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因冲锋而导致损失重大的结论，塘马三面丘陵，只有一面为平原，罗、廖率队移至王家庄时遭敌四面包围。王家庄在塘马东南三华里外，村庄略高于四面的原野，地形无可依托。新四军反复拼杀十余次，英勇顽强，及其悲壮，冲锋是必然的。罗、廖身先士卒，大大激发了将士们的斗志，尽显英雄本色和铁血精神，也只有共产党军队的领导和少数国民党官员能做到，怎么反成了损失的原因。难道不冲锋还有其他的战术可施，那儿没有任何的作战空间呀。

    王直同志对因“冲锋”而导致损失给予了否定，但他没有对电文“轻敌”一说作分析。

    笔者认为“轻敌”一说也不能成立，就像溧阳原党史办主任给罗、廖及十六旅领导罗列七、八条错误一样，这些论点缺乏依据。

    我在前文已说明，1941年7月1日。十六旅在黄金山三战三捷后，旅部移居塘马。然后廖海涛率四十六团一个营及茅山司令部北上茅山，连拔敌军二十几个据点。罗忠毅则东渡滆湖赴宜兴和桥到独立二团作宣传工作，稳住程维新，十六旅才有了可怜的一点点的生存空间。要知道皖南事变后，国共水火不相容，连原来划定的溧武路以北的空间都不给新四军了，而日伪除了东路清乡外、对茅山地区进行梳篦式扫荡，据点林立。如果不进行征战，拓宽生存空间，新四军何以立足。尽管如此，旅部所在地塘马离日军据点最近处不到十公里。后十六旅命钟国楚、黄玉庭西进，开辟江、当、芜地区，命王胜去锡南组建四十八团，茅山地区的抗战局面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这样做是错误的，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一味避战才是上策，那何谈积极抗战。十六旅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意气奋发是必然之事，藐视敌人的气概油然而生。但藐视并非是轻敌，查遍史籍和老同志访谈录也未见轻敌之事。但有的同志把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十六旅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罗忠毅的一句“日军来扫荡、我们就反扫荡”的话视之为轻敌，毫无理由。若罗、廖轻敌就不会有十一月七日转移至溧水白马桥之事，也不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派侦察员侦察，也不会当晚布置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再则从电文的分析看，塘马战斗一周后，军部就发出部队有轻敌现象，那么军部在战斗前是否知道这一现象呢？如果知道，军部为何不加以提醒告诫。如果不知道，他凭什么在战斗发生一周后确定有轻敌现象。那只能有两种情况：可能是臆断，也可能是十六旅小功率电台在汇报时，有人为了推卸责任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或电台没有说清一些内容。难怪有的同志在80年代在问及塘马战斗前为什么召开地方党政会议还含糊其辞，说法前后矛盾。事实上许多人都会说塘马战斗及领导轻敌所致，但无人能说出领导如何轻敌。

    对于这份电文的产生的原因，王直同志也作了分析，“军部这份电报内容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电报拟就的，出现误差，不能怪谭震林同志。谭震林同志发给军部第一份电报离塘马战斗结束还不到两天，第二份电报还不到五天，军部发总部的电报是第七天。因为当时十六旅还在打扫战场，许多情况也还在作了解，又是小功率电台，发报时断时续，全面情况很难及时反映。这时，谭震林同志还在江北，也没法了解全面情况。另罗、廖的牺牲的确影响很大，当时十六旅部队的情绪还没有调整过来，怎样来分析总结这场战斗还没有头绪。

    塘马战斗二十多天后，军部任命张开荆任十六旅参谋长后，塘马战斗才作了总结。总结基本是从积极和鼓励的一面作出的。之后不久，谭震林师长从江北到了十六旅，他找的第一个汇报者是我。我的汇报对战斗评价也是积极与肯定的。又不久，谭震林同志亲任十六旅旅长，钟国楚任政委，我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因塘马战斗提职的只有我一个，如果谭震林同志对我的汇报看法不是充分肯定的，我不可能提职。再后来，军部对罗、廖首长作了高度评价并通电全军。这是谭震林同志来十六旅之后发出的。所以用军部的l2月5日发出的这份电报，来评价塘马战斗是不能作为依据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塘马战斗，在当时军队内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汪大铭同志在八十年代在溧阳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说他当时在句北工作，得知塘马战斗的消息后，许多同志为此发生了争论，且观点截然相反。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后来军部发出了电文“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功绩卓著，全军一直追悼”。可见军部已对罗、廖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个肯定在新四军中是空前的，是在《新四军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电文后发出的，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发出的，但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塘马战斗的人忽略了这一最重要的电文。

