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支队受到滇军田营和民团的“围剿”，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殷禄才的舅舅杨青云与殷崇科分在一起隐蔽，杨趁机叛变，杀害殷崇科，拖枪逃跑。1937年被殷禄才派人抓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状，准备枪决，殷禄才的母亲赶到说情，但他坚持原则，说服母亲，使之懂得“虽是舅舅，犯了法不处决。怎能保护群众，带好队伍。犯了法，该杀就杀。”于是，当众执行枪决，群众十分称赞，部队深受教育。战士吴天禄，请假回中心场龚家坝老家时，拐带奸污了老贫农郭××之女，郭××气愤已极，跑到支队控告，殷禄才和陈华久二位支队领导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查实后在郭家坟一个赶街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吴严重破坏纪律，公开枪决。震动很大，群众更加信任部队。

    1937年8月，正当云南的国民党航特七团出动对支队进行“清剿”时，支队甩掉敌人，突然袭击川南宜宾长宁县洪洞场，抓了劣绅林道帮、刘兴才等人，既牵制了敌人，又筹集了经费。
1937年9月，支队奔袭川南宜宾兴文县顶瓜山罗天祥（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家，缴获4支枪和一些子弹，同时还袭击了大地主罗德修。12月支队袭击了兴文县五村乡公所，缴获2支枪和一些物资。

    （二）发展时期（即1939年春至1943年）

    “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到处都可见他们以《川南红军南政宣》书写的“劳苦工农武装起来到团堡地主家中去分谷子吃，拿衣服穿！”等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标语口号。而且，所到之处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使群众明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只有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夺取土豪、官僚、白军的枪支来武装自己，把反动派都打垮，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的道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参加红军。由于宣传深入人心，行动博得群众拥护。期间队伍有一定的发展，达二百多人枪。支队下编小队，小队下又编班（其中有个警卫班包括管土豪的在内）。主要的小队干部有张会成、杨世龙、王子明、徐光全等。支队继续采取“分散隐蔽，相机出击”的方针，狠狠的打击敌人的破坏行为，1941年秋，支队到珙县罗星渡杨家沟打了曾经残害三个红军伤员、抓兵派款、欺压百姓的恶霸彭明武，缴获4支枪、20多个手榴弹和一批物资。1942年5月，支队在卫靖司袭击了刚从威信卸职的伪县长陈才宝及其舅老爹，缴获2支枪和一批物资。1943年5月，支队袭击川南珙县王场乡公所，缴获30多支枪，子弹12箱。同年秋天，支队又袭击川南兴文县的江安水栏杆、长宁县红桥乡公所。

    （三）迅速发展壮大时期（1944年至1947年春）

    在这期间，由于支队继续坚持独立自主、机动灵活的武装游击斗争，坚决依靠劳苦民众，发动贫苦农民加入队伍，又接收了部分红军失散人员，队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不久，云南游击支队又由珙县腰蹬岩返回威信郭家坟、水井坎基地活动。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减轻人民负担，除向地霸筹借粮饷外，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力量，殷禄才在新田村水井坎一带采取了“以兵屯田、劳武结合”的办法，组织生产活动。平时“寓兵于武”，战时“集中打击”，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武装与民众力量相结合”的形式，使支队的基本队伍得到巩固和发展。缴获没收或筹借的一些粮食，除安排支队生活供应外，还经常扶济贫苦群众，帮助民众解决危难，与群众建立起了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此外，支队还进行政治整训，加强统战工作，尊重民族平等做好民族中上层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准备将来反攻，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积极的发展壮大武装队伍扩大需要。队伍发展到400多人，设立了司、政、后部门，下辖8个大队16个分队和30多个小队。司令部有警卫队、司号班，并建立了情报网点。这期间有服从支队指挥和调动的“（边棚）”外围武装三、四百人枪，部队发展到有近千人。在1945年分别在三桃乡“斑竹塘乡革命委员会”和“环房乡革命委员会”两个基层政权，结果在牵制敌人、壮大队伍、扩大革命生存力和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1944年3月，随着支队的扩大，先后袭击了川南兴文县的江安大庙乡公所、兴文县底棚乡公所，并打了3家土豪。秋天，袭击了川南筠连县的沐爱、洛木柔等区乡公所，缴获1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物资，并打了一富豪的银行。在进攻江安大庙乡公所时，同国民党荣誉二师遭遇，于古宋东坝展开激战；陈华久同志指挥部队撤至鹅鹅田一家地主的碉楼里还击敌人，一直打到天黑，趁夜突围，在突围中牺牲队员一名，伤一名。

