和争论，这就开始种下了他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进行分裂活动的祸根。

    二、北上战略方针的发展和《松潘战役计划》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两河口会议。会议通过了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发展了六月十六日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确定了新的战略重点和战略行动方向，内容更明确、更具体化了。

    首先是改变了战略重点。把战略重点从四川移到了甘南，以甘南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守国的胜利”。

    其次是战略行动作了新的部署。把实现北上战略方针的枢纽，从茂县、北川、威州一带，移到了松潘、平武地区。沿战略行动方向，向北推进了几百里。

    第三是两个方面军在党中央、中央车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统一的战略行动，共同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松潘战设计划》。

    这些发展和变化，是和当时的形势、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图、兵力部署和我军的处境紧密相关的。当时敌人集中九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向我进逼。敌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平武、松潘、江油地区，堵截我军北上；杨森、邓锡侯部约五十个团，由南向北筑垒推进；刘文辉、李抱冰部约十五个团、在西南的康定、泸定一线、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薛岳、郭勋祺部在绵阳、新津集结重兵，向西推进。敌人的整个部署，是企图阻止我军进入岷江东岸和嘉陵江流域，并防堵我军再渡大渡河向南，以此将我军封锁和困饿于川西北广大草原。在这种形势下，我军要突破敌人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为实现中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封锁，我军必须集中全力在众北方向选择一个突破点，方能得到生存和发展。从各方面情况来看，选择松潘为突破点比较合适。一则，松潘离甘南比较近，历史上就是由川西北进入甘南的通道；二则，出松潘，可以避免大部队过草地遭到不应有的损失；三则，四方面军主力处在岷江西岸，离松潘不远，有一举突破的可能。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作出新的决定的同时，也制定了新的战略行功计划，即《松潘战设计划》。

    《松潘战设计划》，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统一的战略行动。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播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具体部署上，在岷江东岸留岷江支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钳制川军和吸引胡东南部向南，以便配合岷江西岸主力部队顺利地进到松潘及其东北地带。岷江西岸为我军进攻松潘的主力部队，分三路北进：右路军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委；中路军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左路军林彪为司令员，彭德怀为副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杨尚昆为副政委。同时，还部署有何畏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懋功支队，周纯全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后方警备部队，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按照上述计划，各路部队开始集中和行动。岷江支队于七月中旬到达松潘县城东南的塔子山，与敌人对峙，吸引胡宗南主力，以掩护兄弟部队向松潘方向运动，为红军主力突然、勇猛地进攻松潘创造条件。右路军的四方面军一部，经与胡敌激战，攻占了离松潘十多里的要点——毛牛沟。中路军和左路军也进到黑水、芦花、毛儿盖地区，准备由西向东突袭松潘县城。这时，党中央与中央军委领导机关，也按预定计划进到黑水、芦花一线。七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遂后，组织了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俞英任参谋长。重新调整了松潘战役的兵力部署，决定组成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七月下旬，各部队按预定计划，继续向松潘方向推进。

    松潘，位于岷江上游的西岸，是川西北的门户。向南直趋成都平原；向北，通甘南、青海；向西，是茫茫草地；向东，可达平武、广元。这个川西北的重镇，为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松潘城池，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经过几代修整，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因此，敌我双方都十分重视松潘的得失。如我军能够攻占松潘，占局即可打一，红军则可不过草地而迅速进入甘南。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首先是敌人察觉我战略意图后，即调重兵防守，蒋介石严令胡宗南部筑堡固守阵地。胡敌调集二十七个团在松潘、平武一线堵截我军，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集中兵力扼守松潘县城。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敌策应。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也先后被敌占领。这种形势，使我军很难在松潘突破。

    其次，我军大部队是从大、小金川向黑水、芦花，毛儿盖地区集中。这一带都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道路狭窄，河流湍急，难以徒涉，铁索桥也很少。而且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部队根本无法迅速行动，一天只能走几十里路。这样，我军不得不延缓战役计划行动的时间，因而失去战机，使敌人有充裕时间筑堡固守。加之我军没有重炮，很难攻下象松潘这样的坚固城堡。

