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二过草地，两河口会议

    分裂的来源已久，一切迹象说明张国焘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愿意与中央在一起，于是我们第二次过草地南下。

    所谓南下，实际上是准备向西。“到天全、芦山吃大米，吃腊肉！”成了动员部队的口号。由于长途奔徙，疲惫不堪，而又长期吃青稞麦子，这个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到达天全、芦山、雅安、大邑一带，共走了二十多天，其中打了不少仗，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也不少，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敌情还是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这一年（1935年）的冬天，我们是在天全过的。

    一般性的政治会议，张国焘是不叫我参加的。在天全、芦山的两河口（按：应为卓木碉，今马尔康白沙寨），开了一个干部会，对这个会议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当晚散会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过一座独木桥，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里掉到河里。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现在从当时的情况推论，这个会可能是张国焘决定建立第二中央后，为了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并达到他建立第二中央（当时叫临时中央）的阴谋而召开的。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朱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总、陈少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的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

    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邵式平同志任主席，熊国炳同志任副主席。邵在会上也是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邵还找了一个藏族人做老婆，后来带到延安。

    十七、甘孜会师，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上半年，二方面军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我在司令部见到了贺老总和萧克同志，也看了看他们的电台。电台缺的器材不少，张国焘给了我一个任务，帮助二方面军把电台建立起来，缺物给物，要人给人。于是，我们送给了他们一部电台和一些器材，并制定了一种通报的密码，这样，我们才恢复了与二方面军的通讯联络。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会师后第二次北上时，我多年的搭档和亲密的战友蔡威同志患伤寒症在岷州病逝。弥留之际我和他见了一面，死后葬在岷州附近的一个镇子上。蔡威同志是福建人，1930年在上海亚美无线电学校学习，后又在上海某大学读了两年书。开始搞无线电时也是跟我一样，边干边学。他非常刻苦，勤于钻研，作风踏实，生活朴素，在无线电的业务上有他的独到之处。1931年他与王子纲同志先我进入鄂豫皖苏区，在我军的电台建设上，在破译敌人的密码上，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他的死使我们非常痛心，他是令我永远怀念的一个好同志。

    张国焘迫于形势，于七月宣布取消临时中央，改称西南局，准备北上，并致电中央。中央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和欢迎，没有正面责备，并建议建立川康陕甘根据地，目的是为了配合陕北互相呼应。不久，中央又提出将西南局改为西北局，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可能还有任弼时同志）。西北局则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这样，就取消了张国焘原来准备远走青海的计划。

    九月，开始第二次北上（第三次过草地），出发地点在炉霍，经阿坝，过噶曲河（水的确很深），原来是想占领岷州、洮州，但岷州城未能攻下，先占领了漳州，张国焘和任弼时同志就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一天，张国焘叫我去谈话，任弼时同志也在场，由于蔡威同志的逝世，要调我到二局工作。理由是二局重要，而我对敌情工作也很熟悉，任弼时同志也劝我去，我则坚决表示不去。原因也很简单，即三局我已经搞熟了，二局的同志我不熟悉，而且又已从一方面军调了几个同志到二局去了，我感到很难相处。如罗瞬初同志已调二局当副局长（实际是代理局长），我听到同志们对他的一些意见，觉得去后各种工作将难以开展。我坚决不去，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派伍云甫同志去当政委兼副局长。

    十八、是中央决定我们渡河西征

    四方面军到了陇西，二方面军到达通渭，据我所知，在漳州开了一次西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同时接到中央电令，决定北渡黄河，执行中央先取宁夏的战略。原决定四方面军过河后先占领中卫、一条山，一方面军一部及徐海东部也要过河，配合四方面军的行动。黄河边上船少，需要渡船，漳州会议后，我们做渡河准备。原计划四方面军从靖远的渡口（黄河上重要渡口）过河，跟随一方面军走的三十一军、四军从会宁西北兴化的永清东北渡河，这样就可以夹击宁夏，占领银川。