    1945年6月，支队经过充分准备，组织二百多人，长途奔袭到川南叙永县马岭乡公所，缴获30多支枪。同时在马岭公路上截击了国民党的一辆军车，缴获一军车七九子弹和一批物资。

    1946年2月，支队组织两百多人，奔袭到川南筠连县巡司区小路坳在国民党部队任师长的田栋云家，神不知鬼不觉地摸掉岗哨，冲了进去，打得田家措手不及，缴获100多条枪和大批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要和平。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撑性，积极的发动向解放区进攻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3月，支队探得消息国民党运军火的车队要从川南叙永县江门经过。由陈华久同志立即向部队做动员：“现在前方在打仗。国民党运子弹去前方打共产党，我们要把它打回来，减轻前方的压力，扩充我们队伍的实力”。并率领部队，经过六夜长途奔袭，由郭家坟赶到川南叙永县江门剪草铺，将队伍开到后山。地主发现，跑去向保安团报信，保安团当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赶来阻击，被支队发现，进行伏击，俘虏排长，经教育后，他保证不再打游击队，就地释放。支队顺利开到剪草铺，分散隐蔽于山头和公路下面的涵洞里。过了不久，由云南开往四川的国民党军车开到，放过前面几辆军车后，集中火力打了最后一辆车，打爆轮胎，击毁车子，部分战士迅速地上车打开弹药箱，背走子弹，前车敌人发觉后，在半坡文昌宫停车，进行还击。与此同时，叙永敌人得知消息，派“学兵团”来增援，与支队接上火，在此情况下，陈华久同志立即作战场动员，要大家不要怕，外面还有部队接应。部队沉着应战，战至天黑，才边打边撤，冲出敌人包围圈，连夜迂回穿插，甩掉敌人。经过这次战斗，除缴获一军车子弹外，给国民党川滇公路运输干线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是月，原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有过联系并参加过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配合行动的兴文县曾子云、曾仲文等部，把部队带到郭家坟，被支队编为所属大队，直接参加支队活动。

    1946年5月13日，支队抓了威信顺河恶霸、伪大队长、伪乡长张占云（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交出了两班人的枪。后经两个多月的教育，张有悔改表现，交出1200元大洋给支队作经费，予以释放。

    1946年9月支队袭击川南筠连县郑州、木勒、高石乡公所，缴获步枪18支。

    1946年10月，川南珙县中心乡乡长杨文凤（曾杀害过我红军战士）无端寻衅，杀害我支队干部王海云，支队忍无可忍，于19日趁杨文凤上街看观音会，殷禄才同志带领一班武装人员在中心场进行袭击，打死保镖杨正坤，缴获短枪2支、长枪1支，并将杨文凤抓到威信长官司（旧城）扣押，令其交枪赎人。杨文凤承认了条件，为便于交枪，将其押至靠中心场的王棚山住着。但杨文凤暗通民团求援，导致滇川两省发兵联合“围剿”支队，因此，将他就地处决。

    （四）寻找党组织未成功，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8年刘复初从重庆转赴延安后，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下半年，原中共珙（县）兴（文县）支部负责人张国忠，由贵州省水城返回经秦德清介绍到威信罗布顺河教书，时间长后就认识了殷禄才、陈华久。陈得知张原来是中共川南地下党员，因暴动失败敌人搜捕外逃，就叫他能否再到川南方面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张于1939年秋接受任务后到宜宾、珙县、兴文等地走了一趟，因原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找不到人联系，只好返回郭家坟谈了情况。陈华久和殷禄才说：现在找不到，那就等以后再说。1946年8、9月，四川省地下党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从各方面了解到殷中共禄才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的活动情况后，向中共南方局作了汇报，将工委领导机关设于威信县旧城（长官司），以教书、行医作掩护，准备与殷禄才领导的队伍联系。与此同时，中共云南省工委为了开展滇东北地区的工作，也派地下党镇彝威支部陈季伯等人以教书为名到威信扎西工作，陈了解到殷禄才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与伪县政府和当地当权的土豪都没有勾结，也不是封建色彩绿林武装，有红军在里面。曾向中共滇东北工委汇报，准借组织学生旅游为名以取得联系，但因伪县长和教育局不准，未能成行。紧接着国民党即派整编七十九师前来“围剿”，游击队分散隐蔽遭到失败，殷禄才、陈华久英勇牺牲。中共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也被当然抓捕，因敌人拿不出真凭实据，最后才予以释放。因而，四川、云南两省地下党均未能与殷禄才、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接上关系。

