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对党内同志提出的一种要求，但同时也点明了一般人的一种人生状态和精神境界。应该说，共产党人，有着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在杨至诚将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纵观杨至诚一生，他既具备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军队早期领导人的共同素质和崇高思想品格，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范和精神特质。杨至诚的精神，体现在他从事革命和建设活动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些精神因素的彰显，很自然地构成了他人生的几个闪光点。

    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精神。杨至诚经历了20世纪初中国先进青年所经历的理想困惑和人生追求，在国家和民族积贫积弱的现实状态下，他们那一代人苦苦追寻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探索拯救民族的真理和走出困境的办法。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到哪里去找答案？可以说，在这方面杨至诚是幸运的。他出生在西南边陲，一个侗族孩子，从三穗、黔东南、贵州，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走出来，外出求学。一开始在省立农业中学学蚕科，试图从事养蚕业，在实业救国中找出路。后来不满足于现状，到云南找叔父，到重庆找舅父，再到滇黔联军中当兵……一路艰辛追寻、求索。如果没有坚定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不可能找到明确目标的。能像他这样从落后山区走出来、对真理追求不懈努力的优秀青年，能像他这样出类拔萃的人，只在少数。直到杨至诚随军来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考上黄埔军校，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他才算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三民主义救中国升华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救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上黄埔军校之前，“还未真正懂得事业的前途是怎样的。到了军校后，受了一番教育，才认识事业的前途，是要从新的人生观和革命斗争来树立的。所以，我的思想在此时才初步有所觉悟，奋斗的目标有所萌芽”。应该说，杨至诚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在投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过程中，成为科学真理的追求者和把握者的，从而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中的一员。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精神，使得杨至诚把个人利益放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一面旗帜。杨至诚那一批人，也成为时代进步的符号。

    二、不怕牺牲、不屈奋斗的精神。杨至诚的青年时代，是进步与落后激烈抗争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尖锐对立的时代，也是人民与敌人浴血战争的年代，史称“大革命时期”。所谓革命，是要流血的，甚至是要杀头的；大革命，更是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局面。没有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没有一种不屈不挠、不屈奋斗的精神，在革命队伍中是呆不住的。当时的黄埔军校门前就挂着这样的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意思是：要想升官发财，你到别处去；如果贪生怕死，你就别到这支队伍里面来了。想当一个革命者，就要抱着随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黄埔军队毕业后，杨至诚跟随贺龙部队，虽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却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革命队伍里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他回忆那段流血牺牲的经历时这样说过：“当时我连连长逃走，我即任六连长。部队经过几个月战斗，又加上环境不利，逃亡很大，组织与情绪均极混乱。”在死的死、逃的逃这种情况下，谁能预料未来是什么样子，革命向何处去？随时都要牢记的却是“牺牲”两个字。如果没有不怕牺牲和不屈奋斗的精神，革命是搞不成的！杨至诚硬是坚持下来了。

    幸好有朱德和毛泽东的带领，杨至诚跟随“朱毛红军”上了井冈山，才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杨至诚参与了新道路的开创工作，参与探索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我们讲道路自信，当年杨至诚就有这样的道路自信。这种自信，也是基于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而产生的。自从跟着毛泽东、朱德同志参与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后，杨至诚才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时期，他担任过井冈山留守主任、红军大学校务部长、红军总兵部部长等职务，虽然多次流血受伤，革命也屡遭挫折，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曾经说过：“虽然经历很多挫折，但我不为这些困难所屈服。……革命是斗争，是坚持的，不能因为时期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意志。”到了晚年，杨至诚还经常说这样的话：“我是革命者！”“我一生从不怕死！”

    三、能上能下、忍辱负重的精神。杨至诚的革命经历，是曲折坎坷的，也受到过多次不公正的待遇。比如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单纯的防御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左倾路线领导者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在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反而把反“围剿”的失败归罪于杨至诚领导的后期工作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为此，杨至诚被撤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的职务，从重要的岗位一落千丈，被贬为普通科员，派去做最艰苦的工作。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和各种指责，在瑞金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声势浩大地批斗他。杨至诚忍辱负重，坚强地扛着。用他的话来说：“对这一问题，我当时并不发表怨言和声明，因事实终会水落实出。”红军长征初期，他是带着极大的委屈“随军长征”的。

