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志庆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新四军塘马战斗的学术专著《纵论塘马战斗》。（中红网  红色图库）

    中红网江苏武进2016年11月24日电（徐敏峰）在纪念塘马战斗75周年之际，由刘志庆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新四军塘马战斗的学术专著《纵论塘马战斗》在网上推出，并作一定的导读，希冀大家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史上伟大的抗日战争，关注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人物、战斗、事件，以及充溢期间的价值观、信仰、责任和人生情怀，以及军事艺术的变化性、多端性。

    刘志庆  男，汉族，毕业于江苏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现于江苏省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执教。著有长篇小说《幻情》、《风云塘马》、《血战塘马》，传记文学《罗忠毅》、《罗忠毅传》、《廖海涛传》，报告文学集《水西女杰》，并发表短篇小说多篇。2012年8月，《风云塘马》获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第三届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罗忠毅》获二等奖。2012年11月，《风云塘马》获常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第十二章：历史的误会——《新四军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的解读

    导读：这则电文已解密，但作者在以往的文献中看到过片段，鉴于人们习惯“唯上”的作法，不得不对电文的产生过程中，及后人对他片面理解作出回应，否则历史有可能被扭曲。在这方面，先是王直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有绝对的权威性，作者于此的基础上又作了全面的剖析。其实，从这则电文中可以看到，为什么几十年内塘马战斗一直没有得到宣传的缘由。前几年，还有人于此大做文章，不能不说这样剖析的重要。以正视听。 

    刘志庆：1941年12月5日，即塘马战斗发生后的一周，新四军军部通过电台得知了塘马战斗的简要情况后，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拍去一份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的电文。全文如下：

    新四军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
    1941年12月5日

    滕、左：
    根据谭(即谭震林一笔者注)陷酉(即30日17时-19时)、江申(即3日15时--17时)电称，上月俭日(即28日)金坛敌三千余，分数路袭击塘马(溧阳西北)十六旅部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部。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人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二百余支，而罗、廖牺牲则对坚持江南一大损失。查此次族失原因：
    (一)该旅从今年起改变了敌我形势，由退守转为进攻，恢复敌后原有游击区，部队扩大千余，由此胜利而轻敌观念，致遭此严重损失。
    (二)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

    四军军部
    十二月五日末

    这则电文的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介绍塘马战斗的情况和结果，另一部分则总结了塘马战斗遭受损失的原因。就内容而言，电文称敌三千余袭击塘马十六旅旅部及四十七、四十八团各一部。电文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许多文章中只称塘马战斗参战部队只有四十八团和旅部特务连五百余人，这里电文已证明有四十七团参战。这个四十七团就是四十七团二营，驻扎在塘马村北四公里之外的大家庄，营长为刘保禄，后改名为刘群。二营与敌稍一接触，便突围而出。罗忠毅原本派参谋游玉山命四十七团到塘马村参战，但敌人蜂拥而至，游玉山根本没有到达四十七团二营驻地，便随队撤至戴家桥。不过电文表述不够全面，敌军袭击四十八团一部不准确，当时四十八团因苏、罗叛变后，建制不全，一营部分战士并入二营，三营留在苏西坚持斗争，番号取消。四十八团只有二营和团部特务连，都参加了塘马战斗，而不是一部。另有四十六团九连因运送物资来塘马地区，也参加了战斗，因在塘马的外围地区，稍一接触也突围而出。至于伤亡人数，丢失枪支的数字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旅部特务连为清一色日式装备，轻重机枪都有，数量不少。此连除4人生还外，全部牺牲，枪支丢失严重。显然整个塘马战斗就不是丢失轻机枪4挺，步枪二百余只。

    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王直同志撰写的文章《再谈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就电文对塘马战斗的内容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塘马突围我方战斗目的反映不确切，漏掉了重要战斗结果的反映。

    电文称：“当时旅直属队及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各一部突围，安全转移，而旅长、廖政委率四个连掩护，致被敌重重包围，罗、廖当时牺牲”。这段电文肯定了塘马战斗性质是一场突围战斗，但会使不知情的人，误认为这是双方纯军事作战人员的一次交战。罗忠毅旅长、廖海涛政委(下简称罗、廖)在一线率部分部队，是为了掩护另一部分部队的“安全转移”。对战斗的结果只能误认为仅一部分部队“安全转移。而事实上，罗、廖率部在一线阻击敌人，是为了使苏皖区党政军机关l000余人(多数是非战斗人员)能够突出重围。这是塘马战斗的唯一目的，罗、廖牺牲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战斗最终结果也实现了这个目的。党政军机关最终突围成功了这一重要战斗结果在电报中只字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特别会使现代不知情的人，只能认为罗、廖同时在一线牺牲没有多大“价值”，也很容易产生将塘马战斗误解为是一次“失利”的战斗。

