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牙弄路口左转，去牙弄村。行驶约2km处向左有小路，同时路边有一小花园，花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有字：“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及周恩来旧居”。石碑旁还站了位身着藏族服装的女子塑像。从这里向左转进牙弄村。

    牙弄村里有两处遗址：一为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另一为周恩来旧居及巴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

    进村走不远就到了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原是牙弄寨经堂，现在是牙弄村幼儿园。在院子木门两侧，一边院墙还是土墙，另一边的已经是红砖墙了。走进院子可到经堂门前。墙边有一石碑，上面的文字如下：“1935年8月26日，周恩来、王稼祥随后卫收容部队三军进驻牙弄，设三军首脑机关于牙弄寨经堂。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非正式会议；9月9日，张国焘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密电”（即“九九电文”）右路军南进。中央政治局连夜在牙弄经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三军星夜先行北上。”

    这个会址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下了决心，从一、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中脱离出来，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地点。

    在这里，我不得不痛心地说——红军终于在此分裂了！在已经千辛万苦地走出了水草地之后，在巴西有粮获得补给之后，在包座大捷（几乎歼灭国民党一个师）打通北上通道之后，中央红军还是星夜单独北上了！走的如此仓促，如此坚决，以至于留下了数百伤员，留下了红军大学中的部分人员，而中央红军在左路军中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也都留下了，而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也被抬着上路。

    怎么会这样呢？这又不得不提及“密电”事件——1935年9月9日，时任前敌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即常被作为张国焘分裂中共的“密电”，也即“九九电文”），他看到电文，顿感事情重大，直接到中央驻地面见毛泽东，当毛泽东看到电报后，立即和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赶到牙弄寨，不顾周恩来尚在重病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决定单独北上。次日凌晨，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从牙弄寨出发北上，已在前面的一军（一军团）停留等待，中央机关、三军（三军团）、红军大学等迅速向一军靠拢，然后秘密向甘肃俄界方向行进。

    对这样一个惊天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乃至事实真相……争论颇多，我不可能说清楚，只能说说可能的因素：①这封电报（“密电”）有关键的、敏感的字眼，令身经百战的叶剑英、毛泽东都大惊失色（注：对这封电报的电文有不同说法，但从未公布过，最严厉的说法是“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甚至是“武力解决”云云，同在右路军中的徐向前始终坚持“没有看到过”）；②张国焘和中央领导人的分歧不仅公开化，而且愈演愈烈；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下降，三军（三军团）甚至在中央领导人驻地附近部署了防止意外的部队；④在中央红军没有投入的情况下，以四方面军部队为主，以与国民党主力师近乎1:1的兵力比例，即取得包座战役的全胜，歼敌5000余人，显示了四方面军强悍的战力；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都不希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与左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分开，即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不会和中央红军一起走。

    我想，毛泽东视身边的中央红军为精英中的精英，是革命的最后本钱，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也要把这支队伍保存下了，尽管他们此时已没有了雄师般的威武！毛泽东多么希望强悍的四方面军跟着中央红军一起走！当他被婉拒后，心情可想而知，这无疑也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最黑暗的日子”。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迅即灰暗下来。但我很快意识到，长征最终胜利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果断的，我们也继续前进！

    当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得知中央红军突然单独北上的情况后，有人提出要阻拦、甚至要派兵追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他后来还说：“由于陈昌浩完全同意我的意见，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毕竟红军之间血浓于水！

    牙弄村另一处遗址为周恩来旧居及巴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从会址往上走约100米右转是“故居路”，走故居路50米前往周恩来旧居。

    如今，老院子老屋子还是老样子——木门，土围墙。木门的左立柱上门牌号是“牙弄村附003”，门前立着“周恩来旧居及巴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会址”水泥碑。

    院门上的锁只是挂着，并没有锁，我们就不客气地进院子里了。一小块空地上，二层土墙木屋（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极为普通，现在房子已经显得破败，不再住人了，主人已经在旁边盖起了新居。

    院子里木屋的土墙上嵌有说明牌：“周恩来旧居及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简介　1935年8月初，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因终日忙碌，积劳成疾，得了肝炎、阿米巴肝脓疡，高烧不退。过草地时跟随后卫三军（彭德怀部）行军；8月28日，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于昏迷中被战士们抬出草地来到阿西牙弄寨，并在此居住13天。当时周恩来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这期间，由于周恩来病重，党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没参加。1935年9月初，鉴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8日晚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决定发报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亲自拟写的电文：《周恩来、洛甫等关于目前红军行动问题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并由参加会议的7人联名签发。发报时间为1935年9月8日22时。电文分别从地形、经济、环境、敌情、形势等方面阐述北上的优势（电文内容略）。”

    在长征的途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多日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是患阿米巴性肝脓疡。1935年8月28日，刚刚走出草地、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被战士用担架抬到了牙弄，来到这个寨子养病。邓颖超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提议，离开休养连由芦花到达毛尔盖护理周恩来。周恩来三天三夜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守护在周恩来的身旁。李治和王斌两位医生，让战士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以控制炎症不向上发展，引导向下排脓。后来，周恩来终于醒了，排出了半盆子绿色的脓。邓颖超感到万幸，因为这种病在当时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邓颖超夜里看着周恩来，睡也睡不着，于是就把周恩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在油灯下面捉虱子，结果一口气消灭了173只。40年后，周恩来患了肿瘤。1975年3月20日，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这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

    我们往牙弄村口走，又看见了“熊猫牦牛”，还是小牛犊。它一动不动地与我对视，让我有些灰暗的心情不禁开朗起来。

    在村头成排的木架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晾晒方式），有的晾着萝卜、豆秸，有的晾着青稞麦秆，这里是粮食产区名不虚传。谢谢当年解决红军生存问题的这片土地！

    中央红军的一些回忆：

    杨尚昆回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在潘州（若尔盖县求吉乡境内）脱身的惊险时刻

    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出“密电”。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的时间是9日（应为10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躲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总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指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其中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发了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弩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彭德怀在数十年后回忆这场突然的历史事件，依旧能感觉到他当时的惴惴不安的心情：“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南下没有出路，这连“老外”李德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后来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毛主席随三军北进，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行列里。在路上走时，有人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在毛泽东决定当即趁夜脱离右路军时，不忘专门嘱咐叶剑英，一定要把二局（屡建奇功的无线电通信、侦听部门）带上，还特别关照叶剑英要告诉曾希圣（局长）、曹祥仁（破译科长）、邹毕兆三人先行到三军团（三军）驻地。9月9日晚，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悄悄离开驻地，先行到达三军团，受到彭德怀军团长的热情欢迎。随后，二局其他同志连夜分批潜行离开宿营地，第二天清晨也到达了三军团，与先行到达的三人会合，一同跟随中央红军北上。

    张国焘得悉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后，致电林彪、聂荣臻军团首长，毛泽东看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只是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9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此后，从张国焘方面讲，便声称中央失踪了，找不到中央，进而于10月在卓木碉（脚木足）成立了第二“中央”；而从中央方面讲，随后召开了俄界会议，公开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

    我们离开牙弄村，回到牙弄路口。在大雪中，我们左转上[九-若路县道]继续向东。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