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操旧业

    1930年，我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注1），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同志（注2）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注3）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学生青年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过去整天在群众中活动，东奔西跑，现在非常安定，深居简出，来往人员很少，一心一意埋头技术学习，完全摆脱了群众工作中那种纷繁忙乱的复杂状况，也增加了安全感。客观环境的突然变化，开始我还很不习惯，久而久之，也感到了这一变化给我带来的好处。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我知道在白区学习的时间不会太长，为了尽快掌握技术，能够独立工作，以应付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一个是广东人，姓名忘记了，一个姓周，当时只十七八岁），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同志派翁英（注4）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注5），伍云甫、王子纲同志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收英文一百二十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八十到一百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十五瓦功能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同志（1937年在西路军阵亡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注6）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来的，姓王（此人，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突然，有一天陈寿昌同志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英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7）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同志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英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同志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同志接替陈寿昌同志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的太久了，我们只好又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同志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的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任何一个人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他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的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并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注8）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注1）河南区委，即上海法租界。

    （注2）陈寿昌，后也进入苏区，牺牲。

    （注3）特科，也称特委。

    （注4）翁英，进入苏区后叛变。

    （注5）普通电码，即世界通用电码。

    （注6）即现在的 路

    （注7）顾顺章，1931年送张国焘去鄂豫皖，从信阳回汉口时被捕。捕后要求蒋介石接见，随即押解南京。叛变后，又回上海，由此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幸有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军委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情况后，及时报告给周恩来同志，他当即离沪去苏区，中央才幸免于难。不久，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中央亦进入苏区。

    （注7）黄平，广州起义时曾任广州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后叛变。

    二、进入苏区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们虽然同岁，但我显得大一点，于是决定路上以兄弟相称，我为兄，徐为弟。行前，组织上向我们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馆和路上所用的化名，并告诉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自有交通来接我们。再有，此次进入苏区的不只你们二人，路上如果碰见其他人，即便认识，也不要打招呼。我们乘车经南京走陇海路到开封，当晚住进组织上为我们指定的旅店内。那时，旅客的名字都写在账房间的黑板上。果然，当晚按约定的时间和我们接了头，并已为我们买好去信阳的车票，叮嘱我们在鄂州换车时，到什么地方去吃饭，这时不会有人来接头，但会有人在暗中保护。到信阳后，住哪家旅店，用什么化名，在什么时间去一个卖纸烟的小铺子，用约定的暗语去买烟，会有人同我们接头。我们到信阳，待住进旅店后，天色已经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铺，由于接头时间已过，小铺已经上板关门了。关系接不上，我们很着急，只好再住一个晚上。但那时每晚都要查店，于是我们谎称去武汉路过此地，徐突然生病，只好在此地下车为徐看病，桌上还放了几个药瓶，就这样骗过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规定时间到小铺接上了头，与我们接头的同志要我们明天去天主堂医院去拿药，然后到另一个房间，有交通在那里等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天主堂医院找到了交通，当即改装，我们扮成小商贩，交通挑着担子在前面带路。出了信阳西门后 ，他告诉我们：“城外有几道岗哨，你们不要四处张望，对付盘问，不要惊慌。”走了将近大半天，他又告诉我们：“前面是国民党民团的一个寨子，你们不要理他，我们和他们有过协定，如果他们抓了红军的人，我们就血洗他们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们喊我们“老共”，可是并不管我们。天色越来越暗，下起了毛毛细雨，田埂狭窄，泥泞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浑身溅满泥浆。我这个一直在城里长大，过惯城市生活的学生，几乎无法走这样的乡村小路，我只好在冬水田里行走。这时由另一个交通员带路，从路上又走来几个人，我们会合在一起后又继续赶路。夜幕降临，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营地，我才慢慢地摸进村里。到了老乡家，这才相互做了介绍，其中有成仿吾同志，任炳煌同志，还有一个姓戴，一个已忘记了姓名。同志相见，分外高兴。交通员告诉我们，这里已是游击区，房东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有酒有肉，成仿吾同志酒兴很浓，兴致极高，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家为我们开始的新生活而干杯。当晚就睡在牛棚里面，身下铺的虽然是稻草，身上盖的虽然是草帘，但心里塌实，睡得很香。

