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

习仲勋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的题词：“兵工泰斗，统战功臣”。（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5年10月28日电（刘文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工业》的后记中我们看到：“刘鼎早在1980年就提出趁老同志健在时，抢救兵工史料的建议”，今天来看其意义深远。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把当年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于1983年亲笔写的几篇兵工史料，汇总成一篇公布于众。由此，让我们铭记，日本军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凭借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妄图征服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由此，让我们领悟，在敌强我弱民族危亡时刻，是中国共产党做出及时正确的英明决策：在敌人后方开展持久的人民游击战，创建我军的人民军事工业抗击日寇的伟大战略。由此，让我们知道，八路军太行人民军事工业，在抗日救国战争中的奋勇发展和伟大功绩，感受抗日军工战士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用生命和血汗自造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甘当无名英雄的伟大抗战精神。

    刘鼎写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广大农村开辟和创建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依靠人民武装力量；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又离不开革命根据地。因为人民武装力量赖以发展的两个物质条件：兵源和武器，大都来自于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总部奉命率3个师开赴华北，指挥华北前线的抗日斗争。第129师和八路军总部先后于1937年底和1938年初进驻太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爱国热情高涨。我们部队的兵源不成问题，亟待解决的是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无军火缺乏之虞”。在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列为中华民族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

    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自力更生，因陋就简，逐步建立了太行山区的人民军事工业。开始，只有几个分散的随军修械所（或班）。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3月决定成立军事工业科，统一领导和管理太行山区的军工生产。6月，军工科扩大为军工部，隶属后勤部领导。军工部成立后，组织力量加强了，军工队伍，特别是技术人员队伍壮大了。逐步将各修械所改建为4个步枪制造所，1个复装枪弹厂，1个炸弹厂，1个试验所。

    我是1940年5月初，从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无线电通讯、测绘、参谋、兵工等特种技术人才的特科大队，调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的。当时，朱德总司令找到我，要我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发给，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往往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造。我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根据地的物质条件，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

    我到职以后立即到太行各兵工厂调查研究整体的和具体的情况。

    一、 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太行兵工厂基本情况

    在我调到军工部之前，太行山区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有4个步枪制造所（即军工部第1、2、3、4所）。（说明：所即厂。）

    1所：位于黎城县城西北约45公里的水窑山里，厂区北有黄崖洞，故又称黄崖洞兵工厂。厂区周围群峰环抱，地形险要，是经左权副参谋长和后勤部杨立三部长亲自勘察，报经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批准定点兴建的。这个所是1938年9月，由总部安邑修械所、115师344旅修械所和129师修械所组合而成的。在所长陈明升主持下，1939年7月开工建设厂区。没有砖瓦，就捡起石头垒墙，开山掀石板盖房顶，伐木作梁柱门窗，不到半年时间就盖起了一座座简易厂房。其中有动力机工房，钳工房，木工房，锻工房，组装房等5个独立的工部。约有二三十台不配套的车、铣、刨、钻等杂旧机床，3节锅炉及蒸气机、发电机等设备。除工房外，还建有职工宿舍、食堂、俱乐部及其他生活设施。工人大部分来自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他们都是不甘为敌人卖命的抗日进步分子，其中有技工李作锦、齐宣威、韩忠武、李鑫德等。还有民间匠人教逢春一家和石成玉，以及河北峰峰煤矿的赵方（1939年9月，他在中共磁县县委的支持下，将一批机器运到了太行山）。在建设过程中，又从各地调来一些工人（包括从延安调来的刘贵福、刘先惠等熟练技工）。到新厂房建成时，已有职工680余人。修理枪械兼造新枪。后以造枪为主。  

    2所：位于平顺县偏僻的西安里村，地势险要。1939年7月由曾任红军师政委的徐长勋领导筹建。后又调曾任红31军政委的张广才任政委，长征干部、做过镟盘工的郝希英任所长，从1所抽调职工四五十人，又从延安调来100余人，正式命名为军工部2所，有机床7台。从10月下旬全面开工到11月底两个月左右时间里，共修理枪械四五百支（件），并依靠手工试制出两支新79步枪，送到朱总司令处报喜。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又不断在驻地附近制造磨擦，为了保障安全生产，2所于1940年1月奉命将人员、机械分别并人1所和3所。