    （五）六次智反“围剿”，浴血奋战到底

    随着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不断发展壮大，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国民党伪基层政权和军队及土豪劣绅，特别是两次袭击了国民党军用汽车运输，给川滇黔边区反动势力和交通沿线造成了很大威胁；国民党惶惶不安，把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视为大敌，从区、县到重庆行辕，从民团到国民党中央军，对支队进行了六次重兵“围剿”。

    第一次是1936年10月。殷禄才已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联系，接受纵队领导，杀了伪大队长、地霸张发富，又打了川南珙县王场伪乡长杨伯仿的保商队，有枪五、六十支，队伍近百人。国民党派滇军安旅田富五营汇合民团到郭家坟“围剿”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支队获得消息后即将队伍“化整为零”，剩余少数游击队员撤进大硝洞（又名老鹰洞）坚持，田营围攻了一个月，打不进去，就扬言要把郭家坟街上的房子撤了烧洞。殷禄才怕群众受损失，就把长枪埋在洞内，隐蔽了伤病员，只带领二十来人，七、八枪，连夜突出重围，引开田营，转移到川南珙县么等岩一带活动。这次反“围剿”，支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保存了部队。

    第二次是1944年4、5月。在贵州独山抗日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预备二师，师长陈明仁派一个团驻兴文县建武，又派该团第三营营长陈昆震带兵前来大石盘、司营铺、郭家坟“围剿”支队。殷禄才和陈华久早获得情报，组织部队，凭借地熟人熟，边走边打，引着敌人兜圈子，从郭家坟到三口塘、斑鸠沟、瓜雄、院子、扎西，最后引到罗布小溪辗转月余，始终未能追上支队。只好垂头丧气撤回叙永。

    第三次是1945年6月。国民党又派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进驻建武，团长徐守春派营长卿云盛带部队前来“围剿”。国民党军队由江安县红桥到兴文县碳厂、簸箕峡、石碑、司营铺追到中心场、郭家坟，支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办法，迅速地转移到大雪山隐蔽。卿营还追到还房、桃坝、三桃都未能找到支队踪迹，只好又撤回去。

    第四次是1946年7月。殷禄才抓了罗布顺河伪乡长兼大队长张占云后，国民党威信县伪县长赵光斗恼羞成怒，亲自率独立营第三连和高田乡陈子杰、新芬陈昌良、双河刘明忠、旧城赵理龙、花射李洪江、后房民团以及顺河、雨河、林凤杨大千等民团一千余人，从顺河场、长官司、罗布坳三个方面逼进郭家坟“围剿”支队。殷禄才和陈华久同志因事先获得独立营第三连连长彭兴周的情报，带领部队占据了和尚司梁子的有利地形，挖了战壕，分兵三面，居高临下，沉着对敌，等民团一开始进攻就猛烈还击，打死打伤敌数人。赵光斗命令彭兴周连攻击，彭密令战士朝天放枪，其堂弟彭定奎（中士班长）不知意图。想在伪县长赵光斗面前逞雄领赏，不听我方劝告，拖着机枪硬往上冲，被分队长张永昌一枪打伤大腿，滚了下去，被彭兴周骂了一台，抬走包扎。民团见此就更不敢上，双方坚持到天黑，独立营第三连和民团撤下去吃饭，支队趁机转移。三天后，赵光斗一无所获，灰溜溜率部回县城扎西。

