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终于有了电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电子管和电池，特别是发报机上的5瓦的大型电子管，特工在武汉也买不到，因此，电台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来。

    1932年3月间，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在潢川前线我又见到了徐向前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同志是在1931年1月下旬，他在黄安战役负伤后，在新集养伤，在军委我见到了他，但没有交谈。我是早已耳闻他是一位有名的红军将领，见面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派儒将的风度。这次在潢川前线指挥部，徐帅亲切地接见了我。指挥部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政委陈昌浩同志，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注1），他们都睡在地铺上。他们三人同我谈了很久，徐帅言辞不长，说话不多，问这问那，态度亲切，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舒玉璋同志对有关电台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陈昌浩同志在一旁也不时插上几句话。徐帅叫舒玉璋同志把电台交给我带回，并简要地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带我到阵地上进行了参观，行前又赠送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同志，另一匹我一直骑到长征路上。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我们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有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三、四月间，我们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又快又明。好的报务员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话，从手法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谁打来的。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们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同志），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他们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铮同志（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同志（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向我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续收到用电报发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祖国各地，相距千里万里，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记得这一战役开始前，由于敌情有些变化，张国焘决心动摇，想撤出战斗，由于徐向前同志的正确判断和亲自指挥，坚持采取围点打援的运动战，终于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原四方面军没有山炮，从此以两门山炮组建了四方面军的山炮营，营长为何再香同志（注2）。这一战役的战果本还可以扩大些，但觉得战线拉得太长也不太好，所以到了淮河西的苏家埠、叶集、韩摆渡一带就收了场。

    战役结束后，我和钱钧同志及兵工厂厂长（姓丁）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我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领导还交给我两个被俘人员，让我带回，一个是马文波（注3），他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是机务员。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陶方荣同志（现名苏枫）（注4）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那时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那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六百多人。

    （注1）舒玉璋同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精通军事参谋业务，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在四川被张杀掉。

    （注2）何再香同志，后残疾，解放后在武汉任园林局副局长。

    （注3）马文波同志，原总参三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

    （注4）陶方荣同志，小学毕业，到四川后，改行到宣传队，现任大连市检察长。

    六、过平汉路是中央同意的

    1932年9月初，部队从皖西北回到黄麻地区。这时，蒋介石集中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新集的大沙河发大水，国民党的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集，主力部队在七里坪附近同冯寿二打了一仗，这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五个主力师，武器好，火力强，装备完整优良，并配有十几个团的杂牌军。这场战斗虽然我们也消灭了敌军几千人，缴获机步枪五千余支，特别是缴获了很多蒋军主力部队的自动步枪，装配到我军每连二支，火力得到了加强。可我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仅师团级干部就死伤不少。十一师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甘济时同志光荣牺牲了（后为李先念同志接任），全师指战员都为之流泪。十一师师长刘英同志，头骨被打碎，脑浆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师师长陈赓同志、副师长何畏同志均身负重伤，他们都是用担架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副总指挥蔡申熙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申熙同志是黄浦二期的学生，是我党一个非常有才干领导人，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痛心，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他。

    干部死伤，兵员也大大减少，士气受到了影响。情况紧急，鄂豫皖的领导包括张国焘在内，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胆怯、害怕。对此，张国焘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报告，其中提到，我地处北为陇海路，东是津浦线，南临长江天险，西靠平汉路，红军回旋余地不大。不久，中央回电，这是一封关键性的电报，内容是：望你们避开内线作战，即不在敌人包围圈里防御打仗，无论如何要摆脱在内线作战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跳到外线去与敌人兜圈子，寻找敌军弱点，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召开了黄柴畈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但从哪个方向跳到外线呢？向皖西北方向发展，经蚌埠到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重兵盘踞，当然不行；北越陇海路则是一马平川，也不好办；南渡长江，困难更多。研究的结果，认为平汉路的敌军兵力较弱，决定跳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我们及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个作战方针。可见，过平汉路是中央同意的。

    七、被迫西征

    当时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根本没有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打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过路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无法再回到鄂豫皖苏区。经中央回电同意，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

