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时，我们从收到的情报中，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抓住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同志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当时只有一个电台，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为中心，抓住其通报的电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在菜油灯下，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两耳认真地辨别敌台发出的滴答声，手中的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我们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我们呼叫。几年前我和曹祥仁同志曾深谈过破译敌人的密码问题，他说，中央红军到达湘川黔地区时相当困难，他们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的情报，你们电告的敌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注1）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到达陕南时，我们也从敌台收到不少消息。可惜他们没有电台，我们无法与他们通报。我曾建议派一个团去联络支援他们，顺便带电电讯器材和密码，张国焘不同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国焘是不顾全大局的。

    （注1）在这里，侃夫同志的录音稿是这样说的：“后来，我们曾见到曾三同志，他说：‘你们提供的情报对我们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挨批斗时，有的同志捎信给我，说毛主席说：宋侃夫过去是立了功的，不要老搞他”

    十二、西进，会师，准备建立新的根据地

    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到达四川边界，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汇合。这就是说，我们也要长征了。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说是从离开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就开始了。

    过嘉陵江是1935年3月。

    中央红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四川边界后，曾与我们通报，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至少要取得联系。为此，他们希望四方面军派出一支部队到川西吸引敌人减轻他们的压力。最初张国焘准备按此方针行动，但如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川西，又怕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派大部分部队渡江西进，援助中央红军，只留少量部队在通南巴。但不知为什么，原计划留下战斗力较弱红四军却没有留下，也随同所有的部队渡江西进了。这样，张国焘渡江的意图就变成：一、援助中央红军，二、放弃贫瘠的通南巴苏区，准备在嘉陵江与岷江之间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过江以后,阆中、江油一带，人多粮足，条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没在这里站脚。根据回忆，从情报所知，中央红军要渡江入川，北上是肯定的，因而四方面军应西进策应。后来也确曾接到中央来电，要张部配合策应，并拟定有建立川康甘根据地的计划（注1）。因此，大约是在五月，四方面军又继续向西渡过岷江，到达松（藩）理（化）茂（县）地区（现归四川藏族自治州所属），有名的夹金山（大雪山）即在此地的西南方向。

    我的电台驻在黑水芦花，蔡威的电台跟随总指挥部到了前方。此时中央红军已到达西康的金沙江畔，中央决定双方各派一支先头部队在懋功附近会师。六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到达夹金山，徐总指挥即派九军二十五师韩东山的两个团，先翻过夹金山与中央红军会合。当我们听到先头部队已经会师的消息时，大家异常兴奋。会师后，决定执行一个新的战略——建立川陕康甘根据地。那时还没听说到陕北，而是在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

    会师前，四方面军进行了动员。因为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质上的困难很大，战士体质较弱，减员不少。四方面军决定给予物质上的支援和兵员上的补充。在思想上则要做到亲切热情，亲如一家，但这只是在大面上。而张国焘在前方会见了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尔基后，曾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他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也要调整，你们这一摊子归总部，变成总司令部三局。原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是被俘人员，把重要部门交给他管，他觉得不很放心。因此，王诤调回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局任局长，要我做总部三局的局长，一方面军的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先在三局一科当科长再说。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很厉害，人员少，病号多，掉队的也不少，身体素质很差，营养不良，装备也不好，队伍已经不象样子。原总部很快就要过来，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总之，他对我们散布了一方面军很多消极的和挑拨性的东西，但在公开场合也讲几句要热情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就暴露了他对中央红军的真实思想——两面派的实质。

    这个电话之后不久，张国焘又来了通知，叫总部的同志去迎接朱总和刘参谋长。在卓尔基一个小喇嘛庙附近，我、王子纲、曾传六（保卫部长）还有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郑义斋等人，在门外等候他们的到来。少倾，朱总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住地，随后刘参谋长也来了，他们只带了一个搞秘书工作是刘少文，后来又来了个周子坤。可见，他们对张国焘是没有什么戒备的。

    初次见面朱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见面以前，总觉得红军统帅一定十分威武。但相见只后，感到朱总非常朴素，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首长架子，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讲，他也能和任何人搭上腔，毫无拘束感。对刘伯承同志则感到十分精明，态度比较严肃，不象朱总那样能随便说得上话。他的眼睛不好，但总是书不离手。刘少文同志则比较活跃，一看便知他是朱刘两总的助手。