    第五次是1946年10月。滇军航七团团长曹润清带驻威信的谢远华营两个连，协同伪县长赵光斗带常备队又一次到郭家坟进行“围剿”。支队获得密报，提前潜入深沟密林的要隘乓陇沟隘口埋伏，等谢营沿陡峭山路上攻时，支队展开痛击，并诱敌于王棚山坳口，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打伤航七团10余人，并打死排长1人。此时，川南兴文县蒋富廷的保安中队，也由中心场赶来增援，妄想切断支队的退路，从另一方侧面向支队发起进攻，被支队一场分兵反击打退到半山下面，支队毙敌几人，趁隙撤走，保安队从上往下打，航七团看到半山下面也有队伍，错认为是游击支队，赶忙架起机枪扫射，敌方混战一场，到双方接近才发觉是保安队，相互打错了，互相打骂。结果航七团和保安队各死10余人，伤数人；支队只牺牲3人，伤1人。但航七团为了报功不知羞耻，竟然把被自己打死的保安队的人头割下来，背到县城扎西，谎报“战果”，请功领赏，“围剿”取得重大胜利，谎报打死打伤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很多人。

    第六次是1946年11月，在敌人前五次对支队的“清剿”反击中失利。又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重庆行辕指派国民党整编七十九师、滇军航空特务旅七团及川滇黔边七个专区二十四个县地方武装配合，限期3个月对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进行“围剿”（后因“围剿”失利，又延长两个月）。并授权七九师师长方靖统一指挥，成立三省边区五县（毕节、古宋、叙永、威信、镇雄）指挥部（设于毕节）。12月，七十九师先派一个营进驻珙县王场进行侦察，听说殷禄才和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实力很大，就不敢轻进。1947年2月，七十九师师长方靖指派九八旅旅长朱济猛为司令，师部少校参谋陈泣云任参谋长，少校参谋唐余雄任军事法官，指挥部先设于簸箕峡（后移驻大坝），294团团长王卓如团部先驻扎郭家坟，后驻顺河，并通知滇军航七团谢远华营长到簸箕峡开会，先说“围剿”，后叫“清剿”，叫嚣“宁可错杀，不可漏脱”。“对参匪的要斩草除根，诸亲六眷都要杀”。“谁知情不报或放脱匪徒以通匪论罪”。同时，王卓如又通知伪县长赵光斗到顺河，对赵说“四川告殷禄才是共产党，要斩尽杀绝”。经过密谋策划，于25日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开始向郭家坟地区进行“清剿”。

    此时，支队活动于司营铺，发觉敌294团由兴文建武到石碑口，便迅速地转移到木梯山；但该团姚传群营也迅即尾追至木梯山附近，支队立即占据有利地形，予以阻击失利，主力所在位置完全暴露，敌军294团迅即调派重兵从四面八方包围攻击。由于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支队四面受围，队长潘明章牺牲，号兵冯子云被俘，情势十分危急。面对国民党七九师重兵四面包围“清剿”的严峻局势。支队即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敌人，会上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陈华久同志为代表的，主张集中兵力，利用我各方面熟悉地形之有利条件，能咬敌人一口就咬他一口，整不着就边打边退，突破一点，撤进大雪山迂回作战。另一种是以殷禄才同志为代表的，担心拖累大，怕群众吃亏，加之片面的接受过去的经验，误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是住不长的，主张“先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隐蔽活动”，等国民党军队走了再集中。最后统一执行后一种意见。