    3所：位于辽县高峪村，是在1939年10月由总部供给部高峪修械所、129师先遣支队梁沟修械所、杨家庄炸弹厂、武安县政府修械所等单位合并而成的，所长吴卓然、教导员王永庆。该所借用民房作为钳工房、仓库、办公室及宿舍，还修建了锅炉房、机工房、锻工房，有蒸汽机及车床10余台，以造枪为主，也造手榴弹、地雷，以后又造了掷弹筒等。1940年由郝希英任所长，张广才任政委（后肖光明）。从1940年到1944年，3所规模逐渐扩大，生产蓬勃发展，成为太行根据地一个较大的兵工厂和军火供给地。

    4所： 1939年冬我军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所制造的磨擦中，缴获了张荫梧、侯如墉等部的修械所。当时，将缴获的修械所和我赞皇县修械所合并成立了“晋冀工作队”。他们艰苦创业，两三个月时间就生产出几十支新枪，得到了朱总司令的传令嘉奖。后因日军时常侵袭，奉命迁到武安县城西北45公里的梁沟后沟，被正式命名为军工部4所，陈志坚任所长，陈廉如任教导员。该所的任务是修理枪械兼造新枪，后以造枪为主，拥有机床10余部，机具设备共数十台（伴），1940年开始安装锅炉和蒸汽发动机。这也是军工部下属的一个大厂。（随着太行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后各厂生产的产品有调整。）

    此外，还有3个厂：

    柳沟铁厂：（亦称炸弹厂）位于武乡县燔龙镇东南4公里。地处丘陵地带，盛产煤铁、陶土等。该厂前身是几家生产农具的小铁工厂。1938年底，武乡县工会将他们合并在一起称鞞山铁厂，开始研制手榴弹，但质量很差。1939年3月底由我军接收，改名为柳沟铁厂，并派郝希英、高原为军代表，领导工厂的整顿工作。年底，高原改任厂长、刘致中任副厂长、张先进任教导员、曾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为技术指导，柳沟铁厂是军工部生产手榴弹、地雷和炮弹毛坯的主要基地。

    下赤峪子弹厂：（亦称复装子弹厂）位于黎城县下赤峻村。1940年3月建厂，开始主要是复装枪弹。厂房设置在关帝庙里，参加生产的50余人，由3名从太原枪弹厂出来的工人孙永福、王秀廷、谭振玉等同志组织生产。厂长王化南（后沈鼎祥），指导员吕明珍（后易辉）。

    1个实验厂。

    人员情况：在创办军工厂初期，八路军总部已经从中央军委延安军工厂、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各部门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到军工部。当时厂领导干部中郝希英、徐长勋、张广才等都是老红军；技术人员：有留学回国的或是国内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他们是学过土木、工程、机械、内燃机、冶金、化工、物理学、电机、动力工程等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有郑汉涛、郭栋才、张华清、陆达、陈志坚、刘致中、程明升、高原、唐成仪、杜吉祥、李非平、王大勋、张浩、王锡嘏、贾晓东、励瑞康等数十名同志；还有抗大培养的技术人才和干部，如沈丁祥、张汉英、刘职珍、魏新学、徐英全、韩俊生、李宝庆、梅岺等许多同志；还有一大批专业技术熟练的工人如李作锦、刘贵福、齐宣威、白英、韩忠武、孙永福、李相池、韩国珍、赵芳、王化南、李鑫德、刘先惠、王秀廷、谭振玉、马文郁、吴卓然、徐璜智、吴贵祥等同志；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土”专家，如石成玉、教逢春、魏振祥等二三十位同志。他们在机、钳、锻、铸、木以及其他特殊工艺中，均具有精湛的技艺。这些“土”、“洋”专家结合，成为太行兵工专业技术上的生力军。

    自然资源的情况：太行山上的煤、铁、陶土、耐火材料、硝、磺、铜、锡、木材等蕴藏丰富，且极易开采；还有平汉、正太、同蒲、道（河南滑县道口镇）清（河南沁阳县清化镇）铁路可源源供应道轨。

    这几方面的情况，使我对发展太行军工事业非常乐观，充满了信心。当然也存在着不利因素，那就是战争的破坏、敌人的封锁、山区道路险阻、交通不便以及物质生活条件艰苦等等困难。军工厂存在的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机械设备少，武器质量差数量少新产品少，不能跟上战争的需要等等问题。但我相信，有党的领导，在具有高度觉悟的军工战士面前，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能够克服的。

