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作者：耘山（毛泽民外孙）周燕，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2011年5月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外孙曹耘山和作家周燕出版的46万字专著《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首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1938年7月，王稼祥终于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意见。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实是一支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杨至成等红军高级干部为中坚的执行“外线作战”的“特别梯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是这支队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盾！本文主人公杨至成是如何去莫斯科参加“外线作战”？去莫斯科的人比较多，为什么是杨至成作为特别梯队的代表呢？贵州省和侗族的惟一的共和国开国上将、两任军委总供给部部长、15个军委总后勤部部长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杨至成2013年11月30日迎来了110周年诞辰，我们来解密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之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的一生。

杨至成1939年在莫斯科合影。左起：杨至成（上将）；谭家述（空军中将）；钟赤兵（中将）；刘亚楼（空军上将）；林彪（元帅）；李天佑（上将）；卢冬生（１９４６年遇难）

《杨至成诗文集》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军中“粮草官”--杨至成上将传奇

李德

毛泽民（资料图）

杨至成将军

    一、有40多年党龄、军龄的红军后勤之父杨至成

    杨至成，１９０３年生，贵州三穗人，侗族。１９２３年在重庆入川滇黔联军，任营军需官。１９２６年春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５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７年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的战斗。后被派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任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１９２８年１月参加湘南起义，在作战中右腿受伤。同年４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４军２８团连长，在反“进剿”作战中腹部受伤。后兼任留守主任，在反“会剿”的困难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１９２９年后，历任红４军、红１２军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1933年1月-1934年5月14日），组织兵工、军需、医药生产和物资供给，并创办后勤学校，培养后勤干部。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后，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1937年6月）、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１９３８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４６年１月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１９４８年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保障。１９４９年起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于北京病逝。

    二、从总供给部部长到科员，又从科员到总供给部部长：参加共产国际两次会议，批评李德左倾主义错误

    1933年1月，杨至成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总供给部统管全军的粮秣、被服、财政、武器、弹药的筹供及军工生产等工作。保障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4月初，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开始。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认为，广昌绝对不能丢，他们采取困守广昌的错误做法，调集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准备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将领提出不同意见，李德等不予理睬。4月10日，广昌保卫战开始。李德、博古指挥红军战士与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堡垒对堡垒，大炮对大炮，机枪对机枪，拉开架势硬拼消耗，死拼实力。有些战士打得没子弹了，李德还叫嚷着要他们进行“短促突击”。红军弱小的军事工业，仅有的几家兵工厂，所生产的子弹、手榴弹等，作为正常的作战补充是没有问题的，但像广昌保卫战这种投入兵力多、长时间的作战，其所需要的弹药就是再增加十几家兵工厂生产，也难以支持。前方弹药告急！总供给部把库存的弹药全部运了上去。前方弹药告急！杨至成下令各兵工厂昼夜不停，加班生产。前线的战斗，红军战士打得十分顽强、十分英勇。他们在国民党军的火力面前，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忠实地执行着指挥员的命令，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上，但这却无法改变军事指导错误所铸成的不可收拾的后果。4月28日，红军在连连失利的情况下，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18天的战斗，使红军损失惨重，伤亡5093人。彭德怀怒斥博古、李德一伙的瞎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听后暴跳如雷，大骂彭德怀一顿。当晚，彭德怀回到指挥部，把自己的那套旧军装塞在背包里，准备被撤职，甚至被杀头。^博古、李德没敢撤彭德怀的职，只给扣了一顶右倾的帽子；却于5月14日撤了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杨至成的职，说他犯了“官僚主义”，“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一撸到底，安排他当科员。杨至成遭受到这突然的打击，心中感到非常委屈，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着当官而来革命的。我相信党的领导，是非曲直，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撤销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领导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杨至成特别注意听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会议决议指出：“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资上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决议在肯定红军后勤工作的同时，又沉痛地指出：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这些，都是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后勤工作最中肯的评价。听了传达，杨至成感到自己的委屈平复了，心中的积郁疏散了。他受到撤职处分时没有流泪，这时泪水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杨至成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先遗工作团主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供给部长、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军委兵站部部长和野战军后勤部长、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1937年6月）、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又从科员逐步回到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岗位。在《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耘山、周燕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书中查出共产国际档案提到化名李康是杨至成，职务是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

    1938年8月，积劳成疾的杨至成与刘亚楼、李天佑等一批军队干部，来到莫斯科郊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进行养病和学习。从此，他开始了8年的国外生活。1940年9月的一天，杨至成突然接到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党支部的通知，请他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去开会。同去的还有林彪和刘亚楼，是共产国际总部派车接他们去的。到那里以后，他们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亲切接见。对这位1935年就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季员会总书记、著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杨至成早在国内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但直接见面还是第一次。他看上去已不年轻，约有60岁上下，脸色是慈祥的，眼光却是严厉的，浑身透露着一股精明强干的作派。

    这次，季米特洛夫找几位中国军队同志想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并问了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大家对他的反映。最后，他充满信心地告诉几个中国同志：“你们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共产党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了。你们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加强全党的战斗力，夺取最后的胜利！”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的错误问题，邀请杨至成、毛泽民、林彪、刘亚楼等一批中国同志参加。李德随中央红军到陕北延安后，已于1939年夏回到了苏联，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一提起李德，杨至成不由得怒气满腔，太阳穴上的青筋霍霍直跳。这个洋顾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他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郁闷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急切要求发言，以至一开始竟有点语无伦次：“李德同志来到中国后，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不了解实际情况，却发号施令，乱加指挥，断送了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多少人的无谓牺牲……他先搞‘左’倾教条主义，后来又成了右倾逃跑主义……”杨至成感到自己太紧张、太激动了，说得有点乱，便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讲了下去：“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调集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巧妙运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同志来到了苏区，在博古同志的支持下，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剥夺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使李德这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成为实际上的红军总司令，他冒险指挥弱小的红军去同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搞什么‘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完全是一条消极防御的方针。结果使本来可以打破的第五次‘围剿’不但没打破，反而连我们经营了六七年的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无法站脚了……”

    说到这里，杨至成的声音，变得有点哽咽。会议主持人忙给他递去一杯水。杨至成润了一下喉咙，接着讲道：“要撤出根据地了，李德又成了右倾逃跑主义者，慌里慌张地来了个大搬家。他被敌人吓破了胆，不是在主动进攻敌人中寻求有序的战略转移，而是利用几个军团在两边护着，硬顶着敌人的进攻，中间形成一个甬道，掩护着首脑机关前进。说白了，仍然是用广大红军战士的生命同敌人硬拼，结果出发不久，湘江一战，使八万名红军损失过半。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李德这个号称军事家的共产党员，怎么去向老祖宗交代，怎么去向无数的英魂交代！”“当然，李德同志的这些错误，与我们党内当时‘左’倾路线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分不开。这些，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已进行过初步总结。我相信我们的党和广大党员，会从这些正、反面教训中，吸取力量，变得更加坚强！”

    杨至成的发言，通过翻译传到每一个与会者的耳朵里，不少人边听边点头，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开完会往回走的路上，刘亚楼和杨至成开玩笑说：“杨老太爷今天可算大出了一下风头，给我们也解了一下气！”吃晚饭时，不少同志端着啤酒来向他干杯，表示祝贺。杨至成也笑笑，幽默地谦虚道：“谢谢，谢谢！这是本人完全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