    第二天，雨还在下，路极难走，可兴致很高。当晚到达罗山宣化店，在县苏维埃留宿。第三天，我们继续上路，县里的同志要我们骑马，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不敢骑，其他同志也不骑，仍然结伴步行。这里距离新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还有一百里路，当天行军五十里，在过界河又住了一夜。两天来由于在雨中的泥泞小道上赶路，我的两条腿已是寸步难移了。同志们决定把我留下，他们五人先走。没想到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竟然一个人落在后面。第二天当他们出发以后，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对我那两只不听用的腿进行按摩，活动筋骨，慢慢觉得腿脚可以勉强行动了，我决定继续赶路。此时，身体虽感十分疲劳，但心情异常激动。沿路看到的是少先队的岗哨，听到的是劳动妇女的歌声，老人和孩子们的笑声，精神怎不为之一振？两腿顿感轻快得多了。经过沿途老乡的指点，肯定在晚饭前就可以赶到目的地——新集。当我进入苏区的腹地后，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走了十几里路之后，爬上一座小山，山梁上有三个手持红缨枪的妇女在放哨，她们笑着对我说：“同志弟坐下歇会儿吧。”看了我的路条后，她们给我倒茶，问长问短，十分热情，看到我穿的鞋子太大，帮我在鞋子上缝了两根带子，当我拿铜板给她们表示谢意时，她们却哈哈大笑觉得十分奇怪。反而以警惕的目光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上海，她们说：“上海？是中央来的？”我说是的。她们不但放了心，而且更加热情，一再要把我送到新集，我婉言谢绝了。但无论如何要我装点干粮，并把我的上衣扣子重新钉好，给我削了一根柴棍做为手杖，一再叮嘱我：“好走。”对待一个路人如此体贴入微，顿时一股欢快炙热的暖流浸透了我的全身。我想，今后我就将生活在这样的“同志爱”当中，这是真正的幸福啊。

    午后，我一个人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独自行走了三十多里路，并不觉得孤单，而“同志弟”这一新的充满阶级友爱之情的称呼，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进入苏区的第一天，就使我激动不已。这时路上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曙光就在前头”，更加使我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尽管它是艰苦的、险恶的，但也是幸福的、愉快的，因为“曙光就在前头”。

    在天色将黑的时候，我终于赶到了新集（即现在的新县）。新集原是地主民团的土寨子，寨墙已经坍塌，墙基还在，有红军站岗，问明我的身份后，就领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见到了先到的五个同志，他们让我和一位姓蔡的秘书长接了头，我把中央密写的介绍信交给蔡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后带我去吃了晚饭。饭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同志到对面的军委机关住下。在军委我见到了从徐州、蚌埠、六安先期进入鄂豫皖苏区的蔡威同志、王子纲同志。在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旧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动呢？我们彼此交谈进入苏区的各人见闻，越谈越兴奋。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句话，新人新事是那样的吸引我们，看来我们都开始热爱上这块土地了。

    苏区的生活和地下党的生活完全是两个样子。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关系，诚恳真挚，亲密无间。地下党工作呢？同志间虽然也很亲切，但由于环境的限制，接触的圈子狭小，视野不可能开阔，更不能畅所欲言，因此总觉得有点距离。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苏区的这段生活是永远令我怀念的，我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快活、那么兴奋、那么舒畅。

    从到达苏区的第二天起，清晨听到号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机关、部队、民兵，全都涌入“红场”，进行操练。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人热情奔放，个个心胸开朗，这里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各种私心杂念将一扫而光。我深深地感到，这才是万众一心，这样的队伍是不会被打垮的。更可贵的是苏区的所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来到“红场”，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的间隙，广泛地和群众、干部接触，谈话、散步，晚集会也是如此。节假日也要在“红场”搞各种活动，大家在一起演戏、唱歌、球赛、开运动会，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毫无拘束，同享欢乐。当时我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青年，在这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怎么能不激动呢？真是什么事都想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每天的情绪都在亢奋之中。

    三、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我到苏区是为筹备建立电台的。可是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电台暂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比我们先期到达苏区的蔡威、王子纲他们首先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才，我和徐以新来后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这个训练班不仅搞无线电，也搞有线电，电话也归我们管。那时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现在还在的有：游正刚、冯吉禄、徐明德、刘息生、陶万荣等同志，耿协祥同志也是此时来学机务并兼学报务的。担任教师的除蔡威、王子纲外，还有钱钧、戴国栋、马文波等（钱、戴二人过铁路时已经离开，不知下落）。

    在没有正式建立电台前，我参加了不少苏区的文化活动。那时在苏区搞文化活动的人毕竟很少，因此我还是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主任是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成仿吾同志兼。我曾和一个同志编了一个油印小报，取名《军事通讯》，我又当编辑又写稿，他管油印校对；另外，我还在新集列宁小学兼过音乐教员，教小孩子唱歌。再就是搞体育活动，我曾做过红场运动大会的总指挥，组织球队赛球更是经常性的活动，我那时是“红星”篮球队的队员（还有 一个“红旗”队）。而负责演剧活动的则是李春林同志（柯伯年同志之弟，以后任张国焘的秘书，在四川通江时，张国焘诬陷他反党而被杀害，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在未建立电台前，组织上要我临时在军委参谋部工作，主管谍报和机要方面的事。而电台方面的工作，只好一方面训练人才，一方面积极收集电讯器材进行筹备。在1931年活捉岳维俊（注1）那次战役中，曾缴获到不少电讯器材，同时让军委的特务队通过红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汉为我们再购买一些。那时，如电池、变压器、电子管等重要器材，还是可以买到的。