    二、加强煤、铁生产基地建设，不断改进冶炼技术

    钢铁是武器生产先决的物质条件。这个时期的兵工生产，无论是煤、铁等原材料，还是动力和机械加工，比起土地革命时期都有很大发展。...晋察冀边区靠近平原，人烟稠密，物产丰富，技术人员较多，兵工厂建设较齐全。晋冀鲁豫更有利的条件是幅员广阔，煤、铁产量大。处于太行山西侧的山西省武乡、和顺、潞城、长治、晋城、井陉、阳泉等地，煤、铁资源极为丰富，河北地区也有一些零散煤矿。因此，这两个边区兵工厂发展很快，生产出大量高质量的枪炮弹药，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对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和发展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山西省武乡县一直就属我军根据地。其中有一个武乡矿区，有煤，有铁，矿井遍地。附近有一柳沟铁厂，距武乡县燔龙镇东南4公里处，收购铁矿石进行冶炼。但冶炼方法却十分落后。我军接管柳沟铁厂以后，对这种传统冶炼工艺，进行过初步改造。以后根据大生产的需要，我们加大了方炉、坩锅容量，改善了通风条件，出铁量成10倍地增长，铁质也大大提高。用方炉、坩埚炼铁，用大约三四千斤容量坩埚，一层层地装满矿石和焦炭，置入四五平方米的方炉内，每炉可安放16个坩埚；炉内装有足量的煤。方炉点燃后，自然通风燃烧，一两天后出铁。方炉、坩锅炼铁，是当时山西各地采用的最普遍炼铁方法，也是最古老的传统冶炼工艺。设备虽简陋，但在战争年代却不怕被捣毁，捣毁了也容易重建，适用于游击战、运动战中的军工生产。在我军手里，成为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生产线。虽然当时还炼不出钢，但是能炼出铁，就比没有强！比起土地革命时期已有很大发展。我们不断改进冶炼技术，提高柳沟铁厂的生产力，是把太行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的关键之一。我常说“柳沟铁厂顶半个军工部”，就因它是太行军事工业的钢铁基地，是我们造炮弹、枪弹、手榴弹、地雷的原料基地 ，非常重要。

    三、军事工业从修理、制造枪械起步，改变生产方式、批量生产制式化步枪

    太行军事工业的发展是与战争形势的发展，与战略战术的迫切需要并行前进的。当时部队缺少步枪，总部指示军工部加快步枪生产。

    我到军工部以前，先来的同志们遵照总部首长的指示，已集中了各部队的随军修械所，在黎城县水窑山黄崖洞建立了兵工1所（所即工厂，下同），在平顺县西安里村建立了兵工2所，在辽县高峪村建立了兵工3所，这3个所主要是修理枪械，生产步枪。还接收了武乡县工会办的鞞山工厂，改建为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时，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调兵遣将，解决困难。工厂落成后，又派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走遍了各个工厂所在的村落。朱总司令对工人谈笑风生的讲话，与职工同吃一锅饭的简朴作风，给作出突出贡献的工友的题词在职工中广为流传。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虎钳、锉刀等简陋的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年阳城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用手工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朱总司令看了十分赞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以表慰问。可是用手工造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各厂造的枪型号、规格不同，性能各异，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自己。怎样把各种规格的枪支统一起来，实现步枪制式化，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同志曾给我很大的启示。那是20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有一次他向我讲述有一些国家单纯追求步枪的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结果是射程越远，命中率越低。刘伯承同志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米以内射击准确，越轻越灵巧越好。我本着这个战术技术要求，又根据山地游击战争的特点，并考虑日军火炮不能发挥作用必须靠近战，我们子弹少要做到命中率高必须等敌人靠近再开枪，拼刺刀我们要出刀快，刺刀应在枪身上，刺刀要坚固要长，免得肉搏时吃亏。我提出了新步枪的设计方案，并组成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研制集体，指定水窑1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和试制。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招聘技术工人，他们十几人一起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位造枪能手，1939年冬调到太行。1940年8月1日，我们经过多次设计改进和试制，用2个月的时间，终于造出了第一支适合我军战术要求的新步枪。这种枪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它的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彭副总司令给新枪取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折伏在枪杆上不会丢掉，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我们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彭、左首长见后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作刺杀动作。特别是在场的徐向前同志背上枪不肯放下，笑着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彭副总司令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我们按照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将此枪的图纸、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八一式步马枪，从此太行区实现了步枪制式化。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曾遇到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设备问题，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因为我们在设计样枪时，早已考虑到这些条件。最大的困难在于工入的技术素质悬殊太大，我们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从城市大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铁匠、银匠、铜匠、木匠、锡匠等游动手工工人和农民，要把这些匠人从手工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他们很不习惯，有的甚至反对。我们经过政治动员，教育工人认识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并要求大家严守工艺纪律，严格执行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制度。同时，组织工人学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掌握了各种基础技术知识。经大家的刻苦努力，终于把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逐步培养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之后，大家都能自觉按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每支枪的零件都经过样板检验，从而保证了枪的质量，产量也不断提高。到1940年底我们共生产步枪3300多支，部队战士拿到这种枪后笑逐颜开，使用效果比三八式好，很受部队的欢迎。1949年解放太原时，彭副总司令拿着缴获的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水窑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造枪用的不是道轨钢，质量会更好。制式化步枪实现工业化生产方式，为以后新产品的生产从思想、管理上开创了新局面。

