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记忆是文明之火，抗战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记忆。这一段记忆对我来说，是一段特殊的记忆，犹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红场阅兵的当晚，高举老普京的肖像与二十万市民一起游行那样，犹如普京总统历年在红场阅兵讲话那样，“以对我们先辈历史记忆的忠诚，记住父辈、祖父和更早的先辈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才懂得什么叫忠于祖国”。我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源于童年。五十多年前我背诵一段小学课文，被我祖父，辛亥革命将军叶良一打断了，他厉声说，“什么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八年！”我委屈地回答，“我没有错，你看课本嘛。”他严肃地说，“你的课本也搞错了。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到1945年中国人民用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才打败了小日本。东北三省的局部抗战从1931年9.18事变起计算，也是十四年。全国抗战从卢沟桥事变起计算，才是八年。从晚清政府起，我中华民族的抗战，经历了三代人五十余年呀！”老祖父又痛心地说，“中国人珍爱和平，我们几代人都盼望和平，你刚生下来，我就给你命的乳名是和平！”祖孙间一次不同寻常的争执，让我有幸在成人后亲闻祖父，辛亥革命和川军抗日将领叶良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因为文革中患白内障，但思维清晰的祖父，被迫写“历史交代材料”，他只能饱含泪水地口述，委托我在床头做详细的笔录，所以这段史料我才得以保存，现整理后公开。

    1925年春，四川防区制正式形成，全省实行军政一体化管理，我率部驻防四川省会重庆，当时尚未建市，巴县，江北和北碚三县人口各约三十多万，重庆正值移民的高潮。我部系川军六个团一万余人，主要是我家乡大巴山区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花、剑阁等县的子弟，这支队伍是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革命战争三个时期逐步成长起来的，由李挽澜（巴中县城守乡人）任旅长，我任该旅团长兼旅部参谋长，旅长李挽澜讨袁阵亡后，由吴震（巴中县兴文乡人）继任该旅旅长，不久，吴病逝军中，由我升任少将旅长。1925年起，我担负了驻重庆筹备建市基础工作，率部完成市政建设各项任务。驻防重庆，最初我隶属杨森，1926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第2混成旅，我即任该旅少将旅长，归军长刘湘节制。在此期间，我谋划并参加了四川收复重庆日本租界和川江航运权两个长达十年左右的爱国斗争，为全国抗战全面爆发的大撤退，也为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陪都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和物质基础。

    我部有许多父子，兄弟，叔侄，舅侄和同乡在一个连队当兵，由于我们几代人都经历过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日甲午海战和清政府向日本政府割地赔款，每个官兵家里被强迫摊派过中日战败的赔银，他们饱受过各国列强的欺辱和蹂躏，特别是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制造了长期的灾难，四川军民抗日爱国的思想很强烈。我驻防重庆期间，在四川督办，军长刘湘的默许后，与友军联络，谋划并成功收复了重庆的日本租界王家沱。

    一、日本人在重庆的骄横和官兵的态度

    1925年夏天,我在重庆朝天门的旅部里,一抬头就看见飘扬日本国旗的军舰，它后面还带着一长串悬挂太阳旗的日本商船，它们在我长江横冲直撞,还经常撞翻我国木船。而我对岸的王家沱日本租界，早已成为日本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朝天门一带老城区和江北由我部驻防，南岸王家沱本是中国领土，任由日本人横行霸道，欺辱我同胞，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我部官兵也怒火燃烧，大家一致认为，日本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胡作非为,既是中国人的耻辱，更是我川军将士的耻辱。

    二、我的动机和对策

    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在川江和中国的城市里横行霸道？重庆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很多商人还不知内情。我与旅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漆南薰和旅部政治教官，国共两党四川省党部书记杨闇公曾在一起商议，我主张成立一个爱国团体，开展爱国活动，进行爱国教育，他们深表赞同。我们决定，一是要抓住“中日双方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即将到期需要续签的关键时刻”，广泛发动和团结人民，一致反对与日续签合同。二是决定了策略和方法，理由是四川人民拒绝续签重庆租界合同，就可能规避外交冲突，方法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四川实力为支撑，重庆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均有义不容辞的宣传和引导责任。