    会后，张国焘跑到我房子里，并叫来郑义斋、曾传六、王子纲等人，对我们讲了很多挑拨离间性的语言。他说：朱总不会打仗，没有什么大用，是个空架子。当时我们觉得这些话讲得很奇怪，并没有感到这是他以后闹分裂反党和叛党的前奏。他又说了不少中央红军的坏话。总之，他们已是一支疲惫不堪、军容不振的队伍，是不能打仗了，今后合作中还会发生问题。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要注意搞好关系，生活上要给予帮助等冠冕堂皇的话。

    十三、毛尔盖会议前后的调整、部署

    会师前，红四方面军进入嘉陵江以西、岷江以东的地区后，张国焘就把在川陕苏区成立的地方部队，如独立营、独立团等改编为正规部队，这也说明他已有放弃川陕苏区的打算。部队扩编后，约有十万之众。四方面军的几个军在建制上绰绰有余。而会师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只剩下两三千人，张就拨了两个团归五军团建制，另抽两个团给了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给王维周的三十三军也补充了两个团，同时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原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调总政当副主任（实际上是主任），派黄超（张国焘的秘书）接任五军团政委，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也调出来，但又不安排具体工作，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则调总政当地方部部长。这些措施完全说明了张国焘想把五、九军团拉过来，置于他是控制之下。果然，后来五、九军团就正式划归为左路军。总之，四方面军到达岷江地区同一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都说明他已为尔后夺权分裂的阴谋做着准备。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左路军由张国焘、朱总司令、刘参谋长率领，辖九军、三十一军（王树声部）、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的的五军团（董振堂部）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罗炳辉部），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总部下设四个局，一局是作战局，原局长调回一方面军，周子坤任局长，过草地后换成曹礼怀，由于张对曹不满。不久，又换了没打过仗的黄超；蔡威的电台变成总部的二局，但不随总部活动，由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以便随时和我们通报，这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心计；四局是总部的供应管理部门，局长黄正平，不久换成杜文德；过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调查局），王维舟任局长，实际上是为了把他调离三十三军；我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我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下十二个台，一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六台台长刘寅，七台台长荆忠昌（原五军团的）。八台台长汪名震，十台台长岳夏，九台、十一台、十二台台长的姓名忘记了。原第三局局长王铮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由于六台熟悉一方面军情况，所以和一方面军各军的联系主要靠六台。十台专门收发新闻，收中央社的，发新华社的的消息（注1），呼号CSR。十二个台一起活动，哪个军需要就派一个台随军活动。

    右路军是以毛主席为首，还有周恩来同志。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随同右路军行动。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意图。右路军内部也还设有一方面军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员，周恩来同志任政委。结果是一个总部，一个前敌指挥部，一个一方面军司令部层次复杂。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张国焘要权，一方面是对张不放心。

    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注1）新华社的成立应在此时，而不是在延安。

    十四、摩擦、分裂的前奏

    按规定我们电台应归刘参谋长直接领导，而张国焘对我们说，有事直接找他。因此，当我们有些事请示刘参谋长时，刘总是摇头，感到十分为难。

    这时，我们又搞了个通讯训练班，有无线电、旗语通讯、电话队，还有个号兵连。无线电由我和王子纲负责，号兵连由徐向前的总号官徐英武和一方面军的号长刘正堂管，旗语通讯有伍云甫同志直接抓。学无线电的只有三十多人，都是从部队上有点文化的同志中抽出来的和首长的通讯员。总工程师刘光辅则教电台和机务（刘到西路军后被俘）。当时在电话队负责过的，现在还在的有邮电部副部长李玉奎同志。

