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7日美国邮政总署发行的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邮票。

张发奎、薛岳、李汉魂三将领在抗日战场行军的照片（翻拍）。

1941年，由刘良模指挥的反映中国抗日革命歌曲集《起来》中、英版唱片在美国发行，宋庆龄亲自撰写英文版序言。

4月1日，前门建国饭店，旅美华侨招思虹接受记者采访。

    3月3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接受了旅美华侨招思虹捐赠的记录了大量抗战和二战史实的文物资料，其中包括1945年日本投降的原版照片等。这已是招思虹及其团队第7次向抗战馆捐赠文物资料。

    2006年以来，招思虹已先后向国内三十多家博物馆捐赠了近5000件文物史料。她为何要在海外收集抗战文物？长期以来收集文物的费用何来？是什么支持她继续下去？

    4月1日，招思虹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让抗战文物“回家”是自己和团队共同的心愿。我们留给后人的必须是一些白纸黑字、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后代铭记先人的教训，就是要透过文物说历史。

    招思虹

    旅美华侨，广东韶关人。上世纪80年代，随丈夫一家移居美国。她在唐人街的华侨服务机构做社工8年，为旅美华人寻找工作。1997年，她根据工作中真实案例写成的《金山之路》发表后引起了海外华侨强烈共鸣。1998年，她开始组织读者从事公益，建立了北美第一支读者慈善团队。现为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

    2006年来，招思虹及其读者团队在海外积极发动和带领侨胞收集中国文物并捐赠回国，包括大量抗日文物资料。

    文物收集无孔不入“错过就没了”

    有时候会突然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说家里有些遗物你们要不要，不要就跟老人一起葬了。我一听就着急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先去看看。

    新京报：在美国多年，怎么会想到收集抗战文物？

    招思虹：2002年，我带着一枚邮票复印件回广州参加“世粤联会”。那是1942年美国邮政总署发行的纪念中国“七·七”抗战五周年的纪念邮票，左右上方分别印着美国总统林肯和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中间印着CHINA、“JULY7，1937”和“抗战建国”。林肯头像下印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下则印着“民族、民权、民生”。

    我很惊讶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邮票，这枚抗战邮票实际上代表了一段历史和那个时期的中美关系。2004年我把它捐给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那开始，我在收藏中特别留意与二战和中国抗战有关的文物及历史资料，把推动海外珍稀文物文献回归作为一种使命。

    新京报：你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来收集文物？

    招思虹：在这方面我是无孔不入的。华侨家里、跳蚤市场、网上拍卖，还有很多文物是在垃圾堆旁、棺材边抢救回来的。这么多年当地华侨已经知道我在为博物馆收集华侨文物。有时候会突然接到一些陌生人的电话，说家里有些遗物你们要不要，不要就跟老人一起葬了。我一听就着急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先去看看。

    新京报：接到陌生电话让你去整理遗物，会不会有所顾忌？

    招思虹：有时候会，但是文物太珍贵了，可能错过了以后就没了。所以一接到线索，就会到现场去看。有一次一个读者打电话给我，原话是他母亲生前叮嘱，等到她百年之后两脚一伸，就找招思虹去他家。听得我有点害怕，后来叫上美国华人收藏协会会长张树强和副会长谢颂军一起去，搬回了华侨文物“金山箱”。“金山”是五邑华侨对美国的惯称。民国时期，美国华侨回国时，把西装西裤、金银细软等物品统统放进大箱子里运回来。“金山箱”是华侨衣锦还乡的象征，2008年捐给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以藏养藏”收支基本平衡

    一半文物是华侨委托我们捐赠的，另一半通过劝捐、购买等方式获得。我常想，若能中六合彩就好了，把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都买了送回来。

    新京报：你每次把文物捐赠给博物馆之后，是什么心情？

    招思虹：我觉得如释重负，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这些文物中有一半是华侨委托我们捐赠的，从他们交给我保管，乘飞机把它们万里迢迢带回祖国，每次下飞机后等着拿行李箱时我都提心吊胆，怕出差错遗失，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另外一半通过劝捐、购买等方式获得。

    新京报：劝捐的过程是不是比较困难？

    招思虹：对，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件文物，首先会去尝试劝捐。有人不理解还会骂人。开始我觉得委屈，后来就释然了。我们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有的文物价格太高我们也不得不放弃。去年美国一个拍卖公司在纽约拍卖张学良的文物，价格高达几千万，我们没有能力购买，便马上把信息向国内相关部门和机构及时通报。我常想，若能中六合彩就好了，把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都买了送回来。

    新京报：一部分文物是你们买下来再捐赠出去。这笔费用从哪来？

    招思虹：我一开始是捐自己的藏品，多年来无偿捐赠，5万美元私己钱用完后，我在旧金山创立“涵芬楼外楼”，挖掘推动流落在旧金山的珍稀文献回归华夏大地。通过“以藏养藏”的方式，将发掘的文物一部分放出去拍卖，用得到的钱来买华侨文物和抗战文物，支付捐赠往返的差旅费用，目前收支基本平衡。

    新京报：收集文物多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招思虹：太多了，经常会有想不到的惊喜。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来电，说想给家里的文物找个好归宿，我在她家发现了美国飞虎队成员的双重国籍证明、飞虎队在云南战场上打日军的行军包等很多有纪念价值的物件。

    还有一次，我从旧金山的一个老板那儿“捡”来4个大垃圾袋，一个肩膀挎两个，背回唐人街的办公室。从像小山一样的资料里面，惊喜地发现了留学生手写的救国歌、抗战时期华侨抗日募捐队伍照片和名单、一九四五年在美国阅读日寇投降信息的一张宋美龄的彩描照。

    博物馆是抗日文物的最好归宿

    能够把一批批文物送到博物馆，让国人了解更多珍稀文献文物的历史和抗战历史的细节，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

    新京报：每一次文物捐赠，你都特别提到你不是一个人，背后有一个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