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组织他们系统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审计法规，要求每个审计员和稽查员必须逐章逐条弄懂弄通，严格执行。这个条例是阮啸仙拟写，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并公布实施。《条例》共19条，其要点为：1、实行审计监督制度，旨在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革命战争之需要；2、审计机关分为中央审计机关和地方审计机关。中央审计机关为审计委员会，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地方审计机关为审计委员会分会，受中央审计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双重领导；3、审计的基本职能是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监督，即审核国家税入与税出，监督国家预算执行；4、审计机关具有处理决定权。如审计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赔偿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 审计职责明确了，阮啸仙背起布袋子出发了。他对同事们说：审计监督也要抓重点，我们就从中央机关入手。

    阮啸仙首先率领全体审计人员，到中央机关各部委这些“重点单位”，审查财政预算、开支、决算和计划等“重点问题”。通过审查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国民经济部等十几个部委3月份的帐目10多天后，基本情况摸清了，发现中央各部共有工作人员849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费开支过大。阮啸仙将此情况及时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中央对此很重视，立即裁减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169人，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接着，阮啸仙又率领全体审计员，审查了国家企业单位经济收入状况。他先后召集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运总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严肃指出他们存在的“不考察产品的成本，不知道计算盈亏，有钱就用，没钱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的弊端，要求他们加强成本核算，健全会计制度。

    为了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收入，严格控制经济开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阮啸仙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全体人员，从事着极其艰苦的工作，调查研究，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致力于中华苏维埃审计工作。

    在审计工作中，阮啸仙极力主张“公开审计”。要求中央审计委员会对行政、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可行性建议。报告写好后，还要将它张贴在该单位醒目之处，供大家审查监督。

    阮啸仙在审计工作中发现，从揭发出来的贪污浪费现象看，许多问题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官僚主义有很大关系。于是，阮啸仙通过审核各机关企业的预算和会计帐目，推动了各级领导学习经济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入进行。阮啸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全体干部。他长期患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又高度近现，但他常常带病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一次，他正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同事审查中央印刷厂会计杨其慈的贪污帐目时，因几天几夜的熬夜；累得吐起血来。同事们劝他休息，他不当一回事，用手帕抹抹嘴，用凉开水漱漱口，又继续工作。经过几天的日夜奋战，终于将杨其慈的贪污帐目查清了，贪污分子杨其慈也得到应有的查处。前方军事频繁，用粮吃紧。为了节省用粮，支援前线，阮啸仙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仍同大家一样，参加苏区每人节省3升米（相当于12斤即6公斤）的活动。　

    6月13日，阮啸仙撰写《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维埃面前》，发表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

    阮啸仙处理问题，雷厉风行。一天，他听说有一个村的农民，听信国民党特务的谣言，拒收苏维埃的钞票，买他们的东西，只收现洋。他连饭也顾不上吃，立即夹起公文包和算盘，赶至该村，深入到老百姓家里，调查研究，解除疑虑，安抚民心，并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散布谣言的坏分子，揭露了他们破坏苏区经济的阴谋。在阮啸仙领导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审计工作，从而使中央和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反贪污腐化和反浪费斗争中，不正之风很快得到遏制。

    阮啸仙和全体审计人员则被人们誉为“苏区经济卫士”。

    肃贪包公。阮啸仙还根据中执委的指示，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组织肃贪“突击队”和清腐“轻骑队”，查处群众揭发的腐败分子。由于依靠群众，监督得力，苏区首府瑞金县共查处腐败分子7人，其中有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区军事部长、“区苏”主席等；追缴被贪污公款6000多元。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苏区的贪污腐败现象，弘扬了正气。