    我们在十月底从靖远渡过黄河，夜晚，先头部队占领了对岸滩头阵地以后，接着就是我们过河，水不急，没有什么枪声，十分顺利。过河后天已大亮，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河北的地窖。这些地窖是老百姓储藏梨子用的，很大，里面都是梨。中午无法做饭，靠吃梨充饥。梨子又大又好吃，大家饱餐一顿，走时都付了款。天将黑时，我们才出发，走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赵家水。赵家水地方虽小，但很重要，是甘北河西走廊的进口，通往宁夏的瓶颈，在这里我们住了十天左右。另一支部队战领了一条山北面的五佛子，也停了下来，目的是等待从兴化渡河的部队。没想到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卡住了兴化永清渡口，部队无法过河。结果渡过黄河的只有三十军、五军团、九军共两万多人。甘北河西走廊是平原地带，只有一些丘陵，地形对我们很不利，又是马步青控制的地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炮火虽不多但行动迅速，杀伤力大，再进军宁夏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我们的力量又如此单薄，恰好中央此时来电，取消宁夏战略，改为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后又来电说明在永昌建立根据地。因此，决定成立西路军，这本是中央的决定，而不是张国焘个人的电令。

    十九、向西，向西，向西

    十一月七日，在赵家水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驻地的部队和机关都参加了。陈昌浩在会上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央决定，号召打通国际路线，和共产国际联在一起，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话讲得非常有鼓动性。徐向前同志也简明地讲了话，主要表示要坚决遵从中央的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谈话，他们说：由于二局随另一路部队没有渡过河来，要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要西进，有关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要我们自己搞。对马家军的密码，要设法破译。我和王子纲同志很为难，很犹豫，没有接受这一任务。第二次又谈，口气十分坚决，我们才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架起来，除与中央通报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译工作，日以继夜，异常紧张。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百分之八十。我们曾破译了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这次破译工作以前，孙蔚如送来的过去西北军用过的密码底本对我们是有一点参考价值的。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队伍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个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在平凉不远的古浪打了一场恶战（即古浪战役），王树声亲自指挥，九军损失惨重。马家队伍打的是麻雀战，骑兵下马后，用马刀肉搏。他们有督战队，骑兵只能向前冲，不准后退，天上还有飞机配合。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块。马刀砍，飞机炸，我们的伤亡很大，以至都影响了王树声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情绪。王树声同志原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指挥员，在指挥中常常把衣服一脱，大喊一声：“跟我来！”队伍就冲了上去。面对骑兵的新战术，缺少办法对付，这一仗打得他都有点胆寒了。九军的伤亡使整个西路军在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

    到永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我们日宿夜行，但敌人的骑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有时甚至赶到我们前面，我们还未睡觉，敌人已经包围了寨子。战斗频繁不断，人困马乏，再加上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只好派部队到外面去拉。结果，每天战斗的伤亡加上搞粮食的伤亡，几天来损失巨大。过去可以抢着收容伤员，现在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野战医院，伤员大部分被敌人杀掉，对士气影响很大。

    我们终于占领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时间，粮食已搜刮的差不多了，已处于无粮无援的境地。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上报中央（这点，过去中央亦曾有过电示），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恰好此时我们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如共军不久留这里，仍然西走，可不打，如停就打。看来二马想把我们撵走，其实我们可以一直向西，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背靠嘉峪关，把屁股坐下来。但没有这样做，还是在永昌停留下来，准备建立所谓的根据地。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急电党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电说：统战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人到西安找顾祝同谈判，停止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当然，这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这近于是幻想或近乎是与虎谋皮。

    这个地区，一片荒凉，遍地沙漠，寸草不生，颗粒无收。部队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难。

    马家部队非常残酷，凡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律杀掉，而我军对民族政策也缺乏全面认识，因而有时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部队，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可留下一粒子弹自杀，也不能被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的斗志任然十分高昂。那里村寨的土寨墙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个村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唱马赛曲的），爬上云梯，前仆后继，十分壮烈。仗越打越恶，眼越打越红，我们抓到敌人也绝不手软，全部杀掉。记得有一次我们攻克一个敌人盘踞的土寨子，血洗了这个村寨，一个未留。严重的对立情绪，根本顾不得讲民族政策了。

    十二月底，五军团占领了高台、抚义（两个很小的县城）。五军团未带电台，不久，我们收到敌报，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抚义我军突围，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我们把收到的一切情报及时送给陈昌浩，陈想派一支部队救援，可是行动不快。后来还是派了一个骑兵师去支援（师长杜义德），但马不是骑兵马，未经过训练，走到半路上遭到截击。可是，如果不派骑兵，到高台就要走几天，更容易被敌人消灭。

    五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在西北军是以打阵地战而出名的，起义后在一方面军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们在高台，一无援军，二无粮草，死守二十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三千余人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董振堂同志玉碎身亡，壮烈牺牲，这个情况我们是从敌人的通报中得到的。后来才知道，当敌人冲上来要俘获董振堂同志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同志的牺牲对我们都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是准备。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这时停有停的问题，走有走的难处。当时我曾想是否应当返回去，确实也有一小支部队向东走了一段路，由于受阻，只好又回到倪家营子。真是西进困难，东退不能，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据说，这时中央成立了援西军（军长刘伯承，政委张浩），但我们没有感到有任何具体行动。