    二、只反映了我方伤亡的数字，没有反映敌人的损失概况。

    电文称：“金坛敌三千余”， ……。“部队伤亡三百余(内干部十五名)，失轻机枪四挺、步枪二百余支”。一场战斗要定成败，必须要计算敌我双方损失对比。这段电文只有我方伤亡数字，没有敌人的损失概况。

    塘马战斗是五百余人的新四军战士(战斗人员)对三千余人的敌人，兵力对比是一比六，且敌还有骑兵、坦克、炮兵支援，敌占据的是绝对压倒的优势。可在塘马村附近地域的战斗是从早晨六时一直打到中午十二时左右，如果没有对敌较多地杀伤，是不可能坚持六个小时的。因我军突围撤离了战场，日军先行打扫战场，敌人损失的准确数字当时是无法统计到的。但我清楚地记忆到，战后钟国楚同志曾跟我说过，唐马战斗正在进行时，有十几个伪军送几个受伤的日军到句容天王寺据点，中途被我四十六团俘虏(塘马战斗进行时，钟国楚任四十六团政委)。经审讯，说出正在进行的塘马战斗目军已伤亡二、三百人。

    我在“坚守戴家桥”一文中称：“黄昏，敌人付出了约二百人的伤亡代价，始终没有攻下桥头。”我提出的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敌人进攻戴家桥时，第一次冲击非常麻痹，他们的冲击路线是一大片无隐蔽的稻田地，由于脚踩下没膝，行走缓慢，只能在田埂上排成一路纵队前进。这正好使周德利(四十八团六连排长)手中的重机枪发挥威力，第一排射过去日军就倒下五六十人(这是我亲跟看到的)。由于我军阵地是居高临下(高出地面三米多)，敌人卧倒在水稻田中因没地物掩护，被我单枪打死的也不少(这也是我亲眼看见的)。敌人第一次冲击至少有一百多人的伤亡。坚守戴家桥共打退敌人四次攻击(下午四时至九时，共六个小时)。后根据陈浩、游玉山、廖坤金(分别是四十八团五连指导员、十六旅司令部参谋、四十八团二营教导员，都在戴家桥一线作战)等同志告之，敌人伤亡至少两百多人。

    上述两组数字相加，敌人的损失有四百多人伤亡。皖南事变新四军突围失败，这是众所公认的。因为九千多人只突出来近两千人(其中有部分人员被打散，后归队)，损失七千多人，损失大于突围数三倍多。被围在塘马附近地域的新四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一千五百余人，突出来一千二百余人(其中二百余入被打散，后归队)，伤亡三百余人(其中牺牲二百七十二人)突围数大于损失数四倍。我与敌人伤亡数基本对等，多数人又突围出来，论定塘马战斗我军突围是成功的一点不过分。

    三、看重了战斗“损失”的结果，忽略了战斗“保存”结果的重要意义。

    电文称：“该旅从今年起改变了敌我形势，由退守转为进攻，恢复敌后原有游击区，部队扩大千余，由此胜利而轻敌观念，致遭此严重损失。”

    假定“轻敌观念”成立，“轻敌”使塘马战斗不可避免，出现“严重损失”，但战斗的结果并不是只有“损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战果就是党政军机关突出了重围，苏南的主要抗日力量得到保存。前者的“损失”可谓严重，但后者的“保存”与前者相比意义更显重大。

    后者如果没有得到保存，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就丧失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就被割裂了，敌人巩固后方战略企图和消灭苏南新四军的战术企图都达到了。孰轻孰重不难分清。

    罗、廖牺牲的确是苏南抗战的一大损失。但仅以高级领导人的牺牲来定性某个战斗的成败，就有点牵强。塘马战斗虽然产生了局部被动，但由于苏南抗日力量得以保存，敌人要消灭新四军于苏南地区的战术目的没有达到，为巩固其后方的战略企图也宣告破产，苏南抗日根据地仍然屹立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并没有造成华中地区抗战全局的被动，罗、廖的牺牲是有重大价值的。这才是定性塘马突围战斗成败的基本依据，而不是以因‘轻敌’遭至损失作为评价的基本依据。”