    在解决步枪制式化的同时，我们加紧枪弹的改进和制作。黎城下赤峪复装子弹厂，是1940年初建成的，开始只有四五十人，3台子弹专用机器（是国民党军队扔在宝鸡站台，被周恩来同志发现，令我西安兵站运来的）和1台冲床。由王化南、白英、郭永福等同志进行枪弹复装试制，他们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只用两个多月，在1940年五一节就复装出质量完全合格的79枪弹500发。到8月中旬，便生产出10余万发，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以后这个厂虽几经迁厂还是不断发展和扩大，枪弹厂从1个厂变成了两个厂。枪弹产量翻倍的增长。

    从1940年8月起，我们组织了几个复装枪弹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0余个人，携带成品弹头和修复子弹的简单工具、底火、无烟药，深入平原地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哪里打过仗，有子弹壳，就在哪里复装子弹。到1943年，全区复装子弹数量达100余万发。抗战末期，总数已达220余万发。

    我军从井冈山到太行山，十几年里基本是复装枪弹，并非完全自制。为什么？因为根据地缺铜少锌，缺乏原料，但是从战场上却不断得到大量旧弹壳。兵工厂就利用旧弹壳重新装药和弹头，造出新的子弹来。虽说是复装，但机械加工工序却减少不了多少，冲压、拉伸、切削、整形、制造、工装，其他如清洗、抛光、热处理和底火制造则一道工序也少不了。开头复装子弹质量差一些，但是总比没有好。后来逐渐提高质量，技术指标逐渐达到要求，子弹的射程和弹道精度完全合格。用在机关枪上也经得住考验。

    1944年底，太行军委由晋察冀调来的孙艳清和沈丁祥合作，以收集的铜钱（圆形方孔铜钱）和铜元为原料，先蒸出锌，用电解技术，提炼出纯铜、纯锌配合成铜锌合金——三七黄铜。有了三七黄铜，我们用自己设计制造的冲压机，经多次碾压、冲盂、引伸、收回等程序，制出了全新的枪弹。从此，开创了全新枪弹的制造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共生产枪弹790多万发，基本上保证了我军作战的需要。

    四、促进生产发展，加强机器制造

    早在1940年初，军工部各兵工厂初具规模时，就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工厂技术装备严重不足和缺少机床，特别是缺少生产步枪、炮筒、炮弹的各式专用机床、机具。为此，我们抽调技术干部和几个车、钳、锻、铸的熟练技工为主，配上学徒，在1940年底，建立了1个机器制造修配厂。该厂首先保证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的武器的损失，能及时得到修补，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步枪生产，自行设计、制造一些最基本的急需的简易设备，以及各种专用的刃具、量具，还专为炮筒、炮弹的成批生产，及时提供了一大批简易车床、冲床、磨床、吊锤和专用机具。总之，需要什么就自己动手设计什么，生产什么。特别要提到的是郭栋才、唐成仪两同志。他们为了研制原装子弹的专用机具及无烟药成型的成套设备，贡献出他们的知识和力量。这两项专用机器设备，他们过去见都没见过，硬是在老技术工人们的协助下，开动脑筋，从设备雏形、结构原理、作用功能直到技术设计所需的各种实际参数，都琢磨得十分透彻、准确。他们从我们当时自身的各项条件和加工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设计并制造出上述两项性能各异的数十台专用机具，为原装子弹及无烟药的大批量生产打开了大门。

