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刘鼎在德国

1945年与夫人易辉在延安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70年前，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战争。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反侵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英雄辈出的历史，更是我军军事工业从弱小到强大，在战火中彻底变革，开创制式化武器和工业化生产新纪元的历史。

    听八路军老军工们在26年和30年前座谈军工往事的磁带录音，几位太行老军工群情激动，回忆1940年5月到1943年底最艰苦的抗战时期，却正是太行军工的鼎盛时期；讲述了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个时期，在日军疯狂频繁的扫荡中，兵工厂不论在何时何地，不论集中还是分散，始终与敌人斗智周旋，坚持军火生产。土洋结合创造出炮弹原料“焖火铁”；创造出道轨钢50迫击炮和铸铁炮弹；创造出制式化步枪和枪弹；革新设计造出制式化手榴弹；创造出曲射平射一炮两种打法的土迫击炮；创造出硫酸和烈性炸药；创造出大量雷管引信配发地方武委会；教授民兵造雷和爆炸技术，掀起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地雷战。把大批能与日军火力抗衡的武器军火，源源不断送到前线，狠击侵华日军，强有力地支持了持久地抗日救国战争。

    今天就以八路军总部太行老军工的录音资料、他们亲笔记述的回忆史料，讲一段我军第一支制式化步枪——八一式步枪研发生产的往事。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以后，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八路军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战争，争取广大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八路军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开辟了太行、太岳、大青山、晋中、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冀南、冀中、冀东、山东鲁东鲁中鲁南等、冀热辽、晋冀豫边平原、冀鲁边、冀鲁豫边，豫皖苏等大大小小数十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民兵武装。老百姓抗日救国的信心倍增，斗志坚定，积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从抗战开始的约4万余兵力，到1938年底发展到约18万人，到1940年发展到40余万。而国民党政府供给八路军武器弹药的数量只限于5万兵力，并在1939年9月全部停止武器弹药的供给。八路军的枪支弹药极度匮乏。有的战士只能领到几发子弹。缴获的武器零件不全，有的没有刺刀，有的没有机柄、枪栓，只能先修理装配。很多战士上战场只有两个手榴弹，手中拿的是大刀和长矛。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在一年之内增加步枪1万支。

    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1938年3月在延安，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八路军总部和各个军区也陆续成立了军事工业领导机构（简称军工部或科、或工业部），在集中整编各部队随军修械所的基础上，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建起了数十个军工厂。这数十个军工厂的军火，支持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持久的抗日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救国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军工部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军工部的老军工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太行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河滩沟壑之间，到1940年4月建成6个后合并为5个兵工厂。主要任务修理枪械和制造新枪，制造手榴弹，制造子弹头用旧弹壳黑火药复装枪弹。1940年初的军火产量，全年生产步枪约五六百支（不算修枪），复装子弹近3万发，手榴弹约1.5万个。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很多战士仍然没有枪。

    战士没枪怎么打仗？谁能闯出一条新路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朱德总司令想到了刘鼎。1940年4月15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从王家峪去蟠龙镇参加抗大总校第六期开学典礼。朱德找见了在抗大总校特科大队的刘鼎，对刘鼎说：“我正在找你，我要你去军工部，去当部长，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

    朱德向彭德怀、左权、杨立三介绍了刘鼎的革命经历：1924年至1925年刘鼎和朱德一起在德国勤工俭学并开展革命活动，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朱德知道刘鼎曾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现在浙江大学）学习了三年机电专业知识，并在德国继续到哥廷根和柏林大学选学机电专业课程。

    1926年朱德又与刘鼎同在苏联东方大学的野战训练营中学习军事战术，游击战战术和军事技术。之后，刘鼎担任野战训练营翻译兼教官两年之久，又到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四年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军事战术和常规兵器的使用和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通讯、机械化装备、飞机制造及驾驶等军事技术。并参观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工厂。

    1929年11月刘鼎与刘伯承一道在苏联远东游击队作战，经历了中东路事件的战斗。

    1930年2月刘鼎回国向中央军委周恩来报到，在中共上海特科做地下工作。

    1933年经组织批准，担任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校长，后担任红军洋源兵工厂政委，组织红军的武器生产，他动手改进炸药配方、制造地雷、发明电雷管；自己设计画图纸，组织工人们一起造出轻机关枪。刘鼎研制炮弹引信时被炸伤，没有麻药，他嘴里咬着木棍捆住手脚，开刀取出炮弹碎片。他没有停止研制。刘鼎和战友们终于造出了我军第一批35毫米的小钢炮3门和铁制炮弹，一举炸毁敌人碉堡。方志敏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和炮弹”。1935年刘鼎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6年3月刘鼎决定“孤身入虎穴”，接受宋庆龄的推荐去西安面见张学良。他与张学良长谈十多天，打消张学良的顾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促使他做出了不打红军联共抗日的决定。之后刘鼎被毛泽东周恩来派作中共代表，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直到随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离开西安。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他被分到延安抗大总校当政治主任教员和中央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员。从战争需要他建议并创办了摩托学校，任校长兼政委，当教员兼维修工，培养八路军机械化装备人才，并维修缴获的机动车辆为八路军服务，负责延安飞机场的工作。摩托学校停办后刘鼎任抗大总校训练处处长，在延安成立了武器研究室，经领导批准领来缴获的废旧枪支，他和几位同志一起拆枪研究，对比各种枪的构造和特点。抗大总校东迁到晋东南蟠龙镇，刘鼎又建议并创办了特科大队，任大队长兼政委和教员，给部队培养测绘、无线电通讯、兵工、作战参谋等特种技术人才，以解战争之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