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00年前，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同盟会组织和领导下，辛亥革命的风暴从武昌开始，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她如一道闪电，划破封建专制的漆黑夜空，使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光芒，感受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还有复兴崛起的希望，被列宁赞誉为“亚洲的觉醒”。[1]在同盟会中，有8位当时的会员、辛亥革命的骨干，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锐意进取、与时俱进，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他们是朱德、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杨殷、苏兆征、张云逸和李四光。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光辉事迹，从20世纪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时代和命运的变迁中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朱德

    朱德的一生，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是“人民的光荣”，[2]这位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中国革命“无役不与”[3]（周恩来语）的元勋，从同盟会的云南骨干开始，从辛亥“重九”之役和护国讨袁开始，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
    早在1906年，同盟会就在云南开始了革命活动，并在昆明、腾越等地组织了支部。当时正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朱德，日益加深地接受了同盟会的影响，于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战士。此后，他参与组建了讲武堂中的同盟会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天讨》、《猛回头》、《警世钟》（陈天华著）等革命书刊，并和战友们一起，组建革命团体五华社，筹划发动武装起义。进入云南新军担任下级军官后，朱德又在第74标（相当于团）第2营左队和清廷云贵总督府卫队营中深入士兵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使革命的种子渐渐在士兵中散播开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朱德同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革命党人一起，争分夺秒地准备武装起义。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在蔡锷率领下，云南革命党人在昆明举义，朱德率领的部队成为起义主力，他们高唱着填上反清革命新词的《重九菊花歌》，在蔡锷指挥下迅速入城，一举攻克清廷总督衙门，为昆明起义的胜利建立了头功。云南光复后，朱德又在蔡锷指挥下，率部入川“高举红旗援弟兄”，[4]攻克自流井（今属四川自贡市），给四川保路同志军提供了有力支援，因战功卓著，蔡锷亲授朱德少校军衔和“援川”、“复兴”两枚勋章。
    1915年，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卖国求荣、复辟帝制，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唾弃。朱德又在蔡锷的领导下，投入了护国讨袁的洪流。1915年12月25日，按照蔡锷的指令，朱德在蒙自率部与昆明同时举义，随即率部赶赴昆明，被编为护国军第1军第3梯团第6支队，成为挺进四川的前锋，在以纳溪为中心的川南地区，护国军以6千人的兵力，与曹锟率领的十几万袁军血战45天，战斗中，朱德所部战功卓著，与护国军金汉鼎支队一起，在群众中享有“金朱支队惹不得”的好评，川南战役的胜利，敲响了袁世凯83天皇帝梦的丧钟。

    林伯渠

    从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从同盟会成立的会场到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林伯渠，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 [5]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早在20世纪初期，林伯渠就已萌发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成为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林伯渠走上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参加了创建中国同盟会的工作，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林伯渠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
    同盟会成立后，林伯渠一度在同盟会总部执行部工作，参与处理同盟会日常工作。1907年，受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派遣，林伯渠来到东北，以吉林劝学总所所长身份为掩护，暗中联络社会各界和绿林豪杰（即所谓“马贼”），说服他们倾向革命。在东北工作期间，林伯渠和宋教仁、吴禄贞（同盟会北方骨干，1911年11月16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石家庄）一起，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吉林延边地区（即所谓“间岛”）的阴谋，由宋教仁和林伯渠收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从历史和法理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对吉林延边地区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加之吴禄贞已率军驻防延边，最终迫使日本侵略者放弃了吞并延边地区的阴谋。在宋教仁、廖仲恺、林伯渠、吴禄贞、熊成基和东北志士张榕（辛亥革命中牺牲）、宝昆（满族，辛亥革命中牺牲）、宁武（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的努力下，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开始发展。对林伯渠为东北人民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一直予以高度评价，1960年林伯渠逝世后，东北局和东北三省省委在唁电中表达了东北人民的真挚怀念，《人民日报》在发表林伯渠生平照片时，也把他在吉林时期的照片作为第一张刊发。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伯渠被调回湖南，在新军和巡防营中从事兵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袁世凯窃国后，林伯渠又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国讨袁斗争，他和廖仲恺、陈其美等一起，坚决拥护孙中山整顿党内纪律，积极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负责财政工作，尽力筹集讨袁军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后，他又奉命潜回国内，回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当时湖南地区正处于袁世凯忠实走狗汤芗铭即“汤屠户”的血腥统治下，林伯渠不畏白色恐怖，积极奔走于护国讨袁，策应湖南响应云南起义，脱离袁世凯反动统治。林伯渠的这一历史功绩，曾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戏称林伯渠为“国民党的财阀”，[6]以朱德和林伯渠的经历，作为国共合作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有力证明。袁世凯败亡之后，林伯渠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工作，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吴玉章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设有行政、评议、司法三个部。其中担任评议部评议员、担负监查工作的吴永珊，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誉为“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地做好事”[7]的吴玉章。他是在同盟会中担任职务最高的共产党人。
    和林伯渠一样，吴玉章也早在20世纪初期就萌生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成为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吴玉章成为首批会员，参与组织和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当局“取缔（意为管理——引者注）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捍卫民族尊严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斗争。1906年后，在孙中山、黄兴等主要领导人全力策划武装起义的情况下，吴玉章挺身而出，与各省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一起，“经常联系，不断集会，这样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参加，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的联席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8]在吴玉章的主持下，还创办了《四川》杂志，进行反帝反清王朝的革命宣传。为此，吴玉章被日本当局判处半年徒刑（缓期执行）和罚金100元，杂志也被查封。
    1911年初，吴玉章受同盟会指派，全力筹备广州起义，主持采购军火工作，先后为起义部队提供手枪200多支、子弹6000余发，在运送军火的过程中，吴玉章几次受到日本警察的跟踪，都机智地化险为夷。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吴玉章和胡汉民等赶往广州参加起义，但在他们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清廷官兵正在疯狂搜捕革命党人，吴玉章等因尚未入城幸免于难，随即潜回香港，当时一度误传他已牺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和吴玉章一起为广州起义置办军火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的夫人多次对孙中山说：“你不要忘记了吴永珊”。[9]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吴玉章一度返回日本，不久被派回四川从事革命活动，这时，四川人民反抗清王朝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出卖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日益高涨，吴玉章回到四川后，立即和同盟会员龙鸣剑（不久牺牲）一起，领导家乡荣县人民组织“保路同志军”，与屠杀四川人民的刽子手、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即“赵屠户”所率领的清军作战，吴玉章并以主要精力组织了后方支前工作。在龙鸣剑、吴玉章、王天杰（讨袁时期牺牲）等同盟会员的努力下，荣县起义于1911年8月初爆发，9月25日正式宣布独立，并一直坚持到四川全省光复，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玉章又于11月21日冒险穿越清军防线，连夜赶赴内江策动起义。26日内江光复时，吴玉章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群众“我们要拯救祖国”，[10]经到会群众数千人一致推举，吴玉章担任内江军政府行政部长，在一个星期的短时间里，他迅速建立了内江地区的革命秩序。12月2日，在重庆蜀军政府一再电催下，吴玉章前往重庆，协助重庆地方革命政权稳定当地局面。不久，吴玉章和杨庶堪一起，作为重庆蜀军政府代表前往南京，参加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
    到达南京后，曾与吴玉章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共事的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对他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你任便选一个吧！”[11]吴玉章回答：“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12]并将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长及内务部参事的委任状退回，孙中山得知吴玉章到南京后，对他说：“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13]随后，吴玉章进入总统府秘书处，负责总务工作。
    袁世凯窃国篡位后，吴玉章也和他的战友们一道，投入了“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的斗争，曾在上海筹划“肇和”舰第一次起义未成，被袁世凯下令通缉，于1913年流亡法国。在法国期间，吴玉章在留学的同时，受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的委托，承担了护国战争中的外交工作，进行了大量揭露袁世凯罪行和肯定护国战争正义性的对外宣传，多方努力阻止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借款，并及时向护国军通报国际形势和各国政府及舆论对袁世凯的态度，在另一条战线上，为捍卫民主共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董必武

