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30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战场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孩子冻死最后被埋在沙漠里。

    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回忆：“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郑义斋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女）阵亡后，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红军战士几千人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几乎所有红军女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 

    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集体轮奸以后，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就这么惨死。”

    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据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妇女独立团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俘，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终于逃脱魔窟。可是，当她们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不管怎样，《西征的红军》作为第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视纪录片，能够顺利做出播出，宣传西路军历史，宣传红军将士们浴血奋战、英勇、顽强、悲壮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一个成功了。

    诗曰：

    西风残阳如血红，历史尘卷始启封。
    西路大军多悲壮，莫以成败论英雄。

    （此文根据残阳如血撰文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