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记得父亲的老战友们来家里谈到寿松涛老革命。  今年， 父亲的老战友新四军骑兵团老英雄孟昭贤叔叔的女儿孟秀玲大姐来家里， 询问翟宝树叔叔的情况和联络方式， 母亲找出了1996年的时候， 翟宝树叔叔与我父亲的几次通信。  在信中， 翟宝树叔叔主要写了“万楼战斗”， 同时也提到了寿松涛老革命。 

    对于寿松涛老革命的了解， 主要是来自翟宝树叔叔与父亲通信的内容。  
 
    那是在1996年2月1日，  翟宝树叔叔与我父亲翟宝三的通信原话如下： [在坚持永城的革命斗争中， 有一个人是值得有才学的人去写一写的。  那就是寿松涛。  寿在永城十年。  永城籍的、 在革命阵营中的头面人物， 有哪一个不是经过寿松涛教诲的！  寿松涛在永城十年， 把自己的头系在裤腰带上与敌人周旋。 最后还落了个遭到上级组织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

    寿松涛伯伯是浙江省诸暨县人， 原名寿朝法。 1922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中共诸暨县委军事部长、书记。 1930年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遭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沪、粤。 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历任永城县委书记、新四军六旅十八团团长、萧宿铜陵县委书记、淮北军区萧铜总队政委、浙东路西县委书记兼县长、豫皖区三分区政委兼三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华东航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席及陕西分会会长等职。 1969年1月18日于北京逝世。 

    寿松涛伯伯曾于1938年初，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赴敌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9月，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前往豫东，在河南宋克宾部做统战工作，任该部第三总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中共永城县委书记，着手创建豫皖苏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永城县政府，组建了永城抗日自卫军，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同年冬，又奉命组建永城独立团，任团长兼政治委员。1942年冬，调任中共萧（县）宿（县）铜（山）县委书记兼萧铜总队政治委员。1944年7月底，奉命到华中局党校参加整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汤恩伯以20万兵力进攻豫皖苏。耿吴刘叛变后，我军处境极端困难，边区撤销了保安司令部，成立萧县独立旅和雨亭总队。2月19日，八路军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四师经过3个月的反顽斗争，为照顾大局，忍让退出豫皖苏。5月底，全部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附近休整。永城又沦入日伪顽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
1月，县委书记王长俊调离，由姚克、寿松涛、胡天禧、丁希凌、张辑五组成县委。 姚克任书记，副书记胡天禧，宣传部长朱鸿翔。张辑五接任徐风笑县长之职。 县独立团上升为四师六旅十八团，团长寿松涛、政委蔡永、副团长李秉枢、政治处主任程坤源。2月，该团改番号为十二旅三十五团。

    1944年冬，党中央、华中局确定了向东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寿松涛奉命赴浙东开辟新区。1945年春，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一部来到诸暨西部和富阳境内，根据浙东区党委的决定，负责在富春江以南和浙赣铁路以西的诸暨、浦江、富阳、萧山四县间的山岭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汇合地方党组织力量，于5月，组织中共路西县委和县政府，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很快建立了区、乡农民协会，扩建了县大队武装，使路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浙东根据地向西发展的前哨阵地。

    抗战胜利后，寿松涛奉命北撤，重返豫皖苏，任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2月，原华中八分区改称豫皖苏区第三军分区，寿松涛任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委员。    1948年11月，任地委三分区后勤支前总指挥，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1949年3月，调任华北、华中南下干部队政治委员，随宋任穷南下接管城市。南京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江苏省交通厅长等职。1953年夏，调任华东航空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寿松涛伯伯胸怀坦荡、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坚持原则、团结干部、联系群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尚的思想品德。

    他顾全大局，勇挑重担。1946年12月，豫皖苏区党委任命他为豫皖苏三分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并决定把原八分区的两个主力团、两个支队和骑兵大队调出成立军区独立旅，和补充军区警卫团，留给三分区的部队只有1个团、两个支队。 他明知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艰巨，感到武装少了一些，对恢复地区不利，但又考虑到军区刚成立，没有坚强的主力不行，决心把困难留给自己，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充分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

