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上次来不一样的，是索花寺的院子大门重新修建中。

    从院子大门看索花寺。

    红军到达这里时，大部分喇嘛逃走了，寺院很空，因此住了很多部队，楼下楼上都是满满的，解决了红军住宿难的问题。寺院现在还保留有少量标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寺院的一个偏殿里召开。

    沙窝会议时，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北上路线，但一回到住地就变了卦。他在召集的四方面军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一、四方面军协调不起来，中央只好接着再开会——毛儿盖会议。

    毛儿盖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沙窝会议后，1935年8月20日，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进军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张国焘那时似乎并不急着北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毛泽东作结论时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左路军应坚持向东打，不应因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随后的发言中，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与右路军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补充了两河口会议对战略方针的认识，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使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

    毛儿盖会议中，原定拟定的左、右两路军又作了调整：

    左路军——以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含第五（董振堂，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九（孙玉清，原四方面军）、三十一（余天云，原四方面军）、三十二（罗炳辉，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三十三（罗南辉，原四方面军）等军，从卓克基北取阿坝，继而北进夏河；

    右路军——以前敌指挥部率领，含第一（林彪，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四（许世友，原四方面军）、三十（程世才，原四方面军）等军，以少部对松番胡宗南部警戒，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

    此外，由彭德怀率三军（原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并保护中央机关。但后来在进入若尔盖沼泽（草地）时，中央机关和三军并入了右路军，中央机关夹在一军和三十军之间，前敌指挥部在三十军，彭德怀的三军殿后。

    索花寺主殿的正门，很有些气派，不知当年开会的领导人们是否由这里进出？

    毛儿盖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棵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牦牛也不少，部分缓解了红军部队的缺粮情况。

    红军在毛儿盖地区筹粮：

    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按照统一部署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一是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各村寨去向藏民收购；二是征收土司、喇嘛的部分粮食，迫不得已时才武装筹粮；三是自己动手收割青稞。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毛尔盖是周边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当时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存粮并不太多。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九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筹粮收获。

    过草地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10万红军要带足15天食粮，就需要150万斤。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紧张筹粮，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有8斤至10斤，一般的有5斤至6斤，有的只有3、4斤。因此，红军一方面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另一方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这时不得已便收割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青稞麦。有些地的主人不在，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藏民拿着牌子向后面的红军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

    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板借据，是一块长96厘米、宽19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借据写到：“这块田里割了青稞2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归来后拿住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在你们未兑得这些东西前，请保留这块牌子”，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四川日报》报道）在松潘县文管局保存着这张特殊的“借条”。2013年，我在松潘看到中共松潘县委的宣传材料上有这块木板的照片。

    收割没有完全饱满成熟的青稞麦，吃上几把又鲜又嫩的生麦粒儿，味道甜丝丝的，但不细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即使煮熟了吃，吃多了肚子发胀，很多人都闹起胃病来了。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红军把这种收割回来的青稞穗子先用炉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壳，脱出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在锅里煮熟吃。最好的办法，是把青稞粒搓揉出来，用手磨和水磨推碾成面粉再炒熟，这就是干粮炒面。但因为青稞麦里含水分多，外皮又过分柔韧，有时无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到：“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

    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写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红军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

    这段历史，我父亲（当时他是四方面军战士）不止一次提起。那时，他们最高兴的是发现喇嘛寺里藏的粮食，可以一包一包地背出来；而下地收青稞，则原始许多，没有镰刀就用手拔，把青稞粒搓揉下来要小心翼翼的，而要把青稞粒弄熟，锅太少，有时只得把青稞粒放在石头上，然后火烧石头烤熟青稞粒。

    我们站在高坡上，整个毛儿盖尽收眼底，这就是当年为红军提供了粮食、肉干、野菜的大地。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其行军序列是：第一军（一军团）在前，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三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居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多数和前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第三军（三军团）殿后（周恩来、王稼祥随三军行动，且都有病，周恩来病的还十分严重。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宁可丢弃一些装备也得抬着他走，结果是迫击炮连埋掉炮，抽调小伙子组成担架队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过草地）。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大约600里，历时6、7日得以通过，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我们离开毛儿盖索花村，追随红军的脚步，继续往草地方向开进。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