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包座之战和一方面军北上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右路军到达包座地区后，又面临着新的困难。

    1、从地形上看，包座位于松潘县西北（今若尔盖县东侧），地处岷山山脉东侧，西部连绵大草原，地势南高北低，从上包座到下包座相距几十公里，包座河横贯其间，水深沉急，难于徒涉；包座河两岸，山峦重叠，群峰直立，山涧纵横，四周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藏族牧民分散居住在河谷两岸的山坡上。包座是出草地后进入甘南的唯一通道。我军刚出草地，人疲马乏，再翻越这高向山峡谷地带，还要克服很大的困难。

    2、从敌情上看，胡宗南已部署兵力阻我红军北进。先派一个营布防上包座达戒寺，筑堡固守，企图堵截我军出草地后东进南坪，或北上甘南。后又派两个营占领上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带固守，企图防止我军攻占求吉，出腊子口进入岷州地区。特别是胡宗南发现我军主力已过草地到达班佑时，他急令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从松潘漳腊急进，向包座守敌增援。这为我军北上，又增加了新的军事压力。

    3、从我军情况看，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已在地广人稀、气候恶劣、补给极端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转战了三个多月，尤其是通过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部队长途跋涉，忍饥挨饿，伤病减员很多，体力消耗很大，再翻山越岭与敌作战，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尽管如此，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终于克服了前进中的困难。

    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令部和四军一部，进行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包座战斗。

    右路军总指挥部，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和地形情况，决定在胡宗南援兵未到之前，首先消灭上、下包座的敌人，控制要点，然后再集中兵力消灭胡宗南增援的主力部队，以保障全军顺利进入甘南。根据这一部署，命令程世才、李先念率二十军消灭驻上包座达戒寺的敌人，并布置兵力准备歼灭胡敌援兵；四军一部围攻并歼灭求吉寺守敌。以控制通往甘南的交通要道。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集结于班佑、巴西地区作为预备队。

    包座战斗从八月二十九日黄开始，到八月三十一日结束，由于我军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勇猛顽强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在战术上采取了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取得了包座战斗的重大胜利。共歼敌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牦牛、马匹上干头，以及大量军需物资。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敌人作战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战果最显著的一次战斗。

    包座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了补充，而且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妄图把我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扫除了我军前进的障碍，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门户，为实现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正当我军胜利结束包座战斗，即将进军甘南的时候，张国焘却在加紧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挑起了北上和南下的一场尖锐斗争。九月一日，即包座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张国焘，催促左路军弟。电报详细分析了敌情，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电云：“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地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九月三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阿坝向班佑右路军靠近时，又突然借口噶曲河涨水，令左路军停止前进。他同时回电徐、陈并转呈中央：“上游侦察七十里已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黑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回电还说；“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已多阻碍”以此为由，他提出：“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张国焘在我军已经打开北上通道，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的关键时刻，再一次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命令左路军按照他的错误主张回师阿坝。

    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都热情劝说张国焘认清形势，改正错误，迅速北进。九月八日，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致电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明确表示左、右路军都不能南下的态度，同日，为再次说服张国焘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能够继续北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同志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正确地指出了北进的有利形势及发展前途和南下的困难及危险，说明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左路军向南行动的不利前途：1、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直至懋功、抚边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2、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绥、崇人口八千余，粮食根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3、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以继续下去。4、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电报在陈情述理之后，殷切希望张国焘深思熟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虽有较大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电报最后敦促张国焘，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和革命前途着想，当机立断，率部北上。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电报，既有精辟的分析，又有耐心的说服；既有严肃的批评，又有诚恳的帮助；既有明确的指示，又有殷切的希望。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然而，张国焘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九月九日，他回电说：“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继增可能。”他强调：“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他接连提出一系列问题，反驳中央的正确指示。并极力为其南下主张寻找“理由”，说川敌弱，不善守碉；南方粮不缺，包谷已熟，有房住；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优于洮、夏等等。因此，他坚持“以一部向东佯动，诱敌北进，铡 乘势南下”。他还声称“南打不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同日，中央再次致电经和国焘，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势、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界新地区，再向东发展。”张国焘置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劝导、批评、指示于不顾，仍坚持南下，并民令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回过头来再过草地南下川康边。

    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当机立断，率领一方面军主力北上。

    五、二、四方面军会师上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

    —九三五年十月，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在陕北吴起镇会合。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窃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打开了新局面。

    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率领南下川康边后，虽然进行了一些著名战役、战斗，歼灭了许多敌人，但是终究未能突破强敌的围堵和封锁，在川康边陷入极大困境，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四方面军南下后，党中央一直与其保持紧密联系：通报敌情，发布指示，耐心等待张国焘改正错误，正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又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对张国焘不断地说服和斗争，尤其是四方面军转战川康边，经历了艰难困苦和牺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四方面军孤军南下对红军战争所造成的危害，因而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越来越表示不满，张国焘这才被迫同意再次北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要相机消灭李抱冰，会合二、六军（应为二、六军团——引者）来顺利地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个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1）四月一日，四方面军在《关于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中也说：“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任务，为实现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最近的行动计划：