    寿松涛伯伯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干部在他领导下进行工作心情舒畅，没有顾虑，敢于大胆地开展工作。他十分注意党的团结，模范地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谈心会，交流思想，解决矛盾，在他的影响下，地委一班人团结的很好，地委的团结带动了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团结。他特别注意对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专署专员许西连同志是非党于部，寿松涛同志有事主动与他商量交换意见，信任他，尊重他，情同手足，起到了党内不能起到的作用。全区干部都对他有一种亲切感，把他看成是一位忠厚长者。他艰苦朴素，从不特殊化。

    寿松涛伯伯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问寒问暖，听取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至今永城地区的人民群众，提到寿政委，都满怀对他的深切爱戴和怀念之情。 寿松涛伯伯是我党的老党员、老革命，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他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不幸的是，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寿松涛伯伯，您是全面抗战初期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队的队长，我父亲翟宝三从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军返乡后，（我父亲在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当了三年兵，亲历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序幕、“七七”事变，参加了北平抗战） 1939年2月参加了学生队。寿松涛伯伯听说我父亲亲历过“七七”事变、参加过北平抗战，是抗日先锋二十九军的老兵，非常器重我父亲！！当时我父亲的学生队战友，能记起来的有丁永年（军科战史部原部长）、周发言（21军62师185团政委）、刘宝亮（总参防化兵政治部主任）、王焕章（国防科工委老干部）、张训让（21军62师文工团俱乐部主任）、魏启民（南京军区航空兵某师领导）等叔叔。

    您还曾经开办过几期青年干部训练班， 培养出了后来的解放军总医院政委蒋汉卿、 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副政委朱松岭等河南永城籍革命干部。  老革命翟宝树叔叔也曾在1938年的秋天参加了您在龙岗集开办的第一期青年干部训练班。 

    翟宝树叔叔自己也有被审查的经历： 翟叔叔在1941年4月6日的“万楼战斗”中不幸被俘， 后多次组织越狱回到了部队。  之后在政治运动中同样受到了审查和不公正的对待！  以下是翟宝树叔叔在给我父亲的来信中的原文： [我被俘的历史问题， 原浙江军区给我做的错误结论， 一九八三年经贵州省委组织部复查， 全部推翻。  新的结论认为： 我在被俘过程中和越狱出来恢复党的关系后表现是好的。  我的军龄仍按一九三八年八月那时算起。  党龄按1939年3月算。  一点尾巴未留。  当然喽！  此时给我纠正错误， 只是个名誉问题了。  其他一切都晚了。]

    我父亲也有被审查的所谓“历史问题”。 

    我父亲在经历了1946年9月的“保卫两淮”战役（8天8夜运动防御战）后， 由于团里个别领导对我父亲的公报私仇、私撤援兵（电话中谎称援兵已至）、指责、谩骂， 父亲在外无援兵、内电话线被炸毁的窘境中孤军奋战，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为掩护我华中解放区安全转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 但父亲还是被迫离开了自己由衷热爱的、为之奋战无数的野战军 ——华中野战军9纵75团（原新四军四师11旅32团）。  以下是父亲逝世之后， 母亲找出的父亲《自传》的原话：[… … 这次战斗（指1946年9月的“保卫两淮”战役）虽未坚持到天黑， 但基本上起到了阻击的作用。  这次战斗， 本应客观地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但团的个别领导却不听我的如实汇报， 粗暴地对我指责、 谩骂， 并指责我曾经提他的意见了， 不如实向纵队反映情况， 说我先撤退了， 并把我送到纵队去， 拿我是问， 要求对我严肃处理。  这哪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 ！ 这个黑锅我一直背着， 我当时离开九纵， 回豫皖苏三分区。  1982年， 才按政策给我重新调查落实， 重新作了结论， 澄清了当时战斗的责任， 证实了我是最后撤离战斗。  并撤消了1956年审干不实的结论。]

    在当时那样艰苦复杂的情况下， 是豫皖苏军区三分区政委寿松涛伯伯接收了父亲（早在全面抗战初期寿伯伯与我父亲就有师生之谊，淮海战役支前时师生又聚在一起！实是缘分！） 我们全家感谢您！  感谢您博大的胸怀！  感谢您高尚的人品！ 感谢您对父亲的公正对待！  感谢您对军事干部的正确使用！  更感谢您对我父亲政治生命的高度负责的精神！   

    寿松涛伯伯、翟宝树叔叔、我父亲三位老革命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都受到了审查和不公正的对待！  然而， 事实证明： 您们的历史是清白的， 是经得住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