    第三，张国焘虽然曾表示同意打松潘，但从根本上他是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还在六月二十九日，两河口会议通过决定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军委，借口“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反对北上，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包（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卢（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强调“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在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期间，他又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而向中央要官、要权、讨价还价、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还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他的错误思想和主张，对部队的行动，不可能不产生一定影响。

    《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对我军的战略行动是有很大影响的。给执行弟战略方针，带来了新的更严重的困难，使红军大部队不得不过草地沿着更加艰苦的道路继续北上。但是，我军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和行动，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吸引了胡敌和其他敌军对红军的注意力。使强敌不敢向岷江以西地区轻举妄动。敌人把主力集中于松潘地区，这也为我军摆脱敌人，穿越草地北上，提供了有利战机。

    三、过草地北上和《夏挑战役计划》

    八月五日和二十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对北上战略方针作了进一步肯定和重要补充，并制定了新的战略行动计划。重要补充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是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以东地区。战略方向是北出甘陕。这同两河口会议提出的以甘南为中心，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又北移了数百里。

    2、针对张国焘当时提出向青（海）、宁（夏）、新（疆）方向发展的错误主张，补充决定从居民情况、军事发展前途、物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红军向这一带发展很不利，困难极大。

    3、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红军分两路过草地北上，夺取岷州。为此，还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

    夏河、洮河流域，是甘南比较富庶的地区，战略回旋余地比较大。我军如能迅速占领夏、洮地区，向北可以和陕北红军相呼应；向东，可与长征到陕甘边界的红二十五军相呼应；向东南，亦可与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当时这—带也是敌人控制比较强弱的地区。胡宗南尚未发现我军新的意图，其主力还集结于川西北的松潘地区，布防于黄胜关、漳腊、南坪一线；西北军孙蔚如部，还集结在陕南；敌薛岳部正向文县、平武一线移动；东北军于学忠部，尚远在宝鸡西南的徽县、两当地区；而夏洮地区、只有鲁大昌战斗力不很强的一支部队，我军有可能一举突破占领该地。从我军主力所处的位置看，也是过草地之后路程最近的地区，大约有二十天左右的行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正是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所以才确定了以岷江为中心的战略部署。为执行这一新的战略部署，决定将红军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道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组成，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方面军的五军(原七军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再一起向夏、洮地区开进。在红军主力部队准备北上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东即松潘方向佯攻，以造成敌人以为我军必经松潘、平武进入甘南的错觉，吸引和钳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过草地北上。还以一部兵力向南、阻击北进之敌。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仍按兵不动；徐向前、陈昌浩一再劝说，希望他执行中央的决定，迅速按原定计划本部北上。八月十五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甲）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 (乙)新麦所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干粮十五天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丙)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冷，速到甘南才能解决被服。（丁）毛儿盖到夏河十二天，到班佑仅几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茂）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力、理番之敌。”在徐、陈劝说和中央来电网催促下，左路军才开始出动，八月十八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走右路，一方面军部队走左路，平行前进，兵力颇集结”。并以主力进入洮河、岷州一带。对左路军则提出：“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八月二十日，即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当天，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详细分析了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将遇到的各种困难，对我是非常不利的。并指出：“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两河之间之不利、不应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八月二十一日，徐、陈再次致电朱、张，进一步说明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中央局决定主要是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今后发展或向文、武、成康向东南，或向天水、庆阳向东北，当依当时情况决定。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本人：“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力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电报强调指出：“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电报还明确指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断不宜以右路突出黑错、旧城，致失先机之利。”当日，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坚决主张两大红军主力不能分开，必须一起向夏、洮、岷地区开进。电报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两路主力端出岷、哈，抑出夏、洮。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在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痛心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从徐向前、陈昌浩给张国焘的上述四份电报看，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对执行中央战略方针是坚决的。他们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根据中央一毓指示精神，诚恳、耐心地说服张国焘北上。

    左、右两路军从八月中旬开始，分别向阿坝和班佑地区挺进。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团结奋斗，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终于越过数百里涉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于八月下旬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这样，一、四方面军在共同北上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