    阮啸仙认为，审计监督不仅要发现好的，关键还要敢于揭露问题。这次对中央各部的审计，阮啸仙提出并公布了以下问题：一、各部首长对本部的预算决算制度不重视，很少过问；二、阶级警觉性不够，特别指出土地部利用地主出身的王宗元任会计科长，这次当查出王宗元有贪污行为时，王宗元竟携款逃跑，造成损失；三、“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帐，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为罪犯贪污提供了可乘之机。 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马不停蹄，接着对中央直属公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单位进行财务审计稽核，查出了大量问题，追回了一笔笔贪污款项，仅在瑞金县，就“追缴贪污款子达六万多元”。阮啸仙在后来的审核报告中指出：“有许多苏维埃及军事机关，发生极大的浪费和预算不实在的事情”，1933年10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至5000元之多，总卫生部10月份预算后方医院伤兵及工作人员，人数与实际所有数相差很远……“其他不少的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浮支浪费的率亦时常发现，这证明浪费现象现在差不多仍是普遍的存在着。” 阮啸仙敢于碰硬，大胆揭露问题，为中央苏区深入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提供了一笔笔可靠依据。苏区军民赞道：这位“白脸书生”变成“黑脸包公”了。

    在对苏维埃中央机关和国家企业的审计过程中，只要发现有贪污腐化的嫌疑目标，阮啸仙就会像部署一次战斗任务那样认真，紧迫。他常常把眼睛都熬红了，不查出个眉目，他也不让同事们休息，他说：凡是贪污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会甘愿承认的，只有严格审核，把握证据，才能逼使贪污分子缴械投降。

    1934年2月中旬，阮啸仙安排对部分国家企业的财务收支进行审核。当审计人员到达叶坪下坡坞的那天晚上，群众就送来一封控告信。控告信反映，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经常与军委印刷所的会计科长路克勤一起吃喝嫖赌，他们常去大田尾赖荣生饭馆，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在厂内欺压扣克工人，还强占他人妻子……控告信中说：“像他们这样吸工人血汗的贪贼，难道还能让他们继续作威作呼（福）吗？我们相信，共产党定能战胜一切邪恶，苏维埃决不会容忍这种人损害自己的形象……”信后有10多个群众和工厂工人的签名。 杨其兹，年近五十，他是原中央印刷厂厂长杨其想的亲兄弟。这人长得身高体瘦，嘴角留着两撇八字胡，说话阴阳怪气，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镜片后面常常射出一道凶光，工人群众都称他是阴险毒辣的“辣毛虫”。 接到群众的控告，阮啸仙当即部署进行重点审查，查了几天，从帐本上竟未查出杨其兹有什么贪污疑点。

    “这样怪了。”阮啸仙找到该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古远来。一问，方知这个古厂长原来是个糊涂官。一个生产厂长，竟对本厂的生产是赚钱还是亏本，成本费要多少等一概不知，“只所知道收来的钱都用光了，而且每月的开支，似乎还向国家领过钱，但没缴过钱给国家”。

    在一位当地群众的引导下，阮啸仙踏看了大田尾那家赖荣生饭馆。

    这是一家农村小圩场的普通饭馆，正厅里摆着几张方桌、凳子、桌子上放着酒壶、碗筷一类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赳。可是，当穿过正厅，经过侧门确有间小饭厅，这里装饰别致，四壁白净，绸布盖桌，餐具也是新一色的。经再三追问，店主赖荣生最终道出实情：这间小饭厅按扬其兹的要求开设，并专供扬其兹和路克勤使用的；在饭厅一侧，通连有一间小卧室，是供他们休息、玩弄妇女的场所。赖荣生还说，杨其兹和路克勤至少隔天就会来，来了就得花上二三十元。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享受已是够奢糜、够阔气了。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他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12两米（16两为1斤）；身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他在机关每天都同大家一样吃“包包饭”，外出审计吃自带的“锅巴”、“泡米花”等干粮。然而，在苏维埃企业里竟好养了这么个贪污腐化分子，这怎么了得？

    阮啸仙气愤地说：“查，继续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他们的问题。”阮啸仙立下“军令状”并亲自出马，结果，问题很快就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