    天刚拂晓，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各大队按照预定目的地从几个方向分散突围，但队伍刚一分散，就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分割包围截击。敌人砍伐丛林，放火烧山，实行“保甲连坐，由民团带军队搜山清剿，白天黑夜穷追猛打。支队多数大队、分队被打散，只好与敌人决战，使许多干部、战士被打死打伤或被抓捕杀害。张慧臣带着第一大队奋力冲出敌军包围后向兴文县石碑口转移，至俚俚洞时被川南保安团队围困，游击队员在战斗中大部分壮烈牺牲，其子张安斌亦被敌军抓捕杀害。张占标、殷禄坤分别率第四、第五大队与敌军周旋。张占标带领第四大队突出重围向水田方向转移，至尖山子时又与滇军航七团谢营遭遇，大队英勇还击，激战两天后终因势单力薄，弹药打光，伤亡严重，队伍被打散，张占标退到簸箕峡时受伤被俘，饱受烤大火、坐老虎凳、吊鸭儿凫水等酷刑，始终坚贞不渝，被敌枪杀。殷禄坤队伍被谢远华营打散后，只身逃往珙县，在县城附近被地方民团密探抓捕送交79师。杨世龙、孙德龙带领第三、第六大队顽强阻击敌军进攻，队伍被打散后，杨世龙隐蔽在旧洞汤家沟口岩上，被民团搜剿抓捕押送顺河场交294团团部，团长王卓如下令将杨世龙枪杀于场口，孙德龙逃脱后返回郭家坟隐蔽在亲戚家，后被张占云获悉后调乡自卫队围攻，在战斗中牺牲。殷禄才和陈华久二同志生死不离，带领少数战士突出重围后经王棚山梁子、蹦咚沟潜入观音塘梁子隐蔽，因转移途中走漏消息，支队遭敌军追击。一天夜晚到农民杨子斌家弄一点吃的时，不料又被人告密，敌军尾后跟踪追至。第二天深夜支队被和敦乡自卫大队长张占云率民团伏击，文书员王国清受伤被捕，从容就义。农民杨子斌因给支队干部战士送粮食，被敌军以“窝匪不报”的罪名就地杀害。殷禄才，陈华久带领少数队员且战且退钻入山林，敌军和民团发现殷禄才、陈华久踪迹随即将观音塘梁子包围，严密封锁道路隘口，放火烧山，疯狂用机枪扫射丛林和山凹，被追出的队员一个个被打死或受伤后被杀害，支队伤亡惨重。殷禄才和陈华久怀着极大的悲愤带领剩下的几名队员趁夜突围，又转移到三桃乡依耳山梁子上隐蔽。由于时至初春，山上缺少食物，仅靠猎物、野菜和树皮勉强填饱肚子。3月19日凌晨，殷禄才和陈华久到农民陈子华家寻找食物，刚炒些包谷（玉米）充饥，不料被陈家迫于敌人“保甲连坐”威摄，暗使小孩向敌人告密，民团队长牟正举立即带领敌军294团第八连跟踪追来，迅速包围陈家草房。殷禄才、陈华久突感危急，立即冲杀出房屋，突出重围向水沟头，奔向关子洞坚持战斗。殷禄才协助陈华久爬上洞口，自己躲在洞口下的岩石后面阻击敌军追兵，敌军以机枪严密封锁洞口，向洞内发射枪炮弹，政委陈华久不幸中弹牺牲；殷禄才满怀悲愤，以两支快慢手枪轮番射击，击毙敌军1名排长和几个士兵，打得敌军伏地不敢抬头，此时，枪堂里面只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殷禄才不愿被俘受辱，怒视敌军饮弹自尽。敌军甸伏良久未见动静，方才迂回洞侧，猛扫一阵未见还击，斗胆慢慢接近洞口，发现殷禄才、陈华久二人遗体，指派民夫将其抬到顺河场确认后，再抬到古宋县城拍照报功。几天后，当地群众暗将弃于路旁的殷禄才、陈华久遗体葬于城东苏家坡坟山地。殷禄才同志的姐姐、妻子儿女共6人，在“围剿”中被拖死1人，被国民党军杀害3人，只两个小孩幸免于难。据国民党《新蜀报》载和294团中士班子饶一平提供的资料及支队幸存战士、群众回忆，在这次“梭篦清剿”中，支队被打死40多人，被俘后杀害70多人，有的干部、战士全家被杀害。先后共被国民党军队屠杀的革命战士和群众共200多人，手段极其残忍，有的被割掉耳鼻后活活的折磨致死，有的被砍掉首级后到处乱扔，如战士余顺民，被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敌人便将其怀孕之妻抓来剖腹杀害，余顺民也遭杀害。战士叶吉安，在敌军“围剿”时被群众隐蔽起来，敌军便将群妻子和一个未满两岁的小孩一并抓捕枪杀于珙县马跑函河边干坝子头。枪杀时，叶的爱人身怀有孕，行将分娩，临刑前见孩子在一旁哀哭，值此生死离别，要求给孩子最后含一口奶水。年轻的妈妈搂着心爱的儿子，一边喂奶，一边吻着孩子滴满泪水的脸，肝肠寸断，泣不成声，片刻之间，一棵万恶的子弹便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叶的爱人被枪杀后，几分钟内婴儿还在不停的蠕动。惨状难言，目不忍睹。苗族少年杨少聪（16岁），被七十九师定为“匪老幺”枪杀于珙县马跑函田坝，死后被该团医生抬至官山胡家坟园，开肠破肚，搞药物试验。还有的被剖腹取肾、心肝等，供士兵食用。真是残忍之极，骇人听闻。至此，坚持在敌后斗争12年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就以其同敌人血战到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谱写出了一曲悲壮激越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而结束了它光荣的革命历史。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殷禄才和陈华久领导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被打散保留下来的少数队员，有的继续坚持斗争，准备再干，直至解放。