    敌人包围了倪家营子，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突出去。正面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偷偷地挖地洞。天气寒冷，我从老乡那里搞到一双毡靴，夜间突围时疏忽大意，没有脱掉。骑在马上，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马不能骑，只好走路，毡靴又苯又重，边走边跌交，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踩过，幸亏同志们的帮助，连拉带拽，才追上了电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马又丢了，恰好碰见一个骑驴的老乡，同志们把毛驴要来，让我骑上，这才跟上了队伍，否则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有灯火的房子，进去一看，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那里烤火，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才算赶到了宿营地。

    宿营地是在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站。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辅不见了，后来从截获的敌报中才知道他已被俘。

    从不断收到的敌报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损失的惨重。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失踪的失踪，想到当时的处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队的境遇和状况，已不允许再继续打下去了，领导决定进入祁连山。

    二十、祁连山中

    进山必须经过梨园口，而敌人早在那里等着我们。

    三月十二日我们经过梨园口时遭到了伏击。本来十分疲惫的队伍，犹如雪上加霜，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损失巨大，一些军师级干部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是个年轻、勇敢善战的指挥员，他在山坡上指挥战斗，被敌人用马刀从马上砍下来，当即阵亡。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被俘后，叫敌人杀掉。我们边打边进，急忙向山上爬去，终于控制了制高点，在山坡上的土洼中 ，阻止敌人的冲锋，我和所有的同志都拿起步枪参加了战斗。敌人和我们距离不过几十米，在激烈的战斗中，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同志从马上跌了下来，几个敌人猛扑过去，郑义斋同志开枪自杀，但未能结束自己的性命，他哀求警卫员再补一枪，这时敌人已冲到眼前，警卫员只好忍痛向自己的首长开了枪，自己也开枪自杀倒在首长一边，一同壮烈牺牲。我们的阻击终于使敌人未能冲上山来，我们迅速爬上山顶，用床单、毯子搭起了简易的帐篷，夜晚露宿在山上的山洼里。

    三月十四日，我们到达石窝，敌人也跟踪追了上来，又是一场恶战。至此，两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不仅大势已去，而且几乎全军覆没。山高风烈，凄楚荒凉，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岭上，真有点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的味道。

    一天，在一个山洼里，军政委员会开会，中途把我喊去参加。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都席地而坐。会议气氛沉闷，人人情绪低落，大家虽然默默不语，但还显得十分镇定。待我坐定之后，李特向我传达了会议的决定。他说：现在情况很不好，你们的电台行动不便，除留下一部保持和中央通报外，其余全部砸掉。徐、陈目标大，要离开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还没有确定。这时我看了徐、陈一眼，只见他们脸色深沉，面无表情。面对此情此景，一股苍凉悲怆的情绪充塞了我的心头。

    会议结束后，我向电台的同志传达会议的决定。我喉头发涩，声音嘶哑。泣不成声，话不成句，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不执行决议，电台目标太大，要拖累整个部队，如落在敌人手中就更不好；砸掉吧，可这是多少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是多少同志耗尽了心血建设起来的，今天却要毁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下得去手呢？同志们都哭了，但不砸掉是不行的，同志们挑出较好的电台后，留下足够的备件，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电台又亲自砸毁烧掉了。毁掉电台之后，大家不知所措。全军快要毁灭，惨败结局已定，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

    当夜我们随部队下山，下山时传来口令，要一个人踩着一个人的脚印走，脚印不要留下太多。我们又翻了一座山，天亮时在山谷中休息，遇见了李特，他告诉我，徐、陈已走，我们要在祁连山中活动一个时期，以摆脱敌人。

    剩下的这部电台，还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电台架起来，坐在地上和中央通报。周围没有敌人，充电机嘣嘣响，我们也毫不在乎。宿营时山上风大，又无灯油，其他部队已是无灯无火，一片漆黑。只有我们所在的宿营地，以蓄电池为电源的小灯泡在闪闪发亮，带来一点光明，别有一番景色。叫通了中央电台，通报顺利，大家的情绪便为之一振。同志们说我们是过的“洋”日子，只有这时，才有一些欢声笑语。

