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影响下，无数劳苦大众踊跃投身革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不怕流血牺牲，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是中共川滇黔边区（原为中共川南）特委、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根据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在扎西（威信县俗称）召开的(即水田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石坎庄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扎西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重要会议，史称为“扎西会议”和中央军委进行“扎西整编”决定精神要求，为完成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解放劳苦大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直接组织发展和领导建立起来的一支以农民武装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在威信，还在川南边境一带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既是威信地方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云南地方武装革命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南方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行长征途中留下来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1935年2月4日至14日，“遵义会议”召开后26天，党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渡赤水经过川南古蔺、叙永两县后折入云南扎西（威信县俗称）地区集结期间，党中央于2月5日至10日先后在威信县境内水田寨花房子、石坎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重要会议，史称为“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中的34个重大历史事件）；“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一是“长征是宣言书”。它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分工”，张闻天（即“洛甫”）同志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解决了组织领导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得到采纳；毛泽东思想开始从这里接受实践的检验。二是恢复了对全国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领导，改变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自进行长征以后对坚持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央苏区分局“无指示、无回电”的被动局面。三是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斗争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确定了新的战斗部署，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以消灭黔军王家烈和中央军薛岳直接追击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央军委指示“根据目前敌情及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四是进行了“扎西整编”和“扩红”工作，中央军委于2月10日颁布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依新颁布的编制表编为充实团，精简机关，并决定其多余人员经过选拔与补充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在扎西就有3000多劳苦大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队伍；“扎西整编”后，提高了红军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声威大震；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这里走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扎西整编”后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央红军在北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根据“扎西会议”关于创建川、滇、黔边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中央军委在红军整编中选拔部分师级以上领导干部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直属党中央领导，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以内的广大区域的地方工作）”，“中共川南特委（1935年7月改称为“川滇黔边区”）”由徐策同志（红三军团六师政委，任特委书记）、戴元怀同志（红八军团民运部部长，任组织部长）、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任宣传部长）、夏才曦同志（曾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市委书记）组成；中革军委抽调一个干部连和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纵队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1935年7月改称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王逸涛（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春鉴（红3军团6师参谋长）担任副司令员，余泽鸿担任宣传部长，戴元怀担任组织部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担任参谋长，杨德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担任供应处处长，张梅凤（红军干部）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讯学校特派员）担任特派员，李桂洪（女，卫生担架连指导员）担任司令部指导员，阚思颖（中央妇女部秘书）担任司令部秘书。中共中央对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高度重视，中革军委在扎西江西会馆禹王宫召集从各单位抽调出来的100多名干部开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到选调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会议作动员讲话，周副主席讲了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斗争任务，宣布了中央作出的决定，组建游击纵队的任务（即具体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二是没收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取消捐税，减少老百姓的疾苦，安置和保护好红军伤员；三是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消灭国民党地方政权，开辟与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川北有了根据地，你们在川南搞起来，力量就更大，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展新局面，坚持游击斗争，直到革命胜利）和领导人员的任命，直属党中央领导和开展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武装斗争。在川滇黔三省边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2月14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全部离开扎西境内。扎西整编”后的 中央红军部队机动性强，行军速度快，于2月19日完成“二渡赤水”，重入黔北，27日占领遵义，共歼灭黔军吴奇伟、王家烈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两千余件；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扭转了长征初期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下只顾逃跑和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这一仗，也是“扎西整编”后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紧接着又进行“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插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继续“挥师北上”，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四十多万大军“围追堵截”圈子，获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长征是播种机”。2月12日刚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随中央红军回师东进进驻石坎子，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和一部分留下来的红军人员前来报到。中革军委还号召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病人员留下来进入纵队。在石坎子老街旁的河沙坝上，中共川南特委召开纵队全体人员大会，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徐策和特委委员、宣传部长余泽鸿先后发表讲话，要求各军团、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同志团结一致，在此地区迅速广泛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纵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牵制敌军，完成战略转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和基层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全体红军指战员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保证完成任务。此时纵队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有4廷重机枪和1部电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川南特委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敌后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川滇黔边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坚持开展武装游击战争，声势浩大，攻打和占据了威信县的大部分乡镇，如长官司、罗布坳、马家坝、三口塘、簸箕坝、双河场、水田寨等地，赶走了国民党滇军镇雄独立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建立了中共高田区委、中共罗布坳支部、中共斑鸠沟支部、中共簸箕坝支部等地方党组织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高田乡铧咀革命委员会、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长官司乡革命委员会、林凤乡革命委员会等苏维埃政权。制定了《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及其《游击区域红军家属暂行优待条例》在川滇黔边区广为宣传，在民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卓有成效地掩护中央红军和红军二、六军团进行长征的艰巨任务，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巨大影响，传播了革命火种。正如中央红军总部机关报《红星》1935年第14期报道：“他们（注中共川南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半个月内扩大了三倍。并且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委员会”。动摇了川滇黔边国民党的政权统治地位。所以，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云贵川三省军阀部队，掉转头来在川滇黔边区部署“围剿”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当3月26日，中共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同志在川南兴文县大石盘英勇牺牲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经不住战争艰苦，思想动摇，被敌人收买利诱，随后叛变投敌，为重庆行营招抚为特派员，死心塌地为敌效劳，向国民党反动派呈递了《我对于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军游击队布置的意见》，积极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策划“围剿”纵队，提出在川滇黔边区要地要配置重兵，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等，加强对纵队进行“围剿”。在王逸涛的鼓动下，跟随其参加纵队的一些人员思想发生动摇而相继逃跑。中共两河口区委等党的地方组织相继遭敌人破坏，纵队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给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斗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灾难。王逸涛带领国民党别动队探报纵队行踪和破坏地方党组织，搜捕我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人员。1935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后勤部和三军团留下部分干部和战士组建的两支游击队合队后的黔北游击队，由陈宏、张凤光率领经过转战来到川南，已在川南叙永县朱家山休整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师，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需要，特委和纵队决定将部队番号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处，合编后达8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6个大队，游击纵队进入了全盛时期。中共川南特委也改成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管辖和活动范围由川南扩大到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曾春鉴负伤寄养罗布坳，由陈宏代参谋长，李青云任特派员，杨德胜任供给处处长，钟昌桃、陈兴才任地方工作团正副主任，龙厚生管组织，阚思颖管宣传。原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编为一支队，支队长刘干臣，政委胡方；黔北游击队为二支队，张凤光兼支队长，胡紫键任政委。

