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敬爱的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虽然我没有近距离接触耀邦同志的经历，却同样有不吐不快，甚至不吐有愧之感。我既是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又是落实耀邦同志关于发展服装工业，美化人民生活指示的参与者。可以说，是耀邦同志给了我这个半路出家之人第二次人生。

    1982年，耀邦同志提倡并开始带头穿西装。1984年10月1日国庆节，身着中山装的邓小平与穿西装的胡耀邦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也引来一些党外人士的非议，他们致耀邦同志说，中央提倡什么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应着中山装。耀邦同志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改造的。”于是，举国上下迅速形成了“西服热”，进而形成全国“工农兵学商，一起搞服装”的新局面。

    当时，刚踏进服装业门槛不久的我，认为耀邦同志做为党的总书记，此举仅仅意味着他关心人民生活而已。事后细细想来，这是我的肤浅。其实，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可是究竟怎样转移重点，如何解放思想，还都在探索中，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耀邦同志是最早起码是最早之一“摸着石头”的探路者，也是解放思想的大先锋。初看耀邦同志似乎只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服装问题，实则是他深谙古训“衣食住行”为什么衣为首之理，又明察当时中国老百姓凭票证生活之苦，更深虑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大路之急，不失时机地抓住服装这个龙头，带动我国轻纺工业这条民生工业大龙起飞，从而在不断满足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又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探路。

    耀邦同志首先为服装业正名

    长期以来服装业在我国，自己没地位，别人看不起。处于“四个尴尬”的境地。首先是产业地位尴尬，直至“六五”还处于不如大头针能上国家五年计划大本，“没有国家户口”。其次是产业形象尴尬，我国服装工业，脱胎于手工作坊，被戏称“老太太都能干的事儿”。三是国际形象尴尬，服装虽然属于大宗出口产品，但在外国人眼里只是“大路货、地摊货、便宜货”。四是消费心理尴尬，国人中相当多的人既爱美又不敢美。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我国服装业当时只有7400多个规模很小的工厂，设备陈旧简陋，职工不足百万人，远远不能满足十亿国民的需要。队伍的专业素养也很低，甚至服装研究所所长也不知道什么叫时装，当把头上戴的青草和香蕉编织的帽子的模特表演服装流行回归自然，说成是“妖魔鬼怪”。甚至连科技局的人也质疑“服装工业有手艺、有工艺，有科学技术吗？另一方面，不要说八亿农民，就是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也只能“买布做衣穿”，直到1978年全国“买衣穿”的成衣率才达到25%。买布靠布票，1983年底才消除。“一五”期间全国人均28尺，1960年以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人均只有7尺，不仅用于衣服、被褥甚至做布鞋的鞋面也得布票。人们只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文革“左”的倾向，使本来“穿不上”的国民又“不敢穿”了，穿得稍漂亮一点，往往被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样一来，男人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妇女翻领束腰列宁装，三十年一贯制，有人形容“近看男女不好分，远看一片兰黑灰”。

    那个年代，生产与消费这种既正常又不正常的扭曲状况，以致产业地位低下，何止服装业，它既只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生活日用消费品匮乏，也只是国民经济各产业生态严重失序的一个写照而已。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有着长期的观察，系统的思考。他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子，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时期轻重工业关系颠倒的“新经济政策”，把“复兴服装工业”载上“反对派”帽子的历史教训，从我国“大跃进”时期社队工业兴起的实践中，1960年就在《人民日报》公开倡导“亦农亦工、农工结合”，后来又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大思路。1982年起，他主持中央书记处调研准备、编制“七五”国家计划，就尖锐而明确地指出“搞了30年，家底不少了，固定资产除美国、苏联，我们第三位。但有多少厂子不能开工，产品不对路，浪费惊人。已经吃不饱的地方，还要新建厂，有的如轻工业都不投资。现在老百姓买东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确良，许多地方要收音机、自行车、电视机、录音机，这些东西又不投资。有些东西不要多少钱可搞上去，不搞。不调整不行……。”耀邦同志并强调指出“服装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事关出口创汇，应给予更多关注和优先发展。”1983年开始着手起草“七五”计划，1985年上半年拟订了“七五”计划草案，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七五”计划建议，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次年，六届四次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七五”计划。在这个国家计划大本中破天荒地提出“轻工三重点”，十分明确地强调“以服装工业、食品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为重点，并带动整个消费品工业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计划大本中确立“重点”与“带动”的逻辑关系，是后来的“以服装为龙头”思想的基本框架。旗帜至关重要，地位也至关重要。服装工业终于正名了！从此中国服装工业跨进了快速崛起的轨道。

