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在4月15日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阮啸仙成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通缉的179名共产党主要干部之一。在这个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中，阮啸仙并没有被吓倒。他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当时，阮啸仙正在粤北农村开展农民运动，获悉广州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他拖着重病，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化装潜回广州，积极协助广州区委部署地下斗争工作，组织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经常废寝忘食，深更半夜才回家。
 
    一天深夜10点多钟，几个带枪的特务突然闯进阮啸仙的临时住地，扬言要“找”阮啸仙。当时，阮啸仙正好外出开会未归，只有妻子徐琼荷在家。徐琼荷见来者不善，便沉着机智地对他们说，这是姓徐的住房，没有姓阮的，你们走错门了。特务们呆了一阵，便灰溜溜地走了。徐琼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悄悄地避开特务，走到街口偏僻处，等候丈夫的归来。当徐琼荷把家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丈夫后，阮啸仙赶紧绕路到别处躲避去了。此时，广州中共组织已与中共中央中断了消息，各地也因搜捕甚严，联络十分困难。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中共的地下斗争，经中共组织研究决定，广州区委暂时秘密迁往香港，并指派中共早期优秀党员、中共广州区委组织部长穆青与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赖先声先行赴港，指定冯菊坡、阮啸仙、广州地区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之一周文雍等留在广州，继续秘密领导和部署中共的地下斗争。

    1928年1月，阮啸仙受中共组织的派遣，来到粤北仁化县，配合广州起义组织武装暴动。此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分部队退到粤北，并在仁化县作短期休整。在朱德、陈毅等的帮助和支持下，阮啸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仁化农民暴动，建立了仁化苏维埃政府，阮啸仙被推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他呕心沥血培养的仁化苏维埃红色政权巍然屹立了10个月之久，为大革命失败后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8年春，阮啸仙奉命秘密转移到香港，住在鹅颈桥一个很不让人注意的地方。因他高度近视，平时总是戴着一副眼镜。到香港后。为防教人认出，就摘下眼镜。但外出活动时，总是被摔得鼻青脸肿。为了克服困难，阮啸仙躲在一地练习走路。经过一段时间苦练，阮啸仙终于可以不戴眼镜也能行走自如，有几次敌人擦肩而过也未发觉。一天，中共地下党组织一个机关被港英当局破获。阮啸仙与一位地下党员约好在那里碰头，不知道情况照样前往。上楼后，阮啸仙被一个守在楼门的华人密探抓住了。阮啸仙知道大势不好，迅疾在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塞给了密探。密探见钱眼开，把阮啸仙放了。同年6月 18日至7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阮啸仙在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立三为团长的带领下，与中共和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中共优秀党员、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革命家苏兆征，中共创建时的老党员、革命家李富春等人作为中共广东代表团代表，参加了由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翟秋白，及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会上，阮啸仙就“六大”政治报告和农民与土地问题作了发言，对仁化农民武装暴动的斗争情况也作了详细的介绍。他的正确分析和结论，受到大会的重视，也引起了前来参加大会的苏联人员的极大兴趣。大会选举阮啸仙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尔后，阮啸仙奉命留在莫斯科，负责整理仁化苏维埃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材料，系统地总结了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作为中共六大会议资料存入档案。
 
    1929年，阮啸仙奉中共中央之命，从莫斯科回国，旋即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翌年春，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辗转于天津、内蒙、辽宁、上海等地，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坚持中共的地下斗争，包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同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0年冬，阮啸仙赴沈阳指导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市场）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中共一批重要干部被捕。阮啸仙幸而走脱，只身潜回上海。不久，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也遭到敌人破坏，阮啸仙因而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年冬抱病外出寻访中共中央机关。因体弱身衰，倒在路上，不省人事。幸遇路人帮忙，送入上海格路红十字医院，直至第二天才脱离危险。此时，他贫病交加，身无分文，阮啸仙写信给家乡亲友，请求给予救济，并表示要继续寻找中共组织。直至第二年的年初，阮啸仙才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找到中共组织。阮啸仙在与中共组织联系上后，立即又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

