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2015年4月15日上午8时半，胡耀邦26周年祭日，胡家客厅的胡耀邦青铜像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人们敬献的花篮，前来祭拜和缅怀的人们络绎不绝。

    本文2015年6月初发表，不少耄耋读者来信，深情感念耀邦同志。承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第一任组长，85岁王聚武教授热情介绍亲历的耀邦同志往事，再作修订。

    2015年春节，央视播放《转折时期的邓小平》，当我看到剧中耀邦同志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奔走的场景，想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惨死的家父得以改正，使我摆脱“黑五类”子女被歧视的境遇，开始正常工作，我现住的房子就是家父单位落实政策时分给的（原住月坛北小街5号院财政部宿舍,1957年“反右”之后被收回）。我提请几位师友观看此剧，重温耀邦同志和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用你的身躯，挺起强大的世界……”深情的主题歌，使我沉浸在对耀邦同志的思念之中。

    随后收到耀邦同志之子胡德华发来《1965：耀邦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版）新书评论。读此书，使我震撼。

    耀邦客厅  笔墨书香

    2015年4月15日是耀邦同志病逝26周年。上午8时半，我来到胡府，在客厅门口，正好胡德平迎面出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寄）的材料我看了，延安整风那段写得好。”（材料是《顾明忆周恩来》，1938年顾明在延安与耀邦同事，八九十年代我任顾明秘书；1982年《耀邦对立法规划的批示》）他鼓励我继续发掘法治史料，说是要赶往参加陈野苹百年诞辰会议而匆匆辞别（陈野苹乃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曾协助耀邦纠正冤假错案）。

    胡家客厅保持原状，正面桌上的耀邦同志青铜像，金色基座雕刻着党徽，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人们敬献的花篮，侧墙上挂有耀邦和李昭夫妇画像。

    屋内书柜的藏书很丰富，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美国两党制度解析》、《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与自由》、《国际法》、《历代刑法考》（4卷）、《台湾府志》（3卷）等书。耀邦同志酷爱读书，每到一地，先要翻看《县志》的历史沿革，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博闻强记，勤于思考，关注世界政治经济走向，努力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世界文明。

    我凝视着墙上耀邦同志栩栩如生的大幅画像，感受他在这个房间里留下其生命最后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心情久久未能平静。

图2  我凝视着耀邦画像，心情久久未能平静。

    追忆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客厅里，已有几位胡家的朋友和学者，“百年耀邦”摄制组全程记录当日场景。应编导采访，我谈起当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感知耀邦同志。1982年耀邦同志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145个法）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5年7月，我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300个法）。耀邦同志认为“立法太多，人们记不过来，无法维权”，而严厉批评。当时，我幼稚地认为，耀邦同志不懂立法。法律界的主流观念是，法由司法人员掌握即可。

    1992年中共十四大起，我因公指导上海文汇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等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支持党报搞好宣传是我作为法务秘书的职责，但他们竟然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告密而栽赃陷害；我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和任何书籍，被公检法人员“依法”任意枉法加害，陷冤狱三年，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的瞬间，耀邦同志的严厉批评，犹如惊雷在耳边震响！我猛醒耀邦同志“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③

    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必须大力向公民普及而使其掌握，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必须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制约。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成千上万件，法律从业人员百万之众，俨然成了新兴的高利行业。“去打官司吧！”竟然成了许多司法人员执法违法和利益集团强势群体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广大民众反而无所适从。有钱有势者打得起官司，赢得了官司，法律成了各方司法人员寻租和牟利的工具。官商勾结，为虎作伥，权贵法制的利益交换潜规则盛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加无法保障，法治走向反面。

    谁说耀邦同志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社会的转折时期，只有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和精神文明建设，让民众起来掌握法律，才能捍卫自身权益不受侵害。

    “小个子扳倒大个子”

    9时起，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人员陆续到来，其中有94岁的黄天祥（在川北行署区和团中央的老部下）和夫人李蓉、84岁的高勇（在团中央的秘书）、81岁的李汉平（警卫秘书）。大家聊起耀邦同志，恍如昨日，寥寥数语，皆体现耀邦同志率真坦诚的人格魅力仍在感染众人。

    钱江（人民日报记者）等学者分别介绍各自的耀邦同志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新进展，大家谈论2015年11月将迎来耀邦同志百年冥诞，透着人们的关切和社会环境的冷暖春意。

    耀邦同志在“文革”期间下放劳动的河南省信阳黄湖农场送来花篮和《信阳文史资料“五七干校”》特辑，其中收录了怀念耀邦同志的数篇文章。

    胡德华夫妇热情地为每人端上热茶，94岁李昭老人因昨日接待来宾，夜里未休息好，未能看望大家。

    80岁的刘瑛（新中国最早知青，退休前任黑龙江省友谊县人大主任）自豪地谈起1950年14岁时从北京女三中和同学赴黑龙江友谊农场支边，成为我国最早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手。1957年7月，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1202人（包括16个民族）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与来自131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万名青年广泛交流。随团成员刘瑛说：“耀邦同志的大会发言，展示新中国的青年建设国家，发展友谊，交流经验，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我的手都拍疼了。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激动地把耀邦同志举起来。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头版予以报道，标题是《中国小个子扳倒苏联大个子》。然而多年后，‘小个子扳倒大个子’被换成‘邓小平扳倒赫鲁晓夫’的另一个版本了。”④

