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要力争东北，为此，延安组成了进军东北的干部大队，我被任命为大队长。这个大队由600余名干部组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中央党校一、二部的，还有“鲁艺”的一部分学员。大队组建后，立即出发，急进东北，于10月份到达沈阳，受到了东北局彭真、林枫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并很快进行了工作分配。

    1945年11月，我被分配到辽北军区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和省委委员。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接收日军设在东北的各种枪、炮、弹药库和发布安民告示，进行扩军。

    三、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3月，我被调任为二十旅政治委员。期间，参加了4月18日～5月19日的四平保卫战。

    1946年5月，又被任命为辽宁第二军分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由地委书记李砥平兼任。当时军区活动地区达8个县，我分区部队有一个独立团，后来增加了保三师两个团，共计有3000多兵力，在辽宁二地委二军分区地区打了许多仗，打击和牵制了进攻临江之敌军一万余人，比如，新六军一个机械化团、207师、青年军等。我辽宁二地委二分区对四保临江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表扬。

    1947年8月，我调任五纵十五师政治委员，到1948年10月，参加了辽沈战役，我师俘虏敌人5000余人，其中含一名副军长。至此东北全境解放，部队于12月进关。

    1949年任四十二军一二六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平津战役。

    1949年5月，在“香山会议后”，部队挥师南下，我一二六师前进中攻克了河南安阳县城，歼敌一个团。
接着，第四野战军命令我四十二军快速前进，围剿盘踞在大别山、伏牛山的蒋军残敌和豫鄂皖三省的清抄队，共歼敌数万人，其中我一二六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歼灭大别山之敌一万余人。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全国解放后，随着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央决定要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加强地方工作。我即奉命于1950年调中南行政委员会水利部任办公室主任，当我到水利部时，中南局组织部长钱英同志找我谈话说，水利部部长刘裴是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副部长潘正道是开明的民主人士，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我地下党赞助过经费，做了不少工作，董老(董必武同志)对潘副部长很重视也很尊重，要我做好他们的团结工作。

    1955年5月，由于工作需要，我调任地质部物探局局长。物探工作是一门新的科学技术，在旧中国没有相关机构，也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寻找地下矿产资源。为此，地质部成立后，很快组建了物探局。我是物探局的首任局长，深感责任重大，在新工作、新技术面前，我一方面加紧业务学习，另一方面狠抓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业务建设，很快形成了一支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物理勘查找矿的技术队伍。几十年来，物探工作卓有成效，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1964年，中央加强党的监察工作，我被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地质部监察组长，其任务是了解进驻所在部门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监察查处党内违纪案件和开展反贪污、反浪费等工作。这项工作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终止。

    1978年中央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地质部党组(后改为地矿部)纪检组组长。在任职期间，突出抓了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贯彻执行和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以及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1983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退居二线，为全国政协五、六、七届委员。

    1995年正式离职休养。

    离休后，我遵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每天坚持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江泽民“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认为，尽管我离休了，不在位了，但人老心可不能老，志也不能衰，不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每天阅读文件、报纸，收听收看新闻，了解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此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参加部里一些重要活动。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