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至成将军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他戎马一生，赤胆忠心，鞠躬尽瘁，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杨至成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以寄托我们的无尽思念。

    一、后勤奠基建奇功

    纵观杨至成将军的一生，是为我军后勤建设战斗不息的一生，是为我军后勤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他创造了我军后勤工作的“六个第一”: 担纲了“朱毛”红军的第一任大管家，制造了红军第一身军服，开辟了我军第一条邮政通道，建设了我军第一个电讯系统，提出了我军第一部后勤供给标准，创办了第一所军事后勤学校。作为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杨至成将军的卓越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1928年1月，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湘南起义，时任师部副官长的杨至成开始从事后勤工作。4月，“朱毛”红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杨至成任红4军28团连长。在参加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杨至成身负重伤，他一面养伤，一面兼任28团留守处主任，胜利完成了伤病员的管理、给养和医药供应工作。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整编，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的副官长，从此走上了他漫长的部队后勤领导征程。在担任副官长期间，杨至成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制作统一的军装。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筹款5万元，建立了临时被服厂，日夜赶制4000多套军服。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指战员们穿上缀有红色领章的灰色军服，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顿时军容一新，军威大振，受到毛泽东、朱德的高度赞扬。

    1930年至1934年期间，杨至成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被服、装具、粮秣、炊饮、财务、宿营、武器、弹药等物资生产和供应工作。为了筹集必需的经费和物资，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兴办和整顿了枪械厂、弹药厂、纺织厂、被服厂、鞋袜厂、卫生材料厂等20多个工厂，工人达两三千人，使苏区的军工生产蒸蒸日上，增加了部队经费，杨至成也因此被称为红军“大管家”。在这位“大管家”的精心管理下，短短的几年时间，红军各项后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后勤保障日渐充足。据1934年3月中央军委一位负责人的文章所载，“春夏季的衣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手榴弹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又增加几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而且还能保证部队的需要”，这些都为部队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这期间，为了保证前线战斗后勤保障的需要，他调动各种力量，狠抓兵站建设。通过精心组织，建起以瑞金和兴国为中心的五条兵站运输线，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同时，兵站线还担负起了邮政线路的作用，靠着这些畅通的“邮政网络”，杨至成组织同志们把中央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中央军委的《红星报》和其他报刊、书籍、信函、邮包等发往各地、各部队，而基层的信件、邮包也能通过“网络”及时送到目的地和收件人手里。这一工作受到中央、前方部队和后方人民群众的好评与欢迎，大家称赞杨至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办起了第一个“赤色邮政”。为使部队领导机关指挥有力、快捷及时，杨至成还想方设法，让总司令部与各军、军与军、军与师之间都建立了有线电话，有些机构还有了无线电联络，使红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讯事业。

    在后勤的实际工作中，他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后勤工作是一门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一支素质高、技术精湛的专业人才队伍，是绝对不行的”。为此，他请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红军大学第4期供给班的基础上创办一所专门培养后勤专业人才的学校。经批准，1932年冬，杨至成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军第一所供给学校，归军委总供给部领导，他亲自兼任校长。在他精心组织和管理下，这所学校为各路红军培养了大批后勤干部，其中有的学员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高级领导职务，为我军后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杨至成还从实际出发，根据红军后勤保障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科学的后勤保障供给标准，根据他的提议，中央军委于1933年7月正式颁发了我军第一个供给标准，使我军后勤保障向标准化、正规化发展方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红军长征时期，杨至成先后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等职，肩负着开辟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供给的双重任务。他身先士卒，利用自己贵州侗族人的身份，协助打通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使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为了筹集到必需的物资，他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筹措了大量红军长征必需物资，为支持红军完成万里长征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杨至成在东北的后勤战线上，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等职。他根据解放战争多以运动战为主，机动性强、规模大、任务紧、物资消耗集中等特点，狠抓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建立起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机炮厂、子弹厂等军工厂36处，兵站、医院、仓库和后勤院校50多个，大力生产军需产品，培养后勤人才，有力地保障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杨至成又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军队后勤的建设和发展中，先后担任了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在他担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期间，他深谋远虑，以武汉为中心，分别在郑州、广州、南昌、长沙、岳阳、焦作等地建立起几十个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同时又帮助地方接收、巩固和筹建了几十家工厂企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我军军需事业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后勤保障创造了物质条件。