    面对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地方军阀部队的重兵“围剿”，中共川滇黔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遵照党中央的嘱托，坚定革命胜利信心，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难险阻中敢于挺身而出，为国捐躯，为民族生存而战，百折不饶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将革命进行到底。运用游击战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对付数倍、数十倍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武装的跟踪堵截，纵队英勇战斗，迂回穿插，进占扎西、黔西赫章县，打到川南筠连县城，巧取蓬叙溪，闪击川南泸州市城郊区蓝田坝，奔袭黔西燕子口，打到黔西重镇毕节和黔北习水、桐梓、娄山关等川滇黔边区地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威胁川南宜宾、泸州和黔西毕节等敌，解除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农会和革命政权，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丁、抗粮斗争，促进了边区人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火种。纵队由4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纵横驰骋于川滇黔三省边区20多个县（区），开辟了上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建立了1200平方公里的“新苏区”，为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云、贵、川三省的武装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了川滇黔边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主力红军的围追堵截，掩护中央红军和红军二、六军团北上抗日，较好的完成了配合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

    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于孤军深入敌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而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于敌人“三省会剿”中，根据地巩固不下来，加之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纵队常与数倍、数十倍的敌人战斗，党中央选拔的中共川南（川滇黔）特委和红军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领导人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相续英勇牺牲。1935年底，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三省敌军的残酷“围剿”中被打散，剩余人员转移上长宁连天山隐蔽，继在兴文县洛柏林举行会议。会议认真的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敌后斗争的发展问题；选举了特委成员，决定由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组成特委，刘任书记兼政委，龙任司令员，特派员李青云，并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针。特委认为：云贵川的广大劳苦群众深受国民党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剥削，“兵如梳，官为篦”，逼得穷人没活命，对革命要求迫切。红军游击纵队除了打仗和牵制敌人，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外，还要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威信县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是国民党滇敌控制力量薄弱地区，群众基础好有利于发动，地势险峻，山高林密，有回旋余地，为开展滇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决定以威信县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对农民武装要认真的做阶级分析，属本质好，表现勇敢坚决，真诚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主张的通过教育、培养、考察，还可以发展入党作为骨干，组织游击武装在地方配合纵队活动。云南威信县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支队、四川兴文县金鐩领导的川南支队、贵州毕节赵文海领导的贵州支队便是红军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被挑选、培养、发展的革命火种。