    电台虽然建立不起来，但我们还是在军委机关找了一间房子，组装了收音机，架起天线，装好各种设备，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开始只收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苏区消息闭塞，在当时那也是新鲜的，经过我们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苏区的红军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样的仗，再作为我们的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来。

    后来我们又搞了一台发报机，但试叫几次，均未叫通。直至1932 年上半年，我们占领了黄安县城，活捉了师长赵冠英，才缴获了一部不完整的电台，还是缺东少西，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注1）岳维俊，冯玉祥部的一个军长，被俘后为我们做了不少事，也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东西，如棉花、布匹等，我们撤离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下令杀掉。

    四、苏区的第一架飞机

    未到苏区之前，我不认识张国焘。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到军委的小餐厅吃饭，见一个人正站在桌旁吃饭，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好问他，他只是在那里闷头吃饭。我觉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开朗。这时一个警卫员进来和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他是江西萍乡口音（我也是萍乡人），就估计他可能是张国焘，可我不好问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我问他是否是萍乡人，他说是，我说我也是；他说他是北路人，我说我是南路人。他马上说：“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户。”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北乡张姓也是个望族。”张问我：“从上海来？来了几个人？同谁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张又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在浙江杭州。”张说：“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子。”当张知道我们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时候，他表示对使用无线电通讯不放心，怕敌人偷听去，我们予以解释后，他又急于想建立电台，催我们赶快搞起来。我们告诉他现在器材不全，于是他亲自把保卫局长周纯全同志找来，当面交代他要想方设法到外地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中央分局没有人管我们，军委参谋部也不管我们，我们由张国焘直接领导，他指定周纯全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东西都由周负责。周还管我们的吃用，他把缴获的最好的手表也给了我们。当时正进行肃反（周也是管肃反的），由于肃反扩大化，常常是上午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下午就不见了。那时有三大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我、王子纲和蔡威由于刚到苏区，身上还有几个钱，遇到伙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新集的小饭铺炒两个菜吃吃。有一天，周纯全同志对我说：“小宋，你们要注意，想吃东西不要到馆子里去吃，可以买回家来吃。现在苏区有一个吃喝委员会，以吃吃喝喝为掩护，收集苏区的情报，如果有人说你们是吃喝委员会的，就不好办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小饭铺去吃饭了。不过，这说明周纯全同志和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信任我们的。

    攻克黄安以后，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东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电源，有发电机没有汽油，电池也难于买到。发报机中的线圈和电容器也缺，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特别是汽油，很难搞到。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活捉岳维俊后，国民党派出一架飞机在光山一带搞侦查，由于迷航，红军从地面开枪，迫使飞机降落在新集附近，驾驶员龙文光（后改名龙赤光）被俘。飞机是老式的单座双翼机，去了很多人才把飞机拖到过界河新修的机场。有了这架飞机，军委成立了航空局，龙文光经教育释放后当了局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钱钧同志（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并派一个班的同志日夜守护，战斗中缴获的汽油都要送到机场，因此飞机场存有不少汽油（注1）。

    一天下午，“红场”正在开运动会，我是总指挥。突然，军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来找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刻去飞机场。原来他得到情报，龙文光要驾机逃跑。给我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汽油从机场运走。蔡表示同意，并说：电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顺。还指示我把飞机上的汽油也放光运走，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见机行事吧。吃过晚饭，我带了几个战士，连夜行军五十里，到达机场后，找到龙文光，我说：电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借，他说可以。我又说：这里只有十几桶，不够用。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连飞机上的汽油也要借给我们。这时，他脸色十分难看，半天才说；你们拿吧。我说：你们帮我们把汽油放出来，他说你们自己倒吧。我一听，这不是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的确不知道飞机上的油箱在哪里。好在我懂得一点机械，我大胆地爬上飞机，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飞机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来，这次不仅解决了汽油，连机油、润滑油都解决了。我们找了百多个民工，挑的挑，担的担，把所有的油都运了回来。（注2）

    （注1）这架飞机一共飞过两次，一次是打黄安，在黄安城里甩了两颗炸弹，把城墙炸了个口子，还撒了传单，对士气鼓舞很大，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有飞机了。另一次是在肃反时，张国焘不知从哪里得的情报，说许继慎、周淮炯（均为红军师长）要带领两个师的队伍投降国民党。许、周二师当时驻在皖西北，从新集到皖西北是四天的路程。情况紧急，决定派陈昌浩坐这架飞机赶到皖西北（商城西），调动部队，逮捕了许、周二师长，并被张国焘枪杀，这是历史上一大冤案。

    （注2）现在看来，当时龙文光并没有想跑，虽然他在政治上一直动摇，但当时情况还至于促使他逃跑。对他的怀疑，也是肃反扩大化的表现。龙文光是在我们过了平汉路，处境特别困难时跑掉的。我们到四川后，得知他跑到刘湘那里，当了航空队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