    两个月后，耀邦同志从苏联回国在新疆停留，打电话回单位得知团中央机关竟有50多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还有近百人被打成“中右分子”，仅中国青年报社就有17人。他大吃一惊，指示立即刹车，等他回去再说。耀邦同志虽无力回天，但仍尽量保护了一些人。他为被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送行说：“同志们……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之后数年，耀邦同志一直努力关心和设法善待他们。

    1977年底，耀邦同志就任中组部部长，在全国推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为蒙冤21年的全国55万“右派分子”的平反，他竭尽全力，冲破各种阻力。但有人坚持“反右派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故只给一纸“改正”通知，只恢复基本名誉，未能给予彻底平反和经济补偿，未能发还累计21年的工资。1989年4月5日，耀邦同志向李锐同志谈起此事仍感遗憾。十天后，耀邦同志去世，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⑤

    83岁沈宝祥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第三任主任）向我谈起，1977年7月，耀邦同志为打破政治禁锢，把颠倒的理论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创办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组成员曾多次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同志的家中开会，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理论动态组写出了呼唤思想解放的一系列重要文章。1978年5月6日下午，在耀邦同志家的讨论会上，耀邦同志亲手改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檄文，四日后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提醒“理论问题要慎重”，耀邦同志反驳“理论问题要勇敢！”

    沈宝祥教授深情地说：“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虽是普通的四合院，因耀邦同志的长期居住，在此运筹帷幄，革故鼎新，处理解决党和国家在转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增加了意义。不久前，我又到富强胡同怀念耀邦同志，那里有厚重的历史感。1980年耀邦同志就任总书记，搬家至这里的。”

图3  11时，耀邦老部下在胡府客厅。左起：刘瑛（最早知青）、马玫丽（中国青年报）、罗玉清（团中央）、黄天祥李蓉夫妇（团中央）、胡德华、李铭光（团中央），后排俞梅荪。

    临近中午，大家向耀邦同志铜像三鞠躬而告辞。

    胡德华大哥把我留下，取来整包《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三卷本）送给我。此书由耀邦同志的五位团中央老部下撰写，记录了耀邦同志一生的心路历程和坎坷经历，是一部治国活动史。写作历时15年，110万字，2004年完成，送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第一卷，反映耀邦同志从出生至1976年7月“文革”尚未结束的这段历史，已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两卷，反映耀邦同志致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至被下台经过，再至去世经过。作者根据审读要求，两度删改，两度送审，没有回复，致函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仍无果；2008年致函中央办公厅新主任令计划，仍然无果。在漫长的十几年等待中，五位作者中的张黎群、张定、唐非、李公天四位同志相继去世，两位序言作者于光远、胡绩伟也已去世。

    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

    一些访民在景山前街的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缅怀耀邦，展示“耀邦中国的良心”等横幅。有访民说：“耀邦一心为民，却被非难而下台，含冤而病逝，我们纪念他，也是为他喊一声冤，只有他平反了，国家才能走向法治，我们百姓才有希望啊！”

    回首1977年起，耀邦同志面对访民如潮，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竭尽全力，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还在家中热情接待上门喊冤的各地访民。

    当时全党面临“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就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巨大障碍。1977年12月起，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奋力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平反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受难者。

    1978年9月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讲话强调：“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⑥

    耀邦同志下达这一艰巨的硬任务，各级信访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党政机关纠正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信访部门的职能和作用达到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

    当时，仍有老大难案亟待攻克解决。如被判无期徒刑的“极右分子”葛佩琦（1938年加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冤狱18年释放）未能改正，贫病交加，走投无路；1980年4月2日傍晚，70岁葛佩琦找到富强胡同耀邦同志家，递上《申诉状》，已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不在家；当晚耀邦同志回家，阅处其上访材料，立即批请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督办；次日葛佩琦就拿到了耀邦同志签署的回信……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经过再审，宣判其无罪。

    1984年，耀邦同志要求：“对被搞错而改正的‘右派分子’不能留下（曾犯错误）的尾巴，要使其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生“右派分子”陈奉孝，1957年22岁起坐牢22年（1980年出狱改正时留了曾犯错误的尾巴），他因此再次收到《改正通知》而撤去尾巴，完全恢复政治名誉。⑦

    这两起冤案都是当年最高领袖钦定而震惊世界的特大案件，其纠正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耀邦同志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力排众议，为蒙冤者讨回公道。

    在耀邦同志26周年祭日，山东省潍坊市第三中学80岁退休教师陈奉孝回首往事，对耀邦同志感激不尽。

    当时，我国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在短期内获得平反，无时效限制，无对象限制，从“文革”上溯到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冤案，人不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上百万知识分子，到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十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及华侨和台胞，18万“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贱民身份……都被陆续改正，使亿万人民终于摆脱被压迫被歧视的困境，20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林肯解放黑奴400万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有错必究，有冤必反，是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成为我国宪政民主运动史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