    1936年6月，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毕节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带地方3支武装前往会见。军团领导决定把他们组建为“贵州抗日救国军”，下属3个支队，派第三支队政委欧阳崇廷和支队长阮俊臣到川滇黔边寻找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支队并积极的策反中央军暂变五旅二团三营连副陶树清率队起义与支队汇合，突破地方民团封锁来到镇雄县大湾。8日到镇雄花射与纵队汇合。9日在花射阻击暂编五旅二团皮光泽部的追袭，转移进入威信院子。特委在院子街上召开了各队主要负责人会议，根据党中央号召开展全面抗日的指示，决定3支部队合编后（有9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司令员阮俊臣，副司令员陶树清，政委刘复初，参谋长曾春鉴，特派员李青云，下属3个支队。。活动在威信、镇雄、叙永、珙县、兴文、毕节、黔西一带，积极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令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恐惧不安，遂调集强大主力“围剿”先遣队。国民党军麋集滇、川、黔边境，一步步缩小包围圈，把关设卡，占领要隘；从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面对敌人调集强大兵力追剿极端不利的严峻形势，特委主要领导因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对陶树清的正确意见不仅不采纳，反而视为“动机不纯”。采取“军事冒险义”行动，特委即带原纵队武装悄悄的离开阮、陶一、二支队，仍然单独分开行动。阮、陶部被甩掉后在毕节对坡，遭到柳旅雷团和镇雄县独立营的袭击，受到一部分伤亡。“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解体。所以，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敌众我寡的十分不利情况下，遭到了川军、滇军的围追堵截，纵队伤亡和失散人员较多，被国民党军追击“围剿”中失败。1936年12月6日，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在大雪山（威信县长安乡安稳村中坝村民小组）养伤被俘；1937年1月下旬，特委委员、纵队政委龙厚生，特委委员、纵队参谋长曾春鉴，大队长刘少成等特委和纵队领导人在水田寨惨遭地霸郑香谷、郑耀东等人密谋杀害。由于特委和纵队最后几位主要领导人的牺牲和被捕关押和惨遭厄运，失散的游击队员没有人再清理组织，纵队斗争的主体历史宣告结束。殷禄才、陈华久组织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

    张爱萍将军1986年春为纪念“长官司战斗烈士纪念碑”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战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二、“残阳如血”，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孤军奋战12年，谱写出了一曲悲壮激越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

    “扎西儿女永远跟党走”。

    1935年2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特别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活动于川滇黔边区，宣传革命道理，打土豪、杀地霸、济百姓，号召广大工农群众拿起枪杆为翻身解放而斗争，穷苦百姓纷纷受到鼓舞和感染。威信县罗布郭家坟贫苦出身的青年农民殷禄才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不堪忍受国民党伪政权和地霸的威逼压榨，在红军和纵队的影响下，立志组织人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2月中旬他邀约几名青年在郭家坟附近的酸水井路边埋伏，用木棒和柴刀拦截了追击红军的川军两个掉队士兵，缴得两把刺刀和两袋手榴弹，从此便组织起农民武装。首出一战，就在四川珙县王家青山坝和麻窝，打了两个伪乡队长的家，夺得几支步枪；6月中旬，他又秘密串联殷崇科、殷禄明、王应田、吴德全四人，借为高田乡坞城陈正杰当团丁之名打入陈正杰自卫队，“拖枪（5支步枪、1支手枪、500发子弹）闹革命”，再加上旧城龙马村马草坡的农民萧顺才，又带着三支步枪来投，这时队伍发展到10多个人，10多条枪，随即转移到卫靖司山上活动，诱出伪乡队长黄朝兴，当场击毙。接着1936年3月，伪队长、地霸张占云，派其侄儿张发富率30多条人枪，伪装来投，企图杀害殷禄才。被殷禄才识破，先发制人，击毙张发富，机智的解除其武装，缴获长短枪支10多支，壮大了力量。

    但是，没有罗盘的航船是会失去前进方向的。所以，1935年秋天和1936年夏天，殷禄才两次主动地找到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报告了情况，要求参加革命，和纵队一起行动。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向他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当前游击纵队的任务，勉慰他就在本地宣传、发动、组织、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经常和纵队取得联系，传递情报（这实际上是特委和纵队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观察考验）。殷禄才回到郭家坟后，按照纵队首长的指示，继续带领农民武装就地进行活动。1936年6月，殷禄才带领农民武装在川南珙县顺景山凉风坳伏击王场乡乡长杨伯仿的“保商队”，缴获了10多支枪，此时这支农民武装很快地发展的五、六十人。威震川滇边境，引起了地方伪政权的恐惧，国民党军阀视为大患，在组织川滇黔三省“会剿”纵队的同时，也派军队、团防“清剿”这支农民武装。

    1936年秋天，殷禄才在斗争实践中深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想单独闹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第三次找到纵队领导，要求收编到纵队一起行动。特委和纵队领导认为：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殷禄才革命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为了逐步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配合纵队斗争的需要，就让他随队培训。经过纵队党组织的进一步教育培养和战斗锻炼，殷禄才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均有很大提高，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最后由纵队特委书记兼司令员刘复初同志介绍，特委批准，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入党时改名为“殷国清”。

