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善远，江西吉安县人，191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13岁)参加革命，1949年全国解放后由部队转到地方，1983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退居二线，1995年正式离职休养。

    我从1928年参加革命至今整整72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跟随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亲身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斗争。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毛主席领导我们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由部队转到地方工作。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党和国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现在我虽然年过八旬，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着当前的国家大事，关心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抚今追昔，不甚感慨。我感到在我有生之年，有责任对自己这一生跟随党南征北战、东剿西杀的艰苦历程作一番回顾，并用文字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此举，也将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有所启迪和教益。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3月，我在家乡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在我的家乡发动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的具体组织者是曾山同志和周冕同志。我当时在农民革命运动组织中担任宣传员，主要宣传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当时我们提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土豪劣绅！一切土地归农民！不交租，不还债。记得当时我们在一首歌里唱道：“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就在这年的下半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年13岁。

    1929年下半年，我还参加了由曾山、周冕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有周围的十余个村庄500余名青壮年农民，具体围剿的目标是水源村的大地主武装。这次暴动我们取得了胜利，不仅狠狠地打击了大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而且还缴获了四条步枪，并以此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队”，队长是周长生同志。

    1930年我担任了谷陂乡苏维埃政府儿童团总团长，乡政府共青团支部书记。

    1931年参加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为西区游击队战士。这期间，我们同地主武装进行过多次战斗。

    1932年我被调任为湘赣军区巡视团团员。这年巡视团党支部正式批准我转为中共党员。

    军区巡视团是由肖克同志和王震同志领导的，其任务是检查发动各县武装部及地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围剿斗争。

    1934年8月，我被任命为红六军团十八师通讯连排长，此时我红六军团开始了西征，由江西永新县突围，转战到湖南。根据当时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与十倍于我之敌进行周旋。在长征途中，部队非常艰苦，风餐露宿，日夜行军。而且敌人前堵后追，迫使我们边走边打，甚至一天打几仗。是年11月，经长途跋涉，且战且走，我们红六军团终于在湖南湘西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时称“二、六军团”。1936年，二、六军团正式组建为红二方面军。

    1935年，我先后被调任为十七师五十团机枪连副指导员，二营营长兼教导员和团总支书记。在湖南周旋期间，我曾参加了许多战斗，也打了许多胜仗，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其中有几个主要战斗至今记忆犹新。一是龙家寨战斗。这在当时是关键的一仗，打得也很激烈，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了地方军阀陈渠珍部的8个团，俘虏敌军五六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二是忠堡之战。这一仗也打得很漂亮，消灭敌军整整一个师并活捉敌军纵队司令张振汉。三是板粟园伏击战。歼灭敌军两个团，敌谢彬师长被打死。四是陈家河之战。消灭了陈耀汉部两个团。…

    通过上述几个主要战斗，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扩充了红军队伍，也扩展和巩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当时我军还占领了湘西的十多个县城。

    1935年11月，我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开始了长征，途经贵州、云南。

    1936年我被调任十六师四十八团政治委员，当时该团团长为黄霖同志。同年下半年又担任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团长是覃国翰同志。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历尽艰难险阻，先后参加了两次渡江战：一是在众多的敌人后追前堵面前，强渡了天险贵州乌江，没有渡船，指战员就用绑带扎木排强渡乌江渡口“鸭池河”，并击退了堵截我军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旅；二是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找了几条木船，强渡云南金沙江渡口“石鼓”，并击退了一个师的尾追之敌。

    再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曾翻越了海拔6000米的玉龙雪山。玉龙山不仅山高，而且路险，冰山雪岭，极其寒冷，战士们穿的都是单衣，加上空气稀薄，高山反应，有的战士昏倒在地，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为了战胜这恶劣的自然条件，部队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记得当时在过雪山的时候，我们的宣传队员熊晃(新疆军区原副政委)除了饱尝与同志们一样的艰难困苦之外，还要冒着高山反应的生命危险，给大家编节目说快板，来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当我们胜利地翻过了雪山之后，第一站就到达了藏族聚居的中甸乡城，从这里我们要通过草地。在过草地中遇到的严重困难是没有粮食，即使有也只是少量的青稞，大量的是吃草根、啃树皮、树叶和牛皮。草根、树皮吃完了，就动员战士们挖地老鼠充饥来维持生命。有的同志甚至把自己腰里系的皮带、脚上穿的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破皮鞋，都当作粮食吃掉了。我们的红军战土就是在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下，胜利地走过了草地。