    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武装革命斗争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长达12年，在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和红军的宗旨，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举武装革命旗帜，宣传发动和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进行地方人民武装游击战争。这支革命武装队伍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打击和瓦解敌后反动顽固势力，对川滇黔边国民党地方区乡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沉重的打击了特务、地霸、豪绅以及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为解放边区劳苦民众，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及配合前方抗日，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47年3月，国民党令中央军七十九师等反动武装联合发动了对红军云南游击支队进行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力量过于悬殊，最终失利。同时，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也为争取威信乃至云南及川滇黔边各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无所畏惧敢于同敌人进行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光辉事迹和不屈不饶的革命斗争精神永远留在川滇黔边人民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奋斗，实现建设“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原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1988年12月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革命烈士纪念碑”题词“扎西决策多谋略，烽火席卷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队，孤军豪气战顽敌。团结群众齐奋斗，先后斗争十三年。烈士鲜血染大地，游击纵队谱新篇”。

    三、威信文化旅游的根本特征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威信县革命遗址普查数据》：威信革命老区县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县域境内革命遗址遗迹点多面广，内涵丰厚，威信县参加过红军和红军纵队及支队的队员就达5000多人，召开过各种重要会议10余次，进行过重要战斗20多次，牺牲的党政军领导和著名革命烈士20多人；已登记的革命遗址216处，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含金量”较高，凸现了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集结扎西，在享有“鸡鸣三省”赞誉的扎西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进行“扎西整编”、“扩红”和中共川南（川滇黔边区）特委、中国工农红军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敌后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牵制强敌、开展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史实，这些革命遗址遗迹弥足珍贵，是重要的历史见证，是威信培育发展壮大红色旅游和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扎西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红军长征精神作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具体内容和有效载体，越来越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历史已经表明，“扎西会议”和红军长征及“赤色乌蒙”革命历史，是一座丰碑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近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精华。人们从“扎西会议”和红军长征历史及“红色川滇黔边”中看到，她的每一步都记录着老一辈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英勇献身的不朽业绩，都闪耀着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这就使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扎西更加闻名遐迩。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各界人士来扎西瞻仰、观光旅游和考察这一片热土，发现这里的山水草木都浸润着革命烈士与英雄的豪气和华光，铭记着革命先烈与英雄们的足迹和身影，这就是威信文化旅游资源的根本特征。让我们永远牢记威信这片红色热土的革命历史，铭记着“扎西会议”、“扎西整编”的丰功伟绩，永远怀念长眠于威信秀美山川的革命英烈们。

    且威信还是“云南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风景名胜旅游景区”。县域内旅游资源类型齐全，丰度颇高，全县可供开发利用的旅游景区面积150多平方公里，分为三大旅游片区229个旅游景点；除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外，如“天星国家森林公园”、“西南第一洞--林凤天台山溶洞群”、“全国第七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瓦石僰人悬棺”、“云南省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观斗山大型石雕石刻艺术遗址”、“中国自然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地--水田湾子苗族文化村”、“小三峡”和“旧城、罗布、水田、石坎、三桃、高田等乡镇众多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景区”、“威信县赤水河上游和南广河源头峡谷风光”等；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文化、酒文化等齐全，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培育发展壮大旅游业的资源禀赋支撑条件优越。是未来云南省乃至全国红色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最具发展活力的“旅游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