    我们是1932年 10月离开鄂豫皖苏区的。走前，敌人的飞机整天在新集的上空盘旋，新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省苏维埃和军委的住地，除两间房子外，全部倒塌了。

    究竟是哪一天行动，这是关键的军事机密，因为怕泄密，不仅一般不电告中央，也不会事先通知的。因此过平汉路的那一天，事前我们毫无所知，接到通知，时间非常仓促。电台那时还没有固定的运输队，而时间又非常紧迫，只好临时把军委的补充队（俘虏的一些敌兵及下级军官）和经保卫局审查有反革命嫌疑的一些同志，组成运输队，帮助电台搬运机器设备。

    蔡威同志那部电台随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三师行动，过铁路时，他们被敌人截住了。王树声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徐深吉同志率部队猛追，终于把蔡威同志的电台全部追了回来。

    部队到达平汉路以西后，敌情发生了变化。敌军在平汉路一侧放了几个主力师的兵力，又怕我们和湘鄂西搞到一起，在洪湖也补充了几个师的兵力，我们又处在重兵包围之中，欲回不能，只好继续向西向北行动。就是这时，我们仍没有放弃回鄂豫皖苏区的打算。

    大军西行，经过随县南里，走京山直插枣阳，在枣阳的新集又打了一仗，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我们电台白天随部队行动，夜晚宿营就开始工作，没有房子就露天干。由于战斗频繁，战况激烈，经常是炮弹呼啸而过，子弹打在我们工作的桌子上，砰砰乱响。可为了收发一些紧要的电报，也只好坚持工作。常常是总部来人催我们赶快转移时，我们还在紧张地收报、发报，待收发完电报后，再收拾机器追赶部队。

    枣阳这一仗以后，再回鄂豫皖就有被全歼的危险，这才下决心不再回鄂豫皖苏区，决定向西北方向的豫西发展。去豫西必须经过枣阳、襄樊交界的地方淅川南花塘（也是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在那里又打了一仗，打垮敌人一个多旅，突破了包围圈进入豫西，在豫西又兜了一个小圈子，到达豫西重镇南阳。在南阳发现了二方面军的标语，说明二方面军已在我们之前脱离了湘鄂西苏区，远征路过这里。据当地老百姓讲：贺龙队伍的服装不如你们的整齐，破破烂烂的。这说明他们是非常艰苦的。

    几个负伤的师级干部一直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既不方便，目标又大。到南阳后，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领导上决定将陈赓同志、刘英同志化装送离部队，去上海治病。刘英同志因颅骨破裂，脑神经受损，失去记忆，周围的同志他均不能相认，却记得自己的马，马也认识他。他的马无人敢骑，在行军中始终跟随着他。在养伤的过程中，经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的医生苏井观的治疗护理，不但保全了他的生命，而且竟然使他恢复了一些记忆，可见当时我们的医术还是很高明的。何畏同志伤势渐轻，仍留在军中。万没想到，陈赓同志和刘英同志到达上海后，均被逮捕。据说，由于陈赓同志在广东东征时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经宋庆龄、何香凝多方营救，蒋迫于舆论，才释放了陈赓同志，刘英同志则遇难。刘英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学习过，很有才干，是红军中的大将。刘英同志的死，是十分可惜的，使我军失去了一个帅才，如能活到今天，也是同徐向前一样的角色。

    经南阳化塘，到漫川关，此地形势险恶，两边是高山俊岭，我们在峡谷中走了两夜，粮食殆尽，无水无盐，只好吃些辣子刺激肠胃。现又地处绝境，还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冲过漫川关，邝继勋同志（原被张国焘撤职，此时又被任命为师长）率领先头部队要偷袭漫川关附近的一个最高的山头，如果能抢占这个制高点，大部队就可以冲过去。但由于暴露了目标，敌人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突围计划落空。