    这以后，张鼎丞、王绍杰、方克强、杨洪才等纷纷撰文怀念赞扬罗、廖两同志，十六旅在第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特意在塘马召开罗、廖追悼会，独立二团在同年的九月召开举行“罗、廖两旅长暨独立二团阵亡将士追悼会”，高度评介了罗、廖的战斗业绩，应该说这些事实已否定了《新四军关于第十六旅遭日军袭击损失情况致滕代远、左权电》的电文，但后人没有充分了解第一份电报产生的原因，又忽略第二份电报的内容，很容易把第一份电报作为评判塘马战斗的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当然对塘马战斗的否定有着其他的历史缘由、人们不禁要问，军部发出电文“全军一致追悼”、张鼎丞等同志也撰文肯定了罗、廖，这还不行吗？问题没那么简单，如果你只要细心地读下陈毅在一九四二年撰写的《本将军士阵亡录》的序中对肖国生、罗化成、巫恒通大加赞扬，而对罗、廖只字不提，便可看出端倪。陈毅不提罗、廖大多是鉴于外部某些压力，并非出自于内心，否则不可能发出“全军一致追悼”的电文。

    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四军力量非常弱小，而塘马战斗的损失较大，苏南抗日斗争一度处于低潮，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十六旅没有公布罗、廖牺牲的消息。那时，没有谁会注意到这一千多人对日后的抗战及共产党夺取政权并进行国家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当时也不可能从全民族抗战立场来看待塘马战斗的政治意义。有损失必然要追究，追究谁呢？那只能是罗、廖，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会这么作，这也是第一则电文定位失利并说明原因的缘由。那么有没有形成文件对罗、廖的批评后呢，没有，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塘马战斗比较复杂，不管罗、廖是否轻敌、在后面的战斗中如此英雄作战、壮烈殉国，使评定者难以轻易地否定。二、当时新四军的力量非常弱小。如果轻易否定罗、廖，凭罗、廖的壮烈行为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和在苏南民众中的威望，会在军内引起波动，将得不到军队和百姓支持，那么这会对苏南抗战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但损失总要有人承担呀，罗、廖不承担、谁来承担。虽然谭震林严厉批评王胜，但也不可能让王胜来承担，那么六师十八旅在敌清乡时受挫，十六旅在塘马战斗中损失严重，谁来买这个单呢？在公开的场合下，塘马战斗的损失无法让罗、廖承担，只能私下场合让他们承担。这也形成了建国后罗、廖在官方媒体中消失、塘马战斗不再提及以及在纪念馆中对塘马战斗遮遮掩掩的根源所在。所以出现了见之于文学的是对罗、廖的肯定，而在实际场合中对罗、廖不加肯定的情况。

    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形，有人叹息“塘马战斗损失惨重呀……至于老罗、老廖吗？唉…..不再提了，他们毕竟是烈士呀……”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徘徊，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战斗，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塘马战斗就是属于可歌可泣的战斗，但令人不解的是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战斗都有定论，尽管不一定正确，但唯独塘马战斗至今没有定论，甚至在罗忠毅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百位英模人物后，对塘马战斗本身还没有作公开的评定，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这到底为什么呢？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徘徊。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罗、廖，对待历史？

    首先，我们必须给罗、廖以一个公正的定位，好在罗已被评为对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不仅肯定了罗，也肯定了廖和塘马战斗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同时也肯定了塘马战斗。

    其次，无论是党史，军史，必须旗帜鲜明地去评判塘马战斗，对塘马战斗的性质与意义有一个明确说法。这里对塘马战斗的判定必须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去判定，而不是以某个人的意见、某条电文作为依据。

    另外考虑到塘马战斗的复杂性，必须把政治的评判和军史的评判区分开。既要结合在一起，又要有所区别。即使从纯军事的角度去评判，也要从战斗的本质层面上去理解，而不是从简单的现象上、简单的数据上去判定。

    从本质上讲塘马战斗是在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复杂的战斗，战斗不可避免，它是一场成功的突围战斗争，罗、廖是双峰并峙民族英雄，他们不仅尽显英雄风采，还展现了勇于牺牲的超常的人格力量。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这点损失从整个民族抗战史上讲算不了什么，但它对新四军形象的塑造、对于民族精神的升华、对于华中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有着不可限量的意义，这才是焦点所在。

    由于真实的历史长期没有披露，由于当时军部师部部分领导人的并不全面的看法，由于部分党史、军史工作者长期囿于成见或只依据第一次的电文，或没有深入全面的调查，或采取回避的态度，长期以来使罗、廖及牺牲的众将士，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塘马战斗本身的意义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对于有历史责任感的人来说是不能不感到痛心，肯定塘马战斗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罗忠毅已被评为对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不仅肯定了罗，也肯定了廖和塘马战斗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同时也肯定了塘马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