    五、研制掷弹筒和弹，建立显王锻造厂，改造革新迫击炮

    百团大战开始后，1940年9月初，彭副总司令找我，讲到我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50小臼炮（即50毫米掷弹筒，亦称50小炮）的轰击，压得我们的战士抬不起头来，甚至造成很大伤亡，难以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能压制敌人的火力。我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随后，我们组织1所、3所、柳沟铁厂3个单位的技术人员，对日制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和试造。9月9日彭副总司令亲自参加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日夜奋战，抓紧试造。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这是军工生产的巨大动力，我们昼夜琢磨制造方案。 50小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太行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我们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没有钢材，部队和组织起来的民兵，拆毁铁路道轨，把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变成了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有了铁路道轨原料，必须加工成能够制造炮筒的钢坯。1941年1月我们在洪水镇东南的左会山北麓，山沟口一个叫显王村的村庄建立了显王锻造厂，厂长韩国桢，指导员陈海清。该村附近盛产工业用煤，且有铁轨、矿车运输，自然条件十分方便。因无需机器加工设备，厂房主要利用庙宇及弃旧民房。它的西南面邻近柳沟铁工厂，东北面离峒峪镇四十公里，向东南翻越左会山就到了黄崖洞兵工厂。就在这个锻工厂里，集中了一二百名锻工，把从峒峪镇运来的道轨加工锻制。锻工厂设备极其简陋，只有几台靠人工拉动的简易大吊锤。工人们拉动多头风箱把道轨加热烧红，再用吊锤一锤一锤把它轧断并燉成步枪枪身、机柄、撞针、和炮弹的尾管等零件毛坯。1门50小炮的炮筒，是用平汉铁路道轨的轨面作原料，1米长的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下反复锻打，墩粗，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制成掷弹筒或迫击炮炮身。这些大大小小的锻件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运往黄崖洞兵工厂，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我们技术人员研究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日军的弹是用熟钢挤压成型的，平底平头，紫铜弹带。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用白口铁浇注弹体，焖火后机加工，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弹尾加短小型尾翅，滑膛顺飞，炮管也不用来复线。后来因筒内丝杆变弯，改为筒底开口放气，调动射程，又同时增加定时引信，听人选用。

    日军50小炮射程100至500米，我们研发制成的掷弹筒和弹，经实验证明不仅弹轻一碰就炸，且射程可达700米，还能通用自制和缴获日军的两种炮弹。1941年初试制成功两门小炮，随后投入生产，5月开始成批生产，源源运往前线供给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与日军火力抗衡的火器。并从此开始大量生产82迫击炮弹。掷弹筒和弹的生产技术和图纸，上报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后，很快传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他们也制造出了这种产品。

    有了50小炮，还必须有大量的炮弹。解决炮弹的生产问题比制造50小炮更困难。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铸造炮弹的毛胚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我们在武乡县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和铁厂厂长高原，工人孙兆喜一起研制。我又派了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陆达与工人合作，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工人孙兆喜建议的焖火技术，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土窑式火焰焖火炉，把炮弹壳铸件用砂子埋上，加热到银元即将熔化的温度，焖火，自然冷却。经过反复焖火试验，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铁素铁，终于炼出了可进行车削加工的生铁铸件。因地制宜，土洋结合的冶炼技术，为大批量生产掷弹筒的炮弹毛坯和82迫击炮的炮弹毛坯提供了原材料。从此，柳沟铁厂铸造的炮弹毛坯源源不断地送往1所和3所（所即厂）再加工成炮弹。从1941年4月起，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太行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柳沟铁工厂不断发展，名声大震。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成为日寇多次扫荡的重要目标。敌人把碉堡炮楼一直修到距铁厂十余公里路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铁厂的生产。但是，柳沟铁厂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仍然照常生产。有广大乡亲农民的支援，日本鬼子对柳沟铁厂毫无办法。那时，敌占区农民用煤全靠近柳沟到煤窑上买煤。只要是哪一天不见农民进山担煤了，准是鬼子有军事行动来捣乱。工人说：“清早不见担煤队，中午就有鬼子来。”我们铁厂的全体干部和工人，就迅速“坚壁清野”，严密掩藏好原料，布下地雷阵，拿起枪与鬼子周旋。柳沟铁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在敌人眼皮地下坚持军工生产，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大贡献，在太行军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