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红网江山摄）

场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红网江山摄）

    在南湖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影响的展陈中，有一个完全按照浙江义乌农村的柴房复原的场景，陈望道正在柴房的一个矮凳上，借着一盏煤油灯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旁边的一个高雅的亮点展柜上，突出的位置上陈列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是唯一的保存至今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版本。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所在地
    据史料记载：1920年版《共产党宣言》在国内只有个别摘引，且不完全准确。陈望道那年春天开始翻译，原打算在《星期评论》连载。但译稿完成后，《星期评论》停刊。最后，从共产国际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译稿才得以于1920年8月出版，随后影响了一代人。
    陈望道的故乡：分水塘，浙江义乌的一个山村。前村有口水塘，一半流向义乌，一半流向邻县浦江县，故村名分水塘。陈望道的故居在后村，是一栋宣统年间建造的庭院，白墙黑瓦。1920年早春，陈望道在这里，借着一盏煤油灯，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自此，这盏分水塘的油灯，照亮了中国，影响了一批人，毛泽东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分别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陈望道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第一批中共党员。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陈望道此后离开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回到党内，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做统战工作。 “第一批党员中，有此经历者应该只有他一人。”4月2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说。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之起因
    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先躯，也是学术宗师，他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其著作《修辞学发凡》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解放后出任第二任修订《辞海》总主编，在美学、逻辑学等领域也很有创见。早在少年时期，陈望道有在村里办村学、启蒙学童的想法，当时他想“教育救国”。但很快他的思想又转向“实业救国”。读完中学后，他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因承担不起欧美留学费用，陈望道改去费用较低的日本。正是这次改变，让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15年，陈望道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法科。那个时他认为法科是万能的，能驾御时代。陈望道关心时政，由此接触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从他们那儿，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决定回国。当年8月，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享颐之邀，陈望道去该校任教。因指导学生创办进步杂志《浙江新潮》发表了触怒当局的文章，校长经享颐不得不离开了学校，陈望道也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村。这件事使陈望道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都是劳而无益，必须有个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回到分水塘，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方针。当时，国内已有人摘引《共产党宣言》个别段落，但都是著者从日译、英译或俄译本翻译，不完全准确。早期同盟会会员朱执信摘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时，译成了“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当时局势迫切需要一部完整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说，最早想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但他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他从日本回上海后，便打算找人翻译。这个想法被邵力子得知，邵深知陈望道功底，便向戴推荐。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
    翻译稿酬用于建党1920年早春，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提供了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了英译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村里至今还流传一个故事，陈望道翻译时废寝忘食，吃粽子误将墨汁当红糖蘸了吃，还对母亲说“甜”。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后来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花费了平时5倍的工夫。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翻译完，陈望道正要寄往上海《星期评论》连载，收到了编辑部电报，邀请他前往上海担任编辑。当他带着译稿到达上海后，发生了意外：《星期评论》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幸运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当年4月来到中国，与陈独秀见面，得知出版《共产党宣言》有困难，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资助。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星期评论》停刊后，《新青年》从北京搬来上海，陈独秀请陈望道任《新青年》编辑。陈独秀去广东后，陈望道成为《新青年》负责人。1920年5月到8月，陈望道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经常开会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后，陈望道将日本河上肇的《近代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翻译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当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外界说小组的经费来源主要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陈望道后来回忆说事实并非如此，经费主要是小组成员靠翻译得到的稿酬，他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翻译万把字。”
    1921年，中共一大开始筹备，此间内部发生矛盾。
    当时李汉俊负责管理党内活动经费，领取须经过书记陈独秀的签字，在广州的陈独秀并不知道有多少经费，只管签字，经常发生他批了条子但李汉俊无钱可支。李汉俊致信陈独秀让他以后不要乱批条子。但这一细节在《李达自传》的描述是“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编辑部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但此矛盾造成的结果在各自的回忆里一致：陈独秀写信说李汉俊、陈望道要夺权，想当书记。复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说，陈望道当时在上海也参与经费管理，可能由此连带被批评。陈望道看到信后大怒，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遭到拒绝。陈望道认为陈独秀搞家长制，一气之下要求退党，根据陈望道生前多次回忆，他说自己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的一大代表，因为这事，就没有参加一大。

    陈望道退党和入党
   1923年陈望道退党。在余子道看来，陈望道怒而退党，是由于他的刚直性格，他有一个外号叫“红头火柴”，一擦就燃。 刚直的陈望道在建国后连毛泽东的账都不买，毛泽东读他的《修辞学发凡》，指出例句中古文的例子太多，但陈望道在再版时未做改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新闻系本要北上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但时任复旦校长的陈望道顶住不放，毛泽东也没办法，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去办吧。”其夫人蔡葵曾回忆说，陈望道青年时是“红头火柴”，中年后，就成了“热水瓶”，外面冷、里面热。
    重回党组织离开共产党后，陈望道继续担任受党组织委派的上海大学校长一职，后上海大学被查封，此后又到复旦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51年加入了民盟，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回忆说，老师生前对他讲过，毛泽东1956年曾表态：“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陈望道在1957年回到共产党内，但因统战工作需要，没有公开。直到1973年，公布中共“十大”代表名单，世人才知道陈望道是中共党员。此前，连家人也不知道。陈望道从来不记日记。陈望道对学生陈光磊说：“个人不想在历史上留什么位置，还是低调点。”1975年，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邀请陈望道前去参观，请他在《共产党宣言》原版本上签名存念。陈望道问：“这是图书馆的书我签名合适吗？”最后陈望道推托不了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两年后，陈望道病逝。“他不仅低调，也严肃。”余子道1949年入学复旦，就与陈望道相识，他说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板着一张严肃的农民脸。陈望道所有的照片中只有一张面带笑容，是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