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都是执行党的决议，不是个人行为。回顾中共党史，“七大”之前，党内派系纷争，长期没有形成领导核心。自1928年6月18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至1949年5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整整隔了17年没有召开党代会，可见当时党内外形式严峻和斗争复杂程度。在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解放战争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刘少奇站在党和人民大局的高度，全面、科学、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率先举起了一面克敌制胜、凝心聚力的旗帜，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1945年8月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代理党中央主席，成功指挥了抢占东北战役，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1947年3月兼任中央工委书记率领中央机关从延安撤离，转移西柏坡成立中国革命最后一个指挥所，领导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协助毛泽东一道指挥“三大战役”并取得胜利；七届二中全会后与“五大领袖”一道“进京赶考”；新中国成立后继任党中央副主席，担任一届人大委员长、两任国家主席。

    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拟定人事安排方案送刘少奇阅。“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常委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刘少奇阅后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增加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在第二届人大会召开之前，中央酝酿国家主席候选人时，刘少奇书面向毛泽东推荐朱德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对待个人名利得失方面，都体现了大公无私、高风亮节的品格，从不“居功自傲”。至于文章中说的：“功高震主”，那是旁人的理解和后人的猜测。

    三、刘少奇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文章说：“我在很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党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文章这种信口开河的回忆和牵强附会的指责幼稚可笑。

    文章中引用的这些话既不负责任，也没有根据，所有正版文献资料和历史见证人回忆录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党中央从“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到“八大”提出不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都是集体作出的决议，而且持续了13年，在这13年中，刘少奇对宣传和肯定毛泽东思想从未动摇，一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逝世之前还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体现了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刘少奇光明磊落、大爱无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立党为公、勤政爱民。邓小平说：“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的实践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

    阅读该文，心情难以平静。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近万名红卫兵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作为“文革”当事人，文章对“文革暴政”不但没有批评和反思之意，对受害者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还把光明磊落、爱国爱民的领袖说成是“晚节不忠的功臣”。“你们都想感动上帝，石头会被感动，而人是不会的。”……这种敌意、这种冷漠、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多么恐惧啊！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合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而当事人把以上这段话曲解为是刘少奇挨批判回家委托他给毛主席捎话，并借题发挥、妄加指责。请问当事人，这种“担当”精神难道是“晚节不忠”吗？

    刘少奇生前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事人抛出这样一篇文章，如果是扬张国焘，那是与党过不去；如果是贬毛泽东和刘少奇，那是与人民过不去；“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派到专门审查刘少奇问题的特别小组工作，直到他死才回原单位”。这足以说明当事人的心态和用意了。

    读罢以上文章，心情愈加沉重。赶考的路程多么漫长，复兴的任务多么艰巨！

    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科学发展、风清气正的春天已经到来。习近平同志2011年3月20日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时说：“刘少奇同志是一位真正的无产者，连骨灰都洒向了大海。他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经济思想、治国理念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应该好好学习、研究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