    三、北伐革命的契机

    机会终于来了，1927年为了策应北伐革命中，武汉收回英国租界的爱国运动，重庆军民多次自发掀起了抗日高潮。我与爱国志士温少鹤、康心如、卢作孚等许多人发起成立了“重庆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和“重庆国民废约促进会”，有组织地开展收回朝天门南岸王家沱日本租界的斗争。我作为一名重庆地方军政长官，参加过这两个爱国团体的一些活动，也应邀出席过重庆各种同业工会的集会，发表过言论，旨在号召“同胞自悟，协力御外”。

    四、四川军民的觉醒

    为了发动人民，我在夫子庙召开过记者招待会，邀请重庆和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驻重庆的新闻记者一百多人参加，我旅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委漆南薰还以“新蜀报”主编的双重身份参加，“大声报”记者王鳌溪（巴中县柳林乡人）“新新新闻” 记者林端甫（平昌县兰草乡人）“商务日报”记者徐伯偕（仪陇县瓦子乡人）等，就国民不了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招待会上提过问。例如：

    记者王鳌溪问：国民对日本在朝天门对岸王家沱设立日本租界，建立帝国炮舰海员俱乐部并不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叶将军能否告诉公众。

    川军将领叶良一答：这个问题要从清光绪年说起，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我国战败，在1896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日本乘势逼向清廷，提出了在重庆设立租界的新要求。1896年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回舍己为设租界事到重庆，向重庆地方政府谋求某一地段为日本租界，经过与清政府交涉数年，日本驻重庆领事山畸桂与大清川东道尹，宝莱先生于1901年9月24日正式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它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在重庆府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据我了解和研究，川东道尹宝莱先生，当时还动了脑筋，坚持了底线，约定“租契以30年为限，期满仍应换契续租，以后永照30年一换契之例办”。落后就要挨打，腐败的晚清政府，将重庆长江口岸的一部分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这就是丧权辱国，极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一手造成的恶果。

    记者林端甫问：日本政府派炮舰深入川江，常年泊于重庆租界附近，它的依据和起因是什么？因有炮舰撑腰，旅居重庆的日本人十分凶横，制造过一系列事端。请问，日本人和英法德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重庆为何如此嚣张。

    川军将领叶良一答：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外轮可由湖北宜昌上行到重庆，川江门户从此打开。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力做后盾，依靠坚船利炮逼我清廷就范。这是重庆商务督办处给我提供的《马关条约》和《重庆日本商民专界条约》副本，你们新闻界可照相片，让国民知情。189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驾驶7吨小火轮“利川”号轮船试航川江，到达重庆，飘舞着它的米字旗，泊在朝天门码头也有一张照片，大家请看。1899年3月英商轮“先行”号到达重庆。1899年6月14日英国两艘军舰“山鸡”、“山莺”号由宜昌驶抵重庆，由此长驻川江。1901年、1906年、1914年法国、德国、美国军舰也先后驶抵重庆，派驻川江，占据长江上游湖北宜昌到四川宜宾1000余公里的航线，自东向西，横贯四川全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航行川江的外国轮船也逐渐增多，他们不仅搭乘旅客，装运货物，抢夺中国人的木船运输业，造成了我国船员失业。日本和各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大西南号称天府之国四川的宝贵资源，早就垂涎三尺，他们以武力为后盾，大肆掠夺我珍贵的药材、山珍和珍稀动植物。当前，民族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的首要矛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统治。

    “新蜀报”主编漆南薰问：日本和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何对急流险滩的川江如此感兴趣？他们为何享有如此优惠的税收特权呢？

    川军将领叶良一答：日本和各国侵略者的军事手段，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为了经济侵略中国，而且经济侵略往往走在军事侵略之前。”我的政治部主任漆南薰先生，你写过一本马寅初先生题写书名的名著《论经济侵略》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古代，在先进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尚未变成现实的今天，对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的四川和重庆来说，川江航道就成为最便捷、最重要的交通和贸易航线了，被西方列强称为“黄金水道”。1891年重庆开埠，标志帝国主义势力进入四川和重庆。但是，各国列强要想夺取长江上游地区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宝藏，它就必须要打通川江航道，夺取我长江航运权。