    殷禄才同志入党不久，于9月初，便接受特委和纵队领导教给的任务和颁发的番号，带着纵队发给的16条枪回到郭家坟，将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按特委和纵队的决定，正式组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同时，特委和纵队又调红军干部陈华久（真名施仲富，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二排排长，绰号陈二排）及另外5名留在纵队的红军战士大湖南、小湖南（化名）、刘喜成、王恩培、吴××同志到支队工作。任命殷禄才为支队长，陈华久为政委。从此，正式接受了党的领导，打起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番号，按特委和纵队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闹革命，打击伪区乡政权和地霸武装，把敌人的枪支夺过来武装自己，扩大实力，配合纵队行动，开展展游击战争。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支队成立后，在12年间（即1936年初起至1947年3月）开展武装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组建发展时期（即1936年秋至1938年冬）

    部队番号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五、六十条枪，编为一个大队三个班。大队长由殷禄才同志兼任，班长有张会成（珙县石碑人）、王子明（兴文县建武人）、杨世龙（威信郭家坟人）。支队成立以后，遵照特委和纵队的指示，采取“隐蔽相机出击，狠狠打击敌人”的方针，主动地开展了游击战争。

    1936年9月，纵队由四川兴文县建武、石碑等地转移到威信斑竹时，国民党兴文县蒋富田等保安中队三百多人，由珙县洛亥顺河追来；滇军田富五营和地方民团三、四百人由五谷湾、院子向斑竹扑去，妄图和四川保安队一起，包围打击纵队。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得悉敌人这一阴谋后，便即派人与殷禄才、陈华久联系，要他们带支队火速支援，共同对付滇军和川军。纵队边打边撤，到山羊坝时，就与扑来的滇军接上火。山羊坝中间是一个小平坝，三面环山一面接河，敌人来势汹汹，地形对纵队十分不利。就在这时，殷、陈二人带领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近百名战士由王朋山、木梯山赶到，出敌不意，从滇军背后发起突然袭击，打伤滇军数人，使其昏头转向，朝院子方向溃退下去。同时，纵队也向川军保安队发起猛攻，由于游击队员作战勇敢，川军保安队被迫由原路逃回洛亥。纵队没有进行追击，于当天夜里穿过山梁撤向大坳口，大雪山方向转移。支队隐蔽相机出击，有力地配合纵队粉碎了敌人两路夹击的阴谋。

    1937年1月，纵队被川滇黔三省反动派重兵“围剿”，几个领导同志也相继英勇牺牲，司令员刘复初又患病寄养在威信县长安乡安稳坝大雪山梁子的群众家被敌人搜捕，纵队就此失散。支队与纵队失去联系，只好按照特委和纵队原来的部署，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和红军的宗旨，活动于兴文县的大石盘、石碑口、簸箕峡，珙县的么等岩、周家沟一带。尔后，因敌人的疯狂“搜剿”，支队从珙县回到郭家坟，武装斗争一时处于低潮。国共合作时期，刘复初同志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狱后，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了纵队及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的情况。李克农同志派刘复初回川滇黔边区了解情况，因叛徒告密，川军派人暗杀，所以刘复初委托原纵队第三大队副队长兰澄清同志以做小买卖为拥护，辗转来到川滇交界的川南珙县洛亥，找到了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领导殷禄才、陈华久，向他们传达了党“坚持‘团结合作、抗日救国’方针，争取劳苦民众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从各方面支援前方敌后抗日战争”的指示。根据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支队决定服从抗日民族解放大局，暂时停止武力攻打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并把支队的名称改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进行抗日宣传。但由于蒋介石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假抗日，真反共，公然破坏刚刚下达不久的停战命令，在1937年7月27日对伪云南省政府下达了“要点”，“近来（共）军到处流窜，兹规定地方政府应行遵守要点如下：（一）查剿匪与抗战不同，抗战固可以敌我装备悬殊，暂时转进；剿匪则须抱定决心，，以示有匪无我之精神....”，于11月15日下达”极密机密“说：“对散匪搜剿，不受停战命令限制....可积极决心清剿”。25日又颁发《对匪军游击战之判断与对策》两份密文，要龙云“其军事部分即遵照办理”。接着先后派兵对支队进行了六次“围剿”，残酷镇压群众。支队忍无可忍，奋起自卫，继续采取“分散隐蔽、相机出击”的方针，狠狠的打击敌人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行为，结果在牵制敌人，壮大自己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