    二、教育事业呕心血

    杨至成将军不但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开创者，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他为我军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军事后勤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杨至成将军一生钟情教育事业，参与创办了我军多所军事院校。土地革命时期，在红色首都瑞金，他参加筹建了红军学校，并担任红军学校的校务部长，并在第4期供给干部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红军供给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参加筹建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并担任“抗大”的校务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创办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下设六个分校)和护士学校。东北军需学校后随军南下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勤务学校，杨至成不顾百事缠身，仍兼任后勤学校校长。几十年后，这所学校已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的牌子，成长为我军后勤战线和全国经济战线的著名学院，而其第一任军事经济学院院长正是当年东北军需学校毕业的学生。1958年，杨至成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当时国内条件极其艰苦，物资短缺，建材供应难，杨至成上跑国家有关部委，下奔广东、内蒙古等省市，四处求援支持，整整奔波了一年时间，终于如期建成了我军第一座包括办公楼、宿舍楼和食堂、门诊部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大型现代化的科研城，实现了所有营房通电、通水、通气，保证了军事科研人员能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开展科研工作。军事科学院建成后，杨至成又担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长的职务。1962年初，杨至成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即国防大学前身）副院长，在此期间，他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奋斗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至成将军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为建设我军军事后勤学科、繁荣军事后勤理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红军供给学校成立之初，既缺教材，也缺教员。为了能让学员们更好地学到部队急需的后勤保障知识，他费尽心思，一方面请有丰富作战保障经验的指挥员、熟悉业务的后勤干部走上讲台为学员授课，另一方面组织人员抓紧编写教学提纲和讲义，并形成了我军第一本军事后勤教材——《红军簿记学》，事隔几十年，这本教材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他紧跟战争发展的需求，亲自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每开设一门课程就组织教学人员编写相关教材，这些教材为发展我军军事后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既要学习理论，更要注重战场实践。他还经常给学员讲课，毫不保留地传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培养了我军大批能力强、素质高的后勤领导干部和骨干。在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期间，他高瞻远瞩，组织编写全军后勤史。通过调查访问、广泛征集，搜集到了几百万字的宝贵资料。尽管这部后勤史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全部完稿，但为我军抢救了大批不可多得的后勤史料，为后来的后勤史编写及后勤教学打下了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

    杨至成将军不但重才，而且爱才，在军事后勤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红军供给学校成立时，条件非常艰苦，他千方百计创造条件，租借当地的祠堂和空房做教室，为教员授课和学员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担任中南军需大学校长期间，全国刚刚解放，他深刻地认识到：后勤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都要从头抓起，不解决人才问题，工作就无法开展。他指示学校有关部门大胆从地方公开招聘教员，并由学校认真审查、考核，最后从400多报名者中筛选录用了十几名有财贸、金融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的人员充实到教员队伍中。但在确定这些地方招聘教员的工资待遇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解放初期学校的军队干部教员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学校有关部门担心如果把地方招聘人员的工资定得太高会引起争议，造成待遇的不平衡。杨至成却坚决地回答：“对他们的工资，要就高不就低。为办教育，我们不怕多花钱！你们思想上也不要有顾虑。对聘任的教员多花点钱值得，你给人家一口水，人家就会给你一罐蜜！”这些做法，充分反映了杨至成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对知识分子、对人才的挚爱。正是有这样的一批人才，才使我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后勤干部，才使我们日后取得的成果填补了我军军事后勤多项专业的空白。杨至成在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正好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他为了保障全院人员的生活，领导院务部先后建立了农业生产基地、副食生产基地和牧业基地，在物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全院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和营养不良症。作为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干部，他非常关心和爱护教职员工，总是想方设法改善学院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条件。他从不摆架子，时常亲自到教员办公室和学员宿舍征求大家的意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杨至成这种爱护、关心军事科研人才，当好军事科研人才的“后勤部长”的风范，受到全院人员的好评。可以说，他为军队院校培养我军高级军事人才，为发展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