    （一）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

    （二）首先赤化西康、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北开展。”四月二十一日，徐向前致电张国焘、朱德说：“与二、六军（应为二、六军团——引者）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这期间，张国焘一方面吹嘘南下“正确”，以平息广大指战员对他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极力掩盖和歪曲他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错误的裨，说什么：“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2）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各种场合，做部队再次北上动员工作。

    这时，张国焘所说的北上，他的战略行动方向，是出夏、洮地区，向西北发展。六月十日，他致电中央：“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二方面军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于天跟进。”六月十九日，中央回电指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之马。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第二，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王、毛、鲁、马各部集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第三，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不出陕南策应时局。第四，甘南利于补充。”对于中央这一指示，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是赞成的。六月二十五日，即与二、六军团会合前夕，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提出；“我军拟以松潘、包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关于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致电徐向前、周纯全及各军首长，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总部。”八月五日，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后，制定了《岷洮西战役计划》遂后，各纵队向甘南挺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这时，党中央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征军西征甘肃西征军挺进甘肃后，又派出一方面军一部，在左权，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进至西（安）兰（州）公路以北地区二方面军先后占领了礼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这样，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准备按照共产国际批准的“河西计划”，冬季西渡黄河，进据宁夏、甘西、打通苏联。但这时，两广反蒋的“六一事变”已被蒋介石平息，蒋军胡宗南部几十个团正陆续进入陕西，抢占兰（州）西（安）大道。其目的有三：一是压迫与削弱红军，割断我三大主力会师，强迫我就范成立妥协；二是割断我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三是割断红军和苏联的联秒，为打破敌之企图，中央命令四方面军北上西兰通道地区，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公路及其附近地区，阻击胡宗南部，待冬季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后取甘西。为此，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中央曾连续致电二、四方面军。这时，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的西北局在岷州附近的三十里铺召开了会议，会上朱德、陈昌浩等同志，坚决主张北上，实现“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他们的意见获得了与会大多数的拥护，张国焘提出的由四方面军先渡黄河，在兰州以北立脚，待冬季再接应一方面军渡河的意见，被会议否决。于是在九月十九日，朱、张、陈致电党中央表示：“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二十四、二十五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九月二十一日，张国焘赶到漳县，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公然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的决定轮子哭哭啼啼地说陈昌浩反对他，要辞职不干了。他主张西渡黄河，并调动部队，准备从循化一带渡河。朱德在九月二十二日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其他领导同志，说：“（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同时，朱即电告张国焘：“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陈昌浩到达漳县后，对张国焘反对西北局决议很气愤，也表示如果不能北上，他也要辞职。实际上早在九月六日，陈昌浩就给朱、张打电报，主张“抽出九军、三十一军全部向通渭、会宁、静宁方向大大发展，具体配合一方面军行动”这场争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承认：“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一件冲突。”

    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至二十二时，仅仅十个小时内，张国焘就接连四次致担忧中央，坚持西进，反对北上。其主要理由是：一、他认为四方面军在静、会地区是四面受敌，决战不利。二、他认为宁夏地区窄小，会合后集中宁夏，有黄河、沙漠之险，如被敌封锁，对红军不利。三、他认为从兰州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一带，可以抢占永登、红城子；可以配合一方面军从宁夏渡河，占领甘北；可以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同日，中央复电张国焘，驳斥了他的错误主张，指出：“胡宗南部到洛阳，本月底其后继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箝制之，此处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防碍宁夏计划。”九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问题，为坚持弟战略方针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以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土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王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同日，中央再次致电经和国焘，指出：北上实为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接着，又致电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电令说：“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蓁跟即北上。”就是这样，在中央一日三电的催促之下，张国焘终于放弃了他的“西渡计划”，当日致电党中央，同意执行北上战略方针。电曰：“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时须较长，有可能 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和”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九月二十八日，四方面军为执行员在北上战略方针而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说明目前胡敌被二方面军吸引。有利于红军主力在通渭、静宁地区之会合。“西渡计划”，因受地形、天候及河川的限制，不能按期达到目的，目前需要争取全国红军主力迅速会合，紧接着，就发布了北上进军的命令，从九月三十日起，四方面军部队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向静宁、会宁方向进军。与此同时，中央指派西征军（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二师，在隆德、静宁、界石铺一线和庄浪、渭水与平原大道这间，纵横游击，威胁胡敌，积极策应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北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至此，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终于得以全部实现。

    中央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提出、发展和实现，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它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正确分析敌我斗争形势的情况下，在不断地实践和总结经验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它是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体现。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也是集中了各方面智慧的结果。甘孜会师后，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做了许多促进党内和红军内部团结的工作，加速了二、四方面军北上的进程，而执行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是靠广大指战员的觉悟，靠三大主力红军的共同奋斗。

    同样，实行一个错误的战略方针，象张国焘南下的方针，在四方面军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总是上有着深刻的分歧和严肃的争论，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一时也不得不执行他的命令。但经过实践和斗争，错误的方针，一旦被广大指战员所识破，就会受到抵制，大家会更自觉地拥护和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还充分体现了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的重要性，一、四方面军从会合到分裂，又从分裂到会合，就是坚持了“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特别是在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的时候，采取坚持原则、充分说理、耐心等待的方针，才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总之，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从提出到实现的全部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在我军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注释：

    （1）《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2）《张国焘在道孚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