    有一种说法，就在杨至诚受到不公正待遇随军长征的时候，他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红军经过湘江战役以后，伤亡惨重，中国革命差一点就毁于一旦。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当口，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时候杨至诚勇敢地站出来，建议红军先头部队向自己熟悉的家乡方向走，向敌人力量的薄弱环节走。随着这一建议被采纳，杨至诚也为中央红军开创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才有了中央红军在杨至诚家乡贵州黔东南召开的黎平会议，也就才有了随后的遵义会议。

    就在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杨至诚重新被起用，担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应该说，这个时候请他担任先遣部队的负责人，与他在被撤职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突破性、开创性工作，不是没有关系的。接下来的长征途中，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拼命工作，“翻雪山草地，担负部队物资粮食供应”。他在长征中的工作能力和在提供后勤保障方面的巨大成就，再次被全党全军认可。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便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如果没有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忍辱负重的精神，恐怕在面临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杨至诚早就消沉了。

    四、工作第一、甘于奉献的精神。长征结束以后，杨至诚已是多种疾病缠身。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一门心思只扑在党和军队各种繁杂的工作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工作第一，不管怎样，思想不纯，一定会影响工作。”到达延安不久，杨至诚被任命为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当时党中央和红军刚刚到达延安，立脚未稳，内外环境极为复杂，敌人也会随时来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必须有一个对党忠诚、让中央放心的人来守卫延安及其周边。有杨至诚领兵守着，党中央放心，毛主席放心，干部群众放心。杨至诚不顾个人身体多处负伤、不堪重负的现实，全身心投入到保卫延安和保障供给的工作中。由于劳累过度，杨至诚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为此，中央不得不将他从一线工作岗位调到二线工作，改任抗大校务部长。可杨至诚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到了抗大，仍然以“工作第一”的精神默默奉献，最终“因积劳成疾，由中央送莫斯科治疗”。

    杨至诚这种玩命工作、拼命干活、甘于奉献的精神，体现在他走向革命道路后的各个阶段。后来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长以及中南军区后勤部长等岗位上，他都是在极度繁忙的后勤工作中度过的，并且从不计较自己的安危和个人得失，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甘于做军队后勤工作的奉献精神，使他获得了“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之父”的美誉。

    五、求知若渴、刻苦钻研的精神。在中外军事史上，系统地读过两个国家的陆军院校的军事指挥官，并不多见。杨至诚就是这样一位特殊将领。除了中国的黄埔军校以外，他还因病得福地进入过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8年冬，由于伤病难忍，延安的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组织上断下决定，将杨至诚送去苏联治病，并考虑他病好以后在苏联进一步学习军事理论，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杨至诚这一去就是8年，他一边积极治疗，一边求知若渴地学习。在苏联的前两年，他一边治疗一边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病情基本好转后，杨至诚又继续深造，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是这样说的：“病好后，进苏联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和现代化后勤，学习联共党史，参观空军、炮兵学校和几个大工厂，企业（斯大林汽车厂、列宁国家农场等）。”简单的几句话，折射了杨至诚在苏联求知、求新、求索以及刻苦钻研、不断进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在苏联期间，杨至诚既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又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到苏联的各类军事学院和工厂农村参观考察。他的眼界大大地开阔，无论在实践经验还是在理论素养上，都有了全方位的提高。当时的杨至诚，已是40岁上下，对这样的年纪来说，要学习新的理论知识和新鲜事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杨至诚却毫无畏难情绪，他积极主动、刻苦钻研，充分展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汉子和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在国外期间，杨至诚既勤于“读有字之书”——向书本学习，向课堂学习；又善于“读无字之书”，向实践学习，向苏联社会学习。几年下来，他进入角色很快，提高也很快，由此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军事理论，还眼界开阔的难得军事人才。他后来在总结自己在苏联期间的收获时这样说过：“这一时期，在苏联我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我知道苏联的建设是经过斗争得来的。而建设的规模又必定要有科学的智慧才能完成。所以我对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很大的兴趣。首先是对企业、工业的兴趣很大。苏联大规模的正规化的建设，给我在军队后勤建设方面以很大启发；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勇敢、顽强更鼓舞了我们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