    王直同志的文章对电文内容提出质疑是有充分的事实，除了戴家桥战斗敌人伤亡的数据有些误差外，因为他是塘马战斗的亲历者。他当时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率领队伍成功突围，事后又参与塘马战斗总结会议，观点有很大的权威性。

    其实最关健的问题是电文没有指明苏皖区党政机关的转移，这样罗、廖率队阻击的意义和整个战斗的类型、类别则与史实有了极大的出入。这样的疏忽是致命的，直接改变了对塘马战斗的性质的确定的标准。

    电文后面对于塘马战斗的分析、更耐人寻味。首先判此战斗为失利战斗，电文中明确书有“查此族失原因”的句子。
不要小看“族失”二字，这几乎为塘马战斗定下了调子，也影响了七十余年塘马战斗评定的标准尺度。时至今日无论是党史、军史对塘马战斗的性质都没有定论，对于塘马战斗性质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

    至于总结失利的原因更是令人不解。这则电文在书刊中没有露过脸，（现在解密了，与大众见面了），但偶尔有一二句表露于外。有一篇讲述谭震林南下兼任十六旅旅长的一文中，隐约透露了谭的心态，其中引用了电文的第二条原因，其他内容均未透露。当时笔者感到奇怪，干部带头冲锋有什么不好，与塘马战斗的结果没有什么联系呀。

    今天看来，这二条原因的确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请再看王直通知撰写的文章《再谈塘马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围战斗》。

    王直同志就电文对塘马战斗的损失原因也提出了质疑，分析中肯。

    电文称：“干部进行战斗冲锋。因他们平日战斗常亲率小部队兵力担任战斗，这由于该旅干部中普遍的一种倾向，如不冲锋的干部则威信不易建立。”这段电文是把我军干部身先士卒模范表率这种优良传统，直接引证为塘马战斗遭受损失原因之一，给人感觉似乎这种传统不应提倡。

    1940年，陈毅和粟裕到江北时，把苏南大部分老部队都带走了。本来四十六团三营是一支红军战士较多的老部队，但在黄桥决战时也调往江北。十六旅实际上没有一个营级分队是老部队。当时十六旅除旅特务连红军战士较多外，其他分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参加新四军一到二年的战士。在残酷艰险的作战中，如果干部不身先士卒模范表率，怎能带动一支新成份较多，军政素质还有待提高的部队作战?

    这段电文也不难理解是要否定罗、廖同时在一线的指挥行为。我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就了解罗、廖，他们不是只知拼命的鲁莽指挥员，否则他们也不会活着下山开赴抗日前线。在塘马战斗前，已发生过西施塘等突围战斗多次，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两人同在一线指挥的情况。塘马战斗为什么两人同在一线指挥掩护呢?塘马战斗打响后，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是很容易判断出来的。敌人是三面包围，党政军机关只能向东面转移，而东面有长荡湖阻隔。对罗、廖来说，他们深知生还之路十分渺茫，一旦全军覆没，他们有着难以承担的重大责任，就是他们两人有一人骁幸突围，也“没脸去见江东父老”。廖海涛政委是当面给我布置任务，要我率党政军机关立即向东转移，当时我一看到他的脸色和说话的口气，就知道他要做最后一搏。当坚守戴家轿打响，长荡湖上发现敌汽艇后，人人皆知我们己被四面包围。这时，已退到清水渎村的党政军机关没有武器的人员，都找了扁担、棍子、石头等，做好了宁死不当俘虏，与敌拼命的准备。这说明，当时的危机程度是“灭顶之灾”。能否突得了围，我也是心中无数的，“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是唯一求生的想法。后来突围成功，也只是“苍天保佑”的一个万幸。可以想见，在这种几乎绝望情况下，罗、廖孤注一掷地同时在一线指挥作战，实属迫不得己。但这段电文无形中把罗、廖同时牺牲认定为是“鲁莽”行为所至，很容易使不知情人感到不值得。这也使塘马战斗虽然成功突围，使日军没有实现其战略和战术意图的意义，因他们两人的同时牺牲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