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影响越来越大，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惊恐和不安。

    1937年9月6日，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发现在城里的红军人员活动频繁，有的已跑掉了，准备下手抓人。高金城也从国民党上层人物那里听到类似消息。9月7日晚上，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还是福音堂小楼，高金城在治疗室作掩护。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同时又考虑到蔡光波送走的密信能否安全送到，决定再派刘德胜马上离开甘州去兰州汇报情况。党支部书记由邱均品接任，补选王定国为组织委员。为了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情况，营救我党干部，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阴谋，刘德胜必须力争在很短时间内赶到兰州。同志们看到他还拄着双拐，有些焦急，高金城推开双手，连连问道：“怎么办？怎么办？”其实，刘德胜自己心中有数，他的脚伤早已痊愈，关节炎也好了，为了便于工作，双拐还坚持拄着。刘德胜怕同志们担心，笑着说：“你们不要怕，我自有灵丹妙药，保证明天按时赶路。”高金城连夜为刘德胜准备了一套衣服，一顶礼帽，一双皮鞋，到兰州买药的介绍信和几张名片。9月8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刘德胜穿着蓝卡几布的制服，戴着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王定国早已在城门口等候着护送刘德胜出城。她见刘德胜慢慢走了过来，就打了一声招呼，两人肩并肩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甘州城。刘德胜离开张掖后，日夜兼程。过山丹、永昌经凉州、走古浪，来到了平番。在平番城门外，有一个卖西瓜的棚子，卖瓜的老乡看刘德胜是过路人，主动打招呼：“你是哪里人？尝瓜吧？”刘德胜回答：“河南人。”卖瓜老乡热情地说道：“棚里的瓜好，请到里面买。”刘德胜走进瓜棚后，卖瓜老乡切开一个大西瓜俩人边吃边谈话：“你离家很久了吧？听口音不大像河南人呀！”“我的老家在南方，跟父亲逃难到河南的。”“我到过江西宁都，和红军打过仗，你是红军吧？” “不，不是!”“从口音我听出来了，你是江西宁都人。不瞒你说，同志，我叫郭福海，参加宁都暴动后在红五军团当总务科长。西路军被冲敢后我流落在这里帮人种西瓜，征途遇战友，乡音分外亲。听了郭福海的简短介绍，刘德胜心情很激动，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郭福海的手，说：“同志哥，真没想到咱们能在这里相遇啊！”刘德胜接着向郭福海讲了目前形势：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郭福海听了也很高兴，他表示要努力为党做点工作。刘德胜告诉他，平番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补充团”，里面有不少是红军战士，希望他能去开展工作。刘德胜还给郭福海一张高金城的名片，让他拿着名片去兰州找办事处。后来，郭福海同志到“补充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

    刘德胜离开平番，继续南下，在河口坐上皮筏子，于9月18 日赶到兰州，找到南滩街五十四号，给哨兵递上高金城的名片，很快，谢觉哉同志亲自出来迎接。谢老把刘德胜领进屋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辛苦了！辛苦了！”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刘德胜觉得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当天，刘德胜把张掖的情况向谢老、彭加伦和朱良才等同志作了汇报。谢老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多次插话询问了地下党支部的活动情况。谢老告诉刘德胜，兰办译出了蔡光波送来的密信，已经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在张掖，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补充营”被敌人强令去红水修公路；韩起功的剧团已强迫解散；关押在看守所的同志又被押解去青海；经党组织营救的红军干部战士已先后转送兰州去延安；地下党支部派人向流落四乡的红军战士，散发了写明回张掖、兰州地址的字条；敌人准备下手抓人……

    我们党支部开会，作出两条决定：一、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二、掌握敌情变化，随时做好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为贯彻党支部的决议，我们支部成员人人都当宣传员。宣传党和红军的胜利；宣传毛主席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宣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的胜利；宣传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释放蒋介石共同抗日等。形势越紧张，斗争越尖锐，我们的宣传工作抓得越紧。高金城也以教会名义，公开宣传国共合作，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日。这些活动，在张掖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七）

    道高魔也高，磨难又接踵而来。武杰利用在韩起功司令部当勤务兵的合法身份，经常偷听参谋处参谋们的议论和电话，偷看参谋处的文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掌握敌人的动向。参谋处的参谋，大多数是汉族，只有一个回民还是同情我们的。但有一个罗参谋。是国民党“蓝衣社”分子。有一次，剧团里的王定国、孙桂英、陈桂兰、蔡德珍、徐世淑、李含炳、张九九、顾德月等同志，编唱了一首骂“蓝衣社”歌。罗参谋听后大发脾气，把孙桂英反锁在厕所里，威胁说：“谁开门就打谁四十大板!”武杰出于阶级同情心，怀着对敌人的义愤，打开厕所门放走了孙桂英，被敌人痛打了四十大板，屁股疼得不能走路。