    困难重重，电台的同志，情绪极不稳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队在一起去打游击。我们想尽办法稳定大家的情绪。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同志们一句关心的话，可以使一个同志在绝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重又清醒；一点生活上的照顾，也可以使一个同志鼓起勇气，也可以使一个同志幸存到今天。记得解放后，我碰见一个曾在我们电台工作过的同志，当谈起在祁连山中被困的情景时，他说：“幸亏你这个局长把马让我骑了半天，要不然那一天我就见马克思了。”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

    从收到敌人的通报中，得知他们已知道有一支红军跑掉，但不知跑到哪里，这正说明我们这支队伍，在祁连山中的行动，已完全摆脱掉敌人的尾随、追击、和捕捉。虽然我们这支仅存的队伍只有一千多人，但敌人就是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又得知，我们派出的几支游击队，被俘的被俘，消灭的消灭。曾日三的支队全部被俘，张琴秋、魏传统的那个支队也全部被俘，跟随游击支队的一个电台（是由一方面军三局调来的电台），有两个人在紧急情况下，竟带着电台设备去投奔敌人。曾给朱总司令当过司号员的一个小鬼柳圣清，被马回子抢走当了娃子，解放后才回来。

    在祁连山中，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敌人，没有听到任何枪声。白天翻山越岭，夜晚露宿在低洼地带。接近黄昏时，就拣拾牛粪，碰见成群的牛羊就抓。到了宿营地，杀牛宰羊，烧起牛粪，取暖做饭。所谓饭就是牛羊肉，烧着吃，烤着吃，，还要用牛羊油炸牛羊肉干，做为今后几天行军路上的干粮。记得有一次搞到了两碗小米，煮了一大锅米汤，分给大家均享，这是我们在山里五十多天中唯一吃过的一点粮食。山中虽然没有敌情，但几十天都在荒山野岭、雪原冰川中游动，耳塞目闭，对外界一无所知，革命形势如何，更是无从知晓。有时想到何时才有尽头，不免感到十分渺茫。一支小部队就象失散了的孤儿一样，在山中孤寂的流浪，部队的情绪怎么能安定下来呢？有少数人则想自寻出路。

    快出山之前，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告知我们共产国际通过新疆的关系，正在设法接应我们。这无异是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一片光明，在死亡的边缘上又有了生机。同志们的情绪为之一振，立刻有了精神，我们决定出山，奔向希望之路——新疆。

    二十一、在荒漠中我们毁掉最后一部电台

    出山之后，根据我们的地图观察，去新疆有两条路：一条经敦煌，一条要过安西。究竟走哪条路，我们犹疑不定。路上碰到老乡，据老乡讲：敦煌这条路不好走，而安西县城只驻扎八十几个警察。根据老乡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走安西，在安西附近我们停了下来。五六十天的山中生活，部队已经拖的不像样子了。天寒地冻，衣着单薄，腹内无食，有人无枪，有枪无弹，西去新疆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为了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决定攻占安西县城，以便得到一些补给。我们及时把这一意图电告中央，但没有得到回电。

    当时我们只剩下一部电台，已无法收集敌情，只好采取火力侦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守城的敌人不是八十几个警察，而是一个团，火力很猛，我们攻不上去，只好又退回到村子里。敌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围了我们的村庄。真是狐狸没打着，倒惹了一身骚。在这里我们向中央发出四方面军电台的最后一封电报，向中央报告安西未能攻克，准备突围去新疆，西走星星峡。电报发出后仍然没有得到回电。突围之后，经过一天一夜的强行军，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于四月底到达白墩。吃过干粮稍事休息，又是强行军到达红柳园子。这既不是镇子，也不是寨子，根本没有老百姓，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个地名。在一个沙包上，敌人的一大股骑兵又追了上来，我们又被包围了。面对强敌，我们虽已弹尽粮绝，但人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意志，以大无畏的气势决心与敌人拼搏。跟我好几年的警卫员张厚先同志，卧倒在我身旁，当敌人向沙包上冲的时候，他急忙喊我卧倒，我却仍然挺身站立，手持两支短枪，两眼盯视敌人。厚先同志刚喊了我一声，他却中弹牺牲了。我急忙摘下他的枪，仍然站在那里，手持双枪向敌人射击。这是荒漠中的一场血战，也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次战斗。

    天黑时，领导决定突围，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预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张厚先同志的牺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电台当然不能落入敌手，于是，我们砸掉了四方面军的最后一部电台。除为了将来破译密码用的一两份不太重要的敌报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和密码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还有一支枪，内装两颗子弹，在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火柴盒，里面有三五根火柴，以应付最后时刻的到来，烧毁留下的两份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