    耀邦同志抓衣着，先抓纺织，给“鸡”供饲料。当时的中国，积重难返，百废待兴。身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身上的重担，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他把全国人民的衣着问题，挂在心上，抓在手上。1981年2月4日，他对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贯彻调整方针，争取今年纺织生产持续增长的报告，致函纺织工业部胡明、谢红胜、郝建秀等同志并告钱老：强调“我对今年应如何满足人民生活能更大幅度增长的需要，在你们的这个报告中批注了一些话，请研究，有些问题，如果你们不能定，请向计委请示”。耀邦同志对这个报告前后共五次批示，要求“拿出办法”，找到“路子”，树立“观点”，总结经验。

    耀邦同志抓衣着问题不放，于当年7月22日约郝建秀部长、胡明、寿汉卿副部长到中南海汇报今年和明年的打算，耀邦插话令人振聋发聩，耀邦说“我听了全国工业只能增长3%，心里很不高兴。如果只这样，我们将来可能要上审判台”，“历史是非过去了，我们自己的是非，我们的行动，人家在看着。”“明年的纺织工业多丰富一点。”“你们明年计划增长8%”“生产发展了，将来取消布票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手里还要这个票，那个票，去见马克思不光彩！”

    在支持纺织工业发展上，耀邦也是大视野、大气魄。

    1985年，纺织工业部拟将“华东纺织工学院”改名为“华东纺织工业大学”，请耀邦同志题写校名，耀邦同志欣然接受，并说“华东纺织工业大学这个名字，不如把‘华东’两字改为‘中国’，就叫中国纺织工业大学好”。

    属鸡的服装业，长期以来面对两大难题，一是为无米之炊发愁，二是即便有了米，也不对路，纺织生产什么，服装只能用什么。为了理顺纺织工业与服装工业上下游的关系，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体制上动了大手术，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后到青岛、天津等地调查研究，然后经过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把服装工业从轻工业部成建制地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从组织体制上形成了大纺织格局，开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进程中发挥服装为龙头作用。

    耀邦同志为服装业立本

    供不应求一直是我国衣着上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井喷式需求又加剧了矛盾。此时此刻，耀邦同志趁改革开放东风，大力推动招商引资和发展乡镇企业，双管齐下促进服装业快速发展。

    1983年2月7日至9日，耀邦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他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部穿着深色卡其布做的四个口袋干部服，便问道“你们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经常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样子，人们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耀邦同志着西装体现改革开放形象，透视出服装表征的政治色彩。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示范作用，服装业也不例外，如今深圳女装已成为全国女装第一方阵中的佼佼者。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向重视“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耀邦同志，此刻发力更强，他尖锐地发出强音：“我们应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

    面对江苏、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耀邦同志自然欣喜，推波助澜，强力支持与推动。1983年11月，耀邦同志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关于海盐衬衫厂步鑫生的改革内参上批示“对于那些松松垮垮，长期甘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轻工业部党组贯彻落实耀邦同志批示，立即组织了部和北京、浙江等有关省市联合工作组，到海盐衬衫厂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步鑫生办乡镇企业的经验，然后召开全国服装鞋帽工业现场会，推广步鑫生经验。

    乡镇服装企业的发展，仅仅10年左右的时间，用钢铁般的事实回答了耀邦同志“亦农亦工，农工结合”思想的真理性。到1994年，全国乡镇服装企业达28000多个，成为生产和出口的老大，产量占全国服装产量的60%以上。

    三资服装业，是中国国门打开，世界产业结构由西向东转移，我国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乡镇服装企业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蓬勃兴起，而广东、福建、浙江一带又是侨乡，大量外汇涌入，推动了乡镇服装企业的转型升级。1994年全国有三资服装企业12194家，位居行业老二，占居全国中高档服装市场，也是出口大户。

    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城市老企业，三足鼎立的服装生产体系，相应发展起来的经销体系、科技教育体系、服饰文化体系，基本形成了中国服装工业的现代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服装大国。1994年服装企业4.4万家，从业人员370万人，服装总产量78亿件，国内的成衣率达到50%，出口40亿件，出口额237亿美元，占全球出口额的16.7%，总产量和总出口额双双跃居世界第一。

    耀邦同志为服装业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来，我们广大国民的爱美之心，经历了不解放、半解放、大解放、真解放的四个阶段。文革前30多年，先是缺衣少被“没的穿”，防寒遮羞的实用性掩盖了服装的文化艺术性。后是怕被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帽子“不敢穿”。改革开放了，青年人解放了，什么都敢穿，可中老年人仍心有余悸，后来反精神污染出现了反复，又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冒出新的“不敢穿”倾向。耀邦同志及时站出来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把服装提高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上。男女老少逐步进入大解放阶段，举国上下色彩缤纷。所谓的真解放是指国人进入小康社会后的理性消费时期，不仅讲文化，也讲舒适健康。