    斗争越是接近胜利，敌人越是垂死挣扎。在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被送往青海，途中经过洪水，邱均品到“补充营”一连七班看望了王文生同志，他对王文生说:“我们走了，你们要注意，没有数的人不要接触，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盲动，党组织正在想各种办法营救你们。”

    在福音堂医院当护士的王定国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准备把她分配给一个修枪工人做妻子。王定国说：“我有丈夫,在平番‘补充营’，我要回家去!“敌人司令部有一个赵书记官，他很同情王定国，让她通知“丈夫”快写信来。正巧，适逢吴建初、丁世芳二同志回兰州路过平番，他们就以王定国“丈夫”的名义，编写了一封假书信，从平番寄给王定国，敌人信以为真。但同时又提出，王副官去兰州买东西，准备把王定国带到平番去。武杰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找高金城商量，由他出面找马鹤年县长写了一个通行证。王定国坐马车离开甘州，从凉州换乘汽车，回到了兰州办事处。

    王定国离开甘州以后，武杰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每天都审问武杰一次。武杰思想斗争很激烈，跑，跑不出去；藏，藏也藏不住。只有等待时机脱离险境。没想到，一天大清早，敌人派了两个传令兵押武杰去洪水“补充营”。传令兵骑着马，武杰步行，走到山丹、民乐地区，遇到两个骑马的人，马搭子里装得鼓鼓囔囔的。两个传令兵贪财心切，用马缰绳把武杰绑在树上，然后就去追赶骑马人。结果传令兵被骑马人捆了起来，压在河滩里的石头下面。骑马人走到武杰面前，问道“你是红军吧？”武杰回答：“是”“他们送你去哪里？”“可能去洪水‘补充营’。”骑马人又问：“你说实话，想去哪里？”武杰如实回答：“我想去兰州”。“好，送你去兰州。”骑马人回答得很干脆。顺手拉过一匹马让武杰骑。他们边走边说，骑马人很同情武杰的遭遇，还拿出羊肉和干粮让武杰吃。夜晚，秋风阵阵，刮得凉嗖嗖的，骑马人指着夜空那颗明亮的星，说：“你看，那是北斗星，从这里一直往东走就能到兰州。”说罢，骑马人又给武杰两块银元和青裸炒面，帮武杰换了身长袍衣服，就分了手。武杰心里很感动，但又不敢多问什么，说了声“感谢你们！”就上路了。

    北斗照征程，战士心向党。武杰按照骑马人指的方向走。渴了，喝河沟里的凉水；饿了，找单门独户的人家要点饭吃。昼行夜宿，整整走了31天，才到兰州找到了办事处。武杰站在门口, 看到哨兵和进出的军人都穿着国民党军装，也不敢问话。等了一会儿，在红三十军给军长当过书记的况步才同志出来了，武杰跟他对话，俩人谁也不敢相认，这时，王定国在院子里听到武杰的话音，才出门介绍把武杰领了进去。谢老亲切接见了武杰，并听取了汇报。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初建立到10月底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容、营救西路军被俘、伤员、失散人员300多人，先后经过兰州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回到了延安。

    我们党支部成员离开张掖后，高金城同志继续留在甘州，他 开办的福音堂医院，仍然接收红军失散人员。

    1938年初，高金城在张掖县城附近收容了19名红军伤员，被韩起功发现后，把高金城骗去关押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供认是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员名单。高金城坚贞不屈，他弘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他痛骂韩起功是土匪，是屠杀爱国爱民的刽子手！是日寇的帮凶走狗、民族败类！韩起功恼羞成怒，于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凌晨，派人把高金城同志活埋在张掖县大街门的后花园里。

    我们还记得清清楚楚，刘德胜离开张掖时问过高金城：“到兰州有什么事要办”高金城想了想，说：“请你转告谢老，在革命胜利之日不要忘了我。”1949年全国解放后，谢觉哉同志亲自为高金城同志写了证明材料，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恶贯满盈的韩起功受到了人民的审判和镇压。

    今天，我们回顾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生活，更加深深地怀念为忠诚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高金城烈士！他的功绩，我们不会忘记，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名字，将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一样，留芳千古，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