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的丰功伟绩、光辉思想、高尚品格、崇高风范永远铭刻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皖南事变”后兼任新四军政委，从1943年3月起，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全国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五种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弘扬。

    一是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刘少奇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组织原则、纪律意识，他总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服从组织决定、听从组织安排、担当历史重任，出色地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并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独挡一面开创新局面。

    “九一八”事变之后，身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回国之后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为加强东北地区抗日力量选拔和输送了一大批包括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在内的党员领导干部。1932年底，为了保存党的实力，他受中央委托，和陈云同志一道，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总部从上海经汕头地下交通线秘密迁往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在中央苏区负责工会工作、劳动人事工作、反腐肃贪工作和国有企业管理工作，并富有远见地组建了中国工人师。1934年4月，他在长汀接替易洪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不久兼任中央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与杨尚昆同志一道发动群众“扩红筹粮”，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强的兵力支持和后勤保障。1934年9月，刘少奇在福建长汀山田镇中复村亲自领导了著名的“松毛岭”保卫战，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争取时间使中央苏区实现了战略转移，并率领红九军团从中复村集结出发、开始长征。当中央红军经历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安营扎寨时，刘少奇于1936年底再次临危受命去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领导华北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刘少奇奉命将北方局机关从天津转移到山西太原，与彭德怀、彭真、林枫、杨尚昆、朱瑞一道重组北方局并担任书记。1938年11月23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从延安走向河南确山竹沟，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东的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区的抗日战争，开辟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被叛徒出卖杀害，15000多人的新四军总部只有2000多人突围，遭受重大创伤，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兼任新四军政委，他与陈毅同志一道，用了3年多时间，使重建后的新四军重振铁军雄风、快速发展，拥有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五所抗大分校，兵力达20万人，使华北、华中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两支抗日武装形成合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从盐城返回延安，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领导全国抗日战争。

    二是理论武装的人文精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哺乳了一代伟人刘少奇，刘少奇用他的卓越与辉煌回报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人民。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党建思想光芒四射，特别是他独树一帜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写作了“党建三论”，具有以文化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魅力，受到了读者热烈欢迎，成为利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熏陶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光辉典范，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安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彰显了理论武装的精神力量。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是加强自身修养、发挥带头作用的教科书。1938年9月2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组织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会后，刘少奇在奔赴中原局走马上任途中的河南省渑池县开始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于1939年3月在竹沟完成初稿，先后在中共豫西特委党训班、竹沟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1940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公开发表；1943年列入延安出版社《整风文件》，成为党员干部必读书目，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强烈反响；“修养”的公开出版发行，统一了全党思想、纯洁了党员队伍、壮大了抗日力量。

    《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解决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是凝聚集体力量、保持先进本色的润滑剂。1941年11月4日至6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发表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演讲，对于加强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少奇认为：“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的同时，必须从组织上和纪律上进行建设。加强党员组织上和纪律上修养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党内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严格加强纪律约束，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成为这篇文章的鲜明特色。

    《论党内斗争》解决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是维护党的团结、坚定理想信念的警示钟。刘少奇于1942年6月在中央山东分局《斗争生活》第15期和10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党内斗争》，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并编入1943年6月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件》，成为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整治“三风”必修课。刘少奇指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刘少奇的精辟论述，为正确引导党员维护党的团结、坚定理想信念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称赞它“理论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正是因为“党建三论”的文化积淀，催生了刘少奇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部鸿篇巨制诞生（后改为《论党》），在中共党史和世界共运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党建理论丰碑，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是海纳百川的团结精神。“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为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的动员、组织上的准备和军事上的积蓄。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胆识和非凡的担当精神，站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8年3月，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又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刘少奇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肩负历史使命，再次从延安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他以壁立千韧的气魄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一切进步人士和爱国力量同舟共济、共同抗日。

    刘少奇从1936年初开始，从瓦窑堡来到天津北方局，组织领导天津各界人士支持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下旬天津沦陷，刘少奇在山西太原重组北方局并担任书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争取了国民党上层人士张治中、宋哲元、阎锡山站到统一战线上，并成立“山西牺牲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组建山西新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11月，刘少奇在河南渑池和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达成合作协议，与八路军、新四军联合抗日。在中原局，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人“溶共、限共、反共”危险处境，采取既团结又斗争、既联合又独立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反摩擦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求生存、求发展，使华中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之初，刘少奇紧急请示中央，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将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61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营救出狱，保存了党的力量骨干。刘少奇在中原地区还亲手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校，使包括贺绿汀、孙冶方、吕振羽、谢白浪等文化名人群体在抗日旗帜指引下，创作了一批优秀抗战文艺作品，丰富了抗战时期群众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夺取了华中地区抗日战争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