    至于，帝国主义在我国享有的各种优惠国待遇，也是他们的八国联军和炮舰政策所为。重庆开埠，依据是1890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増专条》他们不仅取得了重庆开埠权，而且获得了自制木船和雇佣中国木船，悬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上驶重庆，享有在其它口岸或水域所享有的优惠权益。我川江航运权的丧失，经历了满清和民国两代，已经历时三十六年。

    中日《马关条约》第6条第3款规定：“日本轮船可以搭乘旅客，装运货物从湖北宜昌逆江而上至重庆，且其货物只须交纳所定的进口税。”该条的第4款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在重庆等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以及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请看，两处“任便”二字，何等嚣张！正如一位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西方人士当面对我所言：“将蒸汽机船的航线开辟到扬子江上游的重庆，到达这个离上海1427英里的城市，是现代航运业最浪漫的事业之一。”可见长江航道交通作用对中外经济贸易之重要,其国家主权地位之重要。

    记者徐伯偕问：日本凭借王家沱租界，向四川倾销日本商品，逃避货物税，夺取我国工业原料，实施经济侵略。日本军人目无法典，凌辱华人，暴行累累，我们四川该如何应对？

    川军将领叶良一答：日本商人逃避货物税，它的依据和理由是“‘马关条约’确定只需缴纳进口税”，这个问题，虽是我军民最为关切的问题，但是我要强调四点：第一，重庆这个日本租界约书，期限30年，到1931年9月24日期满，我国不与它换契续租，这才是当前维护我国主权的核心，也是目前重庆中日双方博弈的焦点和关键。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从现在起，即可运用民间团体常备不懈，开展收回重庆租界的合法斗争。只要中国人民站起来坚决反对，我重庆地方政府，完全有理由不与日本领事续签王家沱的租界合同。第二，日本人钻了中日条约的空子，抓住马关条约第6条第3款“货物只需交纳进口税”，但是我查遍了，也没有“货物税的免税”规定，应当照征。我已经责成我部税务征收局从严执行，并在各港口加强进出口货物税的稽查。第三，公开告知旅华外国人遵守我国法律，尊重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外人在中国犯法，我重庆当局理应依法查处。第四，就过去的外交事件，我重庆当局向日本驻重庆领事馆继续交涉。

    我代表重庆军政当局答记者问，向国民公开后，重庆的产业工人、商人、文化人和民族资本家被激发起来，他们自动加入各爱国团体，形成了爱国力量，与帝国主义在重庆的非法行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例如日本海军士兵四人在朝天门俱乐部跳舞喝醉酒，公开强奸我国妇女，我下令抓获，并通知日驻重庆领事馆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接受处罚。在四川江防部队不守江防的时代，我担当了重庆的川江防务，我命一个炮团，将先进的汽轮改装成炮艇，在朝天门到万县一段的川江上巡逻，保卫我国航道，维护我国主权，维护国民权益，我这样做，为三年后期满，按时收回王家沱日本租界，初步奠定了军事，外交手段和群众基础。

    记者招待会后，我授意本旅政治部主任漆南薰以“存亡之秋”为题，撰写过一篇时事评论，载于1927年1月9日《新蜀报》上，从政治和军事上支持武汉的革命斗争，开展四川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借此向重庆各界朋友们说，“国民，国民，我常说列强在借端挑衅，意图一逞。此话果验了，列强草菅我人命，视我四万万同胞为奴隶和牛马不如，已不是今天才开始。它实行的炮舰政策，我中华儿女，我民族同胞，就是它刀背上的鱼肉了。我们不彻底觉悟，愤起一致，真是死无宁日。好在我北伐的国民政府，已做积极行动，收回了武汉英租界，设置了管理委员，征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百分之五十的奢侈税。此举，为我中华吐了一口气，是我国对外交涉以来，从未有过的痛快之事。中央政府已经为我当开路先锋，向敌人冲刺了，人民理应成为国家的后盾。同胞们，我们不问政治和宗教信仰如何，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一致行动起来，存亡之机，在此一举。”我此时，接到家信，父亲告知巴中粉璧乡96岁祖母刘氏病重，望见一面。我万箭攒心，潸然泪下，回信“自古忠孝难全，儿孙谨遵祖训，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在重庆做两件事，一是为国雪耻，赶走倭寇侵略，剑拔弩张，对峙两江两岸；二是修建重庆山城，筹备建市，广纳家乡人才，率部开拓，打通江边到山顶的中城干道。”