    左路军经甘孜、芦花到达阿坝，又走了三天到噶曲河（草地中的一条河）。此时，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了，经常扯皮。四方面军有一种情绪，瞧不起一方面军。这是张国焘散布一些挑拨性言论的结果。当时王树声的三十一军是个大军，有十几个团，而董振堂同志的五军团只有两千多人，确定五军团归王树声指挥，董也有点不买王的账，曾与王大吵过一通，拍桌子骂娘。每个部队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部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们局里也出了点事。我同伍云甫关系较好，同刘英的关系也不错，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可我有点独断专行，可能引起他们的不满，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使我十分内疚。长征途中，我骑的是一匹很好的骡子，到宿营地后，饲养员把它栓在树上，没有多久，饲养员跑来告诉我，骡子叫一方面军的人牵跑了。我出来一看，果然不见了。打听了几天，才打听出骡子被总部的警卫人员牵走，已归刘参谋长使用，扬言说是因为这匹骡子吃了老乡的麦子，所以被总部的人牵走了。而饲养员说，他亲眼看见刘总参谋长的警卫员解强牵走的。于是我气冲冲地跑到总部找他们要骡子，他们不给，说刘参谋长要骑。我当着刘伯承同志的面就吵闹起来。我说：“参谋长要骑这匹骡子，可以下命令嘛！不要采取这种办法，犯纪律可以处分，光明正大嘛！”刘参谋长当时一句话未讲。后来我又找朱总谈，朱总非常顾全大局，耐心地劝我，叫我把骡子牵走。在延安时我见到刘帅，我向他道歉，他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早已忘了。”

    十五、电报，分裂

    部队到了噶曲河，分裂终于发生了。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找其它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葛曲河边停了下来。

    不久，张又发一封电报给徐、陈，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注1）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注2）。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注3），王子纲同志也不记得有此内容（注4）。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是不清楚的。

    但为什么又出现了武力解决的传闻呢？事后听说，当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四方面军有人主张要追，当时也有人主张打（许世友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徐帅当即说：“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注5）

    另外，当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兼任红大教育长）已跟随中央红军走了，这时有人追了上来，告诉李不要走，并且又追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可以，我们先走一步，你们以后再来。”李特当即指着李德（注6）大骂：“赤色帝国主义！”后来，李特还是把已经跟中央走的原四方面军一些部队、学员带了回来，跟张国焘南下了。

    顺便提一下话剧《北上》的问题。左路军第一次过草地时，朱总司令经常是过几天就到我们这里来看看，他知道张国焘对电台控制很严，但仍想了解点情况。他并没有想把我们拉过去，但总是从正面给我们讲道理，讲原则，讲共产党的道理，讲马列主义的原则，所以朱总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和善又讲原则的正面形象。而不是象戏上写的那样，与张国焘对骂。他也从来没有为一个战士和张国焘争吵过。朱总司令生活非常艰苦，四方面军的同志条件好，到处可以抓到东西，藏民的酥油我们也可以搞到，一方面军的同志则搞不到什么东西，因而我们比朱总司令住的房子还好。总之，《北上》的毛病较多。（注7）

    （注1）在录音稿中，侃夫同志的原话是这样的（即在这封电报前，还发过一封电报，电文如下）：“现在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南下，建立康甘根据地，特别是以川西为根据地最好，在西康也可以进行活动；中策不北上，南下以后往西，向青海方面活动，建立川陕甘青根据地；下策是北上，把胡宗南部队吸引过来，敌情予我十分不利，而甘肃、陕北土地贫瘠，局面不易打开，等等。现在看来，张的原意是中策。此电发出后，徐、陈是否请示过中央，不得而知。但他们回电仍表示不同意南下，希望北上。看来，他们也在犹疑。事后我曾听说，他们见到毛主席，主席说：还是不分开为好。张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又去电给他们，大意是……”（接上稿）

    （注2）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总来了。等朱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是否就是这一封电报，我已记不清了），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总。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当时，我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

    （注3）引自李济照同志所写的《张国焘其人》。据侃夫同志讲：军博搞了一个军史展览，也正式引用了李书中的这封电文。

    （注4）这里，原录音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徐帅也不记得有。”

    （注5）这里，录音稿中有这样几句话：“去年我在京西宾馆见到许世友，问起此事，他却避而不谈。”

    （注6）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

    （注7）曾经有过谣传，说朱总的门卫被黄超下令撤掉了，是黄要谋害朱总。此事是在新疆和延安时有人揭发出来的，我在新疆曾问过黄，黄说绝对没有此事。记得当时我和朱老总住的很近，我并没有听说有此事。后来黄超和李特没有回延安，据闻黄、李在新疆是被康生杀掉，也可能是把他们搞到苏联杀掉的。黄、李有错误，但肯定不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