    冲不过去，大部队仍然收缩在谷中。等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夜晚，徐向前、陈昌浩去看阵地，寻找突围的口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但山势陡峭，山路狭窄，只能一个一个向上爬行，过于笨重的辎重带不了，有些骡马也不能上。于是决定炸毁山炮，埋掉一部充电机。第三天夜晚，命令大家下决心爬山突围，徐向前、陈昌浩走在前面，他们向我们交代，无论如何要跟上队伍，想方设法把驮机器的牲口牵上去。这一夜，我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过了关，又下山，到达关中平原的商州地带。远望八百里秦川，地势平坦，真是一个富足的地区。我们马不停蹄继续前行，走的完全是李自成潼关大战后败走的路线，又走了两天半，距离西安已经不很远了。十一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到达了子午镇（西安南几十里），在这里又打了一仗，消灭了杨虎成部的一个旅。再继续西行，又折向南，直插秦岭。秦岭海拔四千公尺，山山相连，岭岭相接，连绵不断，地形复杂。翠竹古藤，郁郁葱葱，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山谷中是河，两边是小路。据说，这就是诸葛亮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小道。我们在山谷中行军，有时走山崖边的小路，人牵着人走过去；有时根本没有路，要趟出一条路来。秦岭山中，村落稀疏，人烟稀少，找一个向导都十分困难。没有宿营的房子，就睡在冰天雪地之中。到了宿营地，我们电台首先和中央通报，或与湘鄂西联络，上海则始终没有接通。

    在山中大约走了五天，只行军不打仗，在汉中北城固县出了秦岭。出山以后，在广州起义纪念日（十二月十一日）那一天到达洋县。在洋县召开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议论在汉中建立根据地问题，并将此意图电告中央。汉中盆地，四面环山，只靠我们这两万来人，一万两千支枪，占领汉中盆地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通过电台又得到了情报，敌人正从湖南、河南派出两支部队，向汉中挺进。我军那时还身着单衣，破烂不堪，同志们的脚，由于长途跋涉，反复过河淌水，破的破，伤的伤，身体素质大大下降。张国焘也感到在汉中难于站住脚，这时他又想以汉中南面的巴山为根据地（实际是没有放弃在汉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于是决定南走大巴山。

    形势变化迫使四方面军过铁路之后，放弃了鄂豫皖苏区。原打算在鄂西停步，后又想在豫西立脚，那时二方面军的有些零散部队曾和我们联系过，但却未能如愿。过了漫川关，关中平原当然不是立足之地，在汉中住了两天之后，也觉不是久留之处，这才决定南上巴山。但根据地总得建立在有群众的地方，这才能有饭吃，有兵源，而巴山上既无田地，又少人烟。无奈，只好下山奔向川北。

    八、又有了根据地

    巴山是很长的山脉，四川北部的屏障，海拔也在四千公尺左右。老百姓说：巴山是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七十里，三七二百一十里。部队从下午三点出发，午夜十二点到达山顶。山上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又冷又累，腿僵脚木，膝盖已不能弯曲，走到后来，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电台的运输队，病号增多，掉队的不少，只好再从连队抽一些战士帮忙。午夜在山顶上宿营，黎明继续下山。下山时，由于雪滑坡陡，只好象滑雪一样，屁股一坐滑下山去。下山后的第一地方是通江县北的两河口，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战斗，消灭了地方上的民团。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经苦草坝到达通江，我们电台则暂时在两河口宿营。

    到通江后才逐步站住脚，在这里张国焘召开了会议，决定以两河口、毛裕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南江发展。张国焘开会有时让我参加，非常重视我，优待我，而有关政治方面的会议则又不通知我，他始终是又信任我，又怀疑我。在鄂豫皖苏区的大小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被他杀掉了，我们能得以幸免，是由于他离开我们不行，没有技术人员，电台无法工作，也就无法了解和掌握情况。当时周纯全同志对我们的态度，完全证明了张国焘的矛盾，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在暗中监视我们。

    到达川北时，部队有一万四千人左右，枪一万一千余支，四个整师的建制，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后来就以这四个师为基础，扩编为四个军。十师编为四军，周纯全、王宏坤负责（许世友开始是副师长，后提为师长、副军长）。十一师编为三十军，原师长倪天亮调任总指挥部当参谋长，余天云代理军长，李先念为政委。十二师编为九军，军长先为何畏，后为孙玉清。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