    1932年冬，阮啸仙奉调上海任中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长，与总会会长邓中夏等人一起，积极参加救援革命人士的行动。互济会是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反对逮捕、屠杀革命进步人土，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的革命者和安置烈属等为主要任务。翌年春，互济总会会长邓中夏不幸被捕。阮啸仙与中国互济会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左洪涛等人一起，想方设法，积极组织营救。阮啸仙还亲自冒险去找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请她协助援救邓中夏，终因无效，邓中夏被国民党右派杀害。
 
    经济卫士。1933年9至10月间，由中共中央交通员带领，从上海坐船到汕头，搭火车到潮安，乘船到大埔，然后步行到福建汀州，由中央苏区派来的4个红军大学战士护送，辗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江西瑞金叶坪村。阮啸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早在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震惊中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阮啸仙就因久负盛名，虽在白区工作，未参加会议，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参加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

    瑞金沙洲坝元太屋驻着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就住在里面；它的右侧2米处是人民委员会，里面住着张闻天等。在元大屋左侧约30米，有一幢杨氏宗词，洞堂分上下两厅，左右两侧有几间耳房，阮啸仙就住在右耳房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

    从变幻莫测的大上海，来到这充满欢声笑语的山沟沟，阮啸仙心里有说不尽的欢欣和喜悦，他常常在村口田埂路上走来走去，有时会对田里干活的群众发出一番感叹：“这里真好，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阮啸仙似乎感觉到自己穿西装在这里太显眼、不协调，于是换掉了西服，穿起了一套黑色列宁装。自这时起，阮啸仙一直是穿列宁装或中山装，后来再没见过他穿西服。 在瑞金，阮啸仙遇上了他的许多老熟人、老朋友。一天早饭后，阮啸仙与毛泽东站在元太屋门前那棵古樟树下谈笑风生，附近的群众好奇地围了过去。毛泽东和乡亲们都很熟，他指着阮啸仙向大伙介绍说；“你们别看他象个白面书生，他可是个顶呱呱的农民运动领袖，我在广东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这么一首歌，‘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人说话办事的，你们欢迎不欢迎？” 经毛泽东这一介绍，人们开始与这位“白面书生”亲近起来。

    阮啸仙到瑞金不久，即1934年1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在瑞金召开。阮啸仙出席了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阮啸仙被中华苏维埃临时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共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

    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相并立，同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中央审计委员会就成了中央苏区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被置于独立而重要的位置。中央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二苏”大会一结束，阮啸仙就到审计委员会就任。

    阮啸仙深感责任重大。上任之初，他请邻居杨大嫂缝制了一只特制布袋子，布袋子的式样是阮啸仙自己设计的，袋子宽50厘米，长60厘米，大袋中套着小袋，层层叠叠缝有七八层。阮啸仙解释说，大袋子可用来放干粮和日常用品，长条袋子是放手电筒的，小袋子分别放记事簿和帐本。这只布袋子缝好后，成了阮啸仙片刻不离身的宝物。

    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的经济和供给十分困难。干部队伍中有少数人怕过艰苦的生活，也有少数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于是出现公家物品拿来私分，贪污浪费，基层政权收入不上缴，自收自用，支出不决算现象。财政制度较为混乱。

    阮啸仙一上任，就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红军内部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审计员和稽查员。第一步是健全审计组织。按照《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由5至9人组成；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设审计分会，由7至9人组成，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国民经济部长、裁判部长及省一级苏维埃行政机关的首长为当然委员，设主任1人，秘书、文书各1人，审核员2至5人。

    为挑选配好各级审计工作人员，特别是审核员，阮啸仙花费了很大精力。当时认为，审计工作人员必须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务会计知识，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有吃苦精神的年轻干部。组织建立后，阮啸仙对审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常说，自古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这样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硬劲，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没有硬劲难以除弊。为此，他为审计人员规定了“六不准”工作纪律，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都要熟记和坚决执行。据当时曾做过审核员的廖德周等老同志回忆，“六不堆”的大致内容有：不准偏听偏信，不难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循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