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1958年摄，左一为晚年的叶良一将军，时任四川省通、南、巴、平四县组建的巴中政协驻会副主席。右和中两位老先生都是辛亥革命老人，右为巴中县副县长钟定九，中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刘健公。

    整理者按：“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记忆是文明之火，抗日是一段不容忘记的历史记忆，这一段记忆对我来说，是一段特殊的记忆，犹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红场阅兵当晚，高举老普京的肖像与二十万市民一起游行那样，犹如普京总统历年在红场阅兵讲的那样，“以对我们先辈历史记忆的忠诚，记住父辈、祖父和更早的先辈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才懂得什么叫忠于祖国”。我对这段记忆源于童年。五十多年前我背诵一段小学课文，被我祖父，北伐革命将军叶良一打断了，他厉声说，“什么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八年！”我委屈地回答，“我没有错，你看课本嘛。”他看后严肃地说，“你的课本也写错了。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后，到1945年中国人民用了五十余年，才打败小日本。东北三省的局部抗战从1931年9.18事变起计算，也是十四年。全国抗战从卢沟桥事变起计算，才是八年。从晚清政府起中华民族的抗战，我们经历了三代人五十余年呀！”老祖父又痛心地说，“中国人珍爱和平，我上面几代人都盼望和平，你刚生下来，我给你命乳名是和平！”祖孙间一次不同寻常的争执，让我有幸在成人后亲闻祖父，辛亥革命早期的川军将领叶良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因为文革中患白内障，但思维清晰的祖父，被迫写“历史交代材料”，他只能口述委托我做笔录，所以这段史料我才得以传承，现整理后公开。

    1925年春，四川防区制始，我即率部驻防四川省会重庆，所部官兵六团一万余人，主要是我家乡大巴山区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花、剑阁等县的子弟，我还担负了重庆筹备建市，完成市政建设的各项任务。驻防重庆我最初属杨森部，1926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第2混成旅，我即任该旅少将旅长，归军长刘湘节制。驻防重庆期间，我谋划并参加了收复川江的航运权的斗争，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实现，为全国抗战全面爆发的大撤退，为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陪都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和物质基础。

    一、川江当时的局势

    我部驻川江边，在下半城和江北，每天看到日本和各国列强的军舰和货船在我国的江河里横行霸道，而国内刚刚起步的几十家轮船公司，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四分五裂了，以后，还继续内斗到一条船一个公司的惨境，令人心痛。　

    二、川江航运权的失落

    早在鸦片战争后，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和西方列强就企图开辟和侵占我川江航道了，我驻防重庆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

    1869年，英国政府派上海英商协会的代表密琪等人与英国驻汉口领事沿川江乘轮船坐木船，不得已，还爬山涉水，抵达重庆，沿线做实地考察，他们趁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之机，强迫清政府交出了川江航运权，只因当时英国的轮船技术还达不到在弯多浪急、险滩林立的川江上航行的条件，这一企图才未能得逞。1883年，我出生那一年，号称“西部中国的英国开路先锋”立德乐，以旅游为名，由上海乘轮船到汉口，然后换乘木船逆江西上，考察我川江航道，历时40天到达重庆，1885年，英国人立德乐，正式向清政府申请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行执照，1887年，他建立了“川江轮船公司”，做航行川江的各种准备，同一年，立德乐将其在英国特制的“固陵号”轮船运抵上海，1888年装配完工后，1889年2月驶抵宜昌．准备稍作停留后上驶重庆。为阻止“固陵号”上驶，清政府竞以12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买下了立德乐的轮船和码头，换取英方十年内轮船不上驶重庆的保证。

    各国列强的对我经济侵略从未停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1890年英国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不仅取得了重庆开埠的特权，而且还取得了自制木船或雇佣中国木船，挂英国国旗进入川江，上驶重庆，享有轮船在其他口岸或水域所享有的优惠权益。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同意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逆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许诺“附搭行客，装运货物”。根据“最惠国待遇”特权，对我虎视眈眈的日本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享有了在中国的同等特权。从此，我国川江的航运权，从法律意义上完全丧失。

    由于川江航道险恶，外国商轮的载重大，吃水较深，一时还无法通过川江险滩，因此，这一时期在川江上航行的主要是各国军舰，以保证其在川江流域内掠夺我国权益。在川江上航行的所谓外国船，多是依《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的“挂旗船”，即由外国洋行租用，悬挂外国国旗，享受外国轮船特权的中国长途货运木船。1891年5月26日，立德乐洋行用中国木船装运煤油、海带进入重庆港，成为进入重庆港的第一艘“挂旗船”，以后“挂旗船”逐渐增多，当年年底，进出重庆港的挂旗船就达607艘次，到1899年，多达2，900多艘次，货运量达10万吨。“挂旗船”数量的剧增，是帝国主义对我川江航运权控制的加剧。

    1898年，英人立德乐自任船长兼大副，驾驶“川江轮船公司”7吨小火轮“利川号”试航川江，沿途险滩雇佣我国湖北和四川的纤夫拖船，到达重庆，成为航行于宜昌与重庆间的第一艘外国商轮。1899年，英商轮船“先行号”也到重庆，以后几年，不断有外国轮船冒险航行川江，当时一位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士戏言：“将蒸汽船的航线由上海开辟到扬子江的上游重庆，是现代航运业最浪漫的事业之一。”以后，外国轮船在川江越来越多，在川江上行驶的全是怡和、太古、公泰等日本和其它外国公司的轮船，他们以船大快速和铁甲坚固的优势，经常无故撞翻我国商船，甚至撞翻川军运饷木船三只，造成饷银八万五千元沉落江底，官兵五十八人被淹死，继而爆发了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南洋街，万县中学和杨森司令部等地，造成炸死平民三百余人，炸毁民房商店数百家，财产损失数千万震惊中外的惨案。

    三、抓住契机，智取为上

    不久我在重庆迎来了北伐革命高潮，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北伐的主要任务。我分析革命形势后，与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委漆南薰和政治部教官，国共两党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商议，研究出对策，制定了谋略。我以扶起民族企业的办法，驱逐日本列强的想法，得到漆、杨二人的一致赞同和支持。我考虑到当时也只有一条船的好友卢作孚，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我就联络川军将领中成都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潘文华师长等人，同盟会的老友，时任中美合资“美丰银行”中方董事长康心如以及溪致和等工商界朋友一致支持卢作孚，依托同学刘湘掌管四川军政大权的关系，对卢作孚首先委以合川县峡防局长，配备武器装备，担负合川至重庆一段嘉陵江防务，保护我内河运输主权，事成后再委以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支持重庆民生轮船公司逐步做强大，进而占领我川江航运权，再逐步占据我长江航运权。

    川江要想失而复得，涉及外交，军事，经贸和侨民等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和中日英法德美等六国的国家利益。鉴于“北洋军阀，勾结列强，争夺于外。同学同事，扩充实力，割据称雄，争夺于内”的国事川局，许多人好于内争而不愿意去争取川江主权。洞察局势，权衡利弊，我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以局势为机会，以地理为优势，在重庆和四川全省广泛发动国民，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法，力争收复王家沱日本租界后，创造条件乘势智取川江，实属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