    五、重庆设立日本租界的外交依据和经过

    我和四川军民都饱尝半殖民地的苦难，辛亥革命后，抗日爱国运动在四川继续进行。1925年四川省政府驻重庆，为了收复重庆日本租界，我详细研究过有关外交文书和史料记载。

    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官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根据这一约定，日本取得了在重庆租地设厂的特权。

    1896年10月19日，晚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又签订了《中日公立文凭》，进一步明确，添设的通商口岸，要“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租界中“管理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属于该国领事，这就是重庆划定日本租界的外交条约依据。

    1896年2月,日本政府指示其驻上海总领事馆珍田捨已，依据《马关条约》到重庆考察设立领事馆和确定租界地址，他看中了朝天门对岸的王家沱，初步踏勘之后与清政府川东道尹张华奎谈判租界地“要件”，签订了《重庆日本租界地基合同》1901年9月24日，日本“钦命驻扎重庆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山崎桂”与“大清国钦命四川分巡川东兵备道监督重庆关兼办通商事宜宝莱”在重庆正式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这个二十二条的“约书”得到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批准，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正式确立，租界为一幅长1333米，宽351米的斜坡地,计702.5亩，约定“租界内警察之权，管理道路之权，及界内一切施政事宜，悉归日本领事馆管理”，“租界内所有地基，由中国地方政府向原属地主购买，交与日本商民永远承租。”“租界内地基分上中下三等。”日本商民承租时,“上等地每亩银圆150元,中等地每亩银圆145元,下等地每亩银圆140元，永以为率”。“所有地契以三十年为限，限满后应换契续租，以后永远照三十年一换之例办理。”“界内地税每亩缴纳：上等地银圆二元二角五分，中等地银圆二元一角七分五厘，下等地银圆二元一角。不另缴纳钱粮捐饷等项。”“界内地基只准日本人民承租执业。”“华人只能居住营业,不能租地。”《约书》还规定，“租界内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侨民发生的案件，中国地方政府无权审理。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侨民控告中国人的案件，中国法官不能单独审理，须由中、日两国法官共同会审。判决后如果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侨民不满时，应由日本领事馆照会重庆海关监督共同复审”。

    重庆租界设立以后，日本人先后在租界内开设了工厂、公司和洋行，如“友邻火柴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和“日清公司”还有一个“海军集会所”。日本商民大批住进租界，特别是日本军舰停泊租界外之长江江面，日本水兵入租界活动后，凌辱华人事件时有发生。租界内大路只能由日本人通行，华人不准行走，只能绕行通过。重庆租界《约书》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武器等危险品进入租界”，可是日本人常常携带武器弹药横行街市。日本水兵上岸酗酒以后，赤身裸体窜扰四乡，奸淫妇女，抢夺民财，对华人凌辱、毒打，不胜枚举。1928年12月，日本水兵在王家沱租界内纵马横行，将中国搬运工人杨顺发撞倒在地，踏伤腹部，折断臂膀，不省人事，日水兵扬长而去。杨顺发的儿子向日本警察报警，反遭铁棒打击，杨顺发的母亲林氏闻讯赶到，也遭拳打脚踢。由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海军士兵横行无忌，附近民众，特别是年轻妇女对日租界谈虎色变，绕道行走，租界内外，路断行人，以后竟发展到日本人不交租金、不纳地税，窝藏盗匪，贩卖毒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