    1936年9月，当我们刚刚走过草地到达了甘肃回族聚居的地区后，军师首长即命令我五十三团快速攻克徽县县城。此城城墙高大坚固，森严壁垒，单凭仅有的步枪、手榴弹、马刀攻克是极端困难的。于是我团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修架了几条登城云梯，避开敌人火力点，架起云梯与敌人展开激战。经过一夜的攻打厮杀，终于一举攻下了徽县县城，歼敌一个保安团，从而为我军前进扫清了道路。

    1936年10月22日，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我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了大会师，从而胜利地结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造的英雄壮举，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紧要关头，我军立即开进陕北地区的三原、径阳、富平一带，我五十三团当时就驻扎在庄里镇。动员全体战士做好打仗的准备。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下半年，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我奉命调抗日军政大学军事一大队学习。1938年2月，抗大组建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改名为“抗大特区队”，我被任命为特区队队长兼指导员。这个队共有60余名学员，学员来自陕西各地的地下工作党员，也有来自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部队”(民先)的成员。区队下设3个区分队和9个班组。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我们特区队非常重视，除了配有较强的干部加强组织领导外，还派了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教学工作。如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哲学家艾思奇同志，以及张如心、陈志芳、谢汉文等同志都先后来特区队讲过课。毛主席也非常关心我们，有些党内的重要政治活动都通知我们参加，比如中央书记处洛甫同志的报告，批判、斗争反党分子张国焘的一些会议都让我们参加。特别是1938年5月下旬至6月初，在延安凤凰山下，我们特区队全体同志聆听了毛主席亲自作的《论持久战》的报告，在结业的前夕，党中央和军委还派滕代远、罗瑞卿、许光达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结业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38年7月初的一个上午，我队突然接到了毛主席秘书叶子龙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特区队的全体同志，而且是在他的住处——凤凰山下。消息一传开，同志们顿时沸腾起来，大家兴高采烈又唱又跳，心情非常激动，不一会，我们全体队员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骄健的步伐来到了凤凰山下。当我们走进毛主席住的那所十分幽静而又简易的院子的时候，毛主席早已站在会议室的门口等着我们了。大家见到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毛主席亲切地与同志们一一握手、问好，我们每个队员也向毛主席举手致敬，齐声高呼毛主席好！毛主席好！，当大家坐好后，我带领大家唱了一支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歌曲唱完后，接着毛主席给我们作了重要讲话。当时毛主席针对这批绝大部分来自陕西各地、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的实际情况，着重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和任务。特别强调了关于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并告诫我们要坚持党在民族战争中的独立性，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在民族战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毛主席这次接见，虽然已过去62年了，但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1938年下半年，我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二队指导员和第一支队教导员。

    1939年调任抗大四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四团驻在山西太行山区的武乡县。

    1940年春，我奉命调太行山集团军总部巡视团任团总支书记。团长是周恒同志。同年7月，我带领一个巡视组前往冀南新八旅检查工作，并参加了反扫荡的战斗。

    1941年巡视团又巡视了冀鲁豫根据地，我带一个巡视组检查了南进支队的工作，同年11月被任命为南进支队政治委员。

    1942年南进支队在“反扫荡”中多次伏击打击清丰县、南乐县的日军，并拔掉了设在“娄集”的据点。为此，冀鲁豫军区首长对我支队进行了表扬。当时，朝城的顽军经常出来骚扰，我支队英勇出击，歼敌一个团。

    1943年我奉命调延安中央党校二部九支学习，并被选为九支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