    1983年12月13日，针对反精神污染出现的情况，耀邦同志接见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同志时，明确指出，小平同志明确主要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反精神污染，许多地方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纯属个人兴趣上面去了。他进一步强调说“现在穿衣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女同志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日本女的穿和服，我们看来有点像奇装异服。现在我们穿短袖衣服，不是很好嘛！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先人衣服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要发展嘛，我觉得在可能的条件下，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要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不可或缺的措施。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

    次日，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同志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电部等负责人谈话，他坚定明确地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着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们衣着打扮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局面，又拉回到古板、单调的状态中去！”

    1984年12月，轻工业部创刊《中国服装》杂志，请耀邦同志题写刊名，一贯善于运用刊物舆论工具指导工作的耀邦同志，此时显得格外兴奋，连连说，这么个大行业，衣食住行，衣为首嘛，应该有本刊物。他欣然命笔，连写了一幅横的，一幅竖的，并说，怎么用，让他自己选定吧。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廖汉生，中顾委秘书长荣高堂等同志也分别为《中国服装》创刊题词。这是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发展我国服装工业的重视，也是对提高广大群众衣着水平寄予厚望。

    1985年《中国服装》杂志创刊号，我们特约德高望重的全国妇联主席、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大姐写发刊词，寄语服装业和全国妇女儿童。她的文章《我的希望》高屋建瓴地论证了改革与生活方式改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也把衣着打扮提高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上，唯独沿用了“奇装异服”这个词。我打电话给康大姐秘书，告诉他耀邦指示不再用“奇装异服”一词，请康大姐考虑如何办为好。不久秘书回电说，一定按耀邦同志指示办，换一个适当的词，可一时又没有想好，你们编辑部帮助出个词吧！我们斟酌半天，也找到一个贴切准确的词，提了个用“格色怪癖”替换“奇装异服”的意见，后来康大姐同意了。《中国服装》创刊号在最显著的位置，刊发了康大姐亲笔署名文章《我的希望》。

    从反精神污染又引申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1987年依然想当敏感。1987年4月12日，我们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办服装流行趋势发布会，因为处于敏感时期，吴文英部长事前要求，发布会上不回答媒体提问，有问题到办公室回答。中外媒体几十家，仅国外电视媒体就有9家。发布会表演结束，我说了发布会结束语正要回到台下，被哥伦比亚电视台记者堵着不让走，话筒递到我们嘴边问道：你们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吗？怎么今天的服装表演有西方的影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好回答“已故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洋为中用”

    耀邦同志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一贯注重仪表，展现中华民族文明形象。他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积极倡导改善衣着，并带头“换装”，率先垂范。其实，耀邦同志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团中央书记时，就亲自策划发起女青年穿花衣服。1977年任中央学校副校长时，他就带头穿西装。有位学员见他一身西装，说“胡副校长穿西装可真漂亮呀！”。耀邦同志笑着回应“漂亮就好，洋为中用，你们年轻人可以穿嘛！”这期间耀邦同志外出基本上都着西服，以自己的装束展现他竭力提倡国人穿得整洁、干净、漂亮。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也是发展服装业，美化人民生活的坚强支持者。他一直直接关注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大楼工程的进展。中国服装流行趋势发布会、中国模特大赛，只要时间允许，几年有请必到，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模特表演在当时也有争议，第二届中国模特大赛决赛之日，直到离开赛两个小时，田副总理才忙完工作，决定赶来支持模特大赛。陈慕华副委员长和中宣部王忍之部长、外宣办朱穆之主任等30几位部长们同时出席，可以说，从此基本确立了中国服装模特业的地位。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创办，田副总理题词“发展服装工业，美化人民生活。”

    1983年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同志致信轻工业部杨波部长，提倡穿西服、两用衫、裙子、旗袍，尤其要满足中老人的爱美要求。《北京晚报》为此，从1983年7月22日至7月26日连续四个头版头条发表郝建秀同志致杨波的信，以及采访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外经贸部《时装》总编刘水行的文章，一股“服装舆论”的热浪席卷首都，波及全国。在轻工业部的直接坚强领导下，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迅速筹备全国中老年服装展，还筹备中的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迅速组织技术班子在全国做人体测试，制订了《中老年服装标准》，年终全国中老年服装试销会在北京展览馆如期举办，从此，中老年服装进入了轻工业部的工作的日程，中老年人买衣难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爱美之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有人形容如今的神州大地上男女老少的衣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是：“远看色彩斑斓，近看男女难分辨“。

    耀邦同志为中华民族立功

    纪念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文的标题是《追思耀邦同志带头穿西装》。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如今到底能从这位伟人一身西装追思到什么呢？

    我们的回答是耀邦同志提出的“亦农亦工，农工结合”，优先发展轻纺工业，当是轻纺立国中国版。这个结论不靠逻辑推理，而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