    董必武，这位党的“一大”代表中唯一和毛泽东一起经历过中国革命全过程的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尽管参加同盟会时间较晚，但却以参与领导和组织汉口、汉阳保卫战的经历，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06年起，董必武就在辛亥先烈、日知会创始人刘静庵的引导下，参加了湖北革命组织日知会的活动，逐渐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911年10月13日，时在黄冈的董必武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奔赴武汉，在武昌军政府军务部协助部长蒋翊武（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1913年因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杀害）工作。这时正值袁世凯率领清军疯狂进攻武汉，董必武主动承担了支前工作，在战斗最激烈的刘家庙、三道桥等地，董必武动员并带领市民群众，为前线战士料理伙食、承担医护和后方警戒等任务。1941年辛亥革命30周年之际，董必武回忆道：“当时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革命者虽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持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自然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14]
    从10月10日至11月27日，英雄的武汉军民与清军血战了将近50个昼夜，在汉口、汉阳相继失守的危急时刻，董必武又参加了以蒋翊武为总司令的战时总司令部的工作，负责安抚军民、协助巩固当时最为重要的沿江防线。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董必武和湖北革命组织群治学社骨干潘怡如（即潘康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潘怡如也最终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对湖北地区的革命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潘怡如逝世后，董必武为之赋诗：“卅年奋斗如一日，瞻望晨曦未到头。投笔从戎为自由，帝王军阀是君雠……平生我愧为知己，未把英雄史迹留”。[15]
    1911年12月，董必武经同乡刘兰松推荐，担任武昌军政府理财部秘书，随即正式加入同盟会，并参与重新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此后，董必武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为筹集革命经费、清除苛捐杂税、惩处贪污腐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领导了同盟会在黄安（今红安）地区竞选湖北省议会议员的工作。
    1913年，董必武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于1914年7月首次谒见孙中山。在与董必武等的谈话中，孙中山指出：“在失败后不要灰心丧气，要再接再厉地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16]董必武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当即宣誓参加中华革命党。此后，董必武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参与起草《革命方略》和《告同胞书》。1915年6月，董必武受孙中山派遣，返回湖北策动讨袁斗争，回到湖北后，董必武秘密来往于黄安和武汉之间，与驻扎武昌南湖的炮兵团长、革命党人李愈友一起筹备举义。不久在黄安被捕，在审讯中坚贞不屈，痛斥袁世凯的卖国反动统治，只字未吐举义实情。后因证据不足，一度经陈逵九等具保释放，但袁世凯称帝后又被监禁于黄安，前后坐牢近1年，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恢复自由。

    杨殷和苏兆征

    在同盟会会员出身的中共党员中，杨殷和苏兆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作为中国革命的忠诚战士，他们光荣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永远受到人民的缅怀纪念。
    杨殷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是孙中山的同乡，其叔父杨鹤龄和陆皓东烈士等一起，最早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曾有“四大寇”之称，陆皓东、杨鹤龄均在其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加之救国救民的朴素情感，杨殷在童年时代就已向往反清革命。1908年起，年仅16岁的杨殷就开始担负革命党人交通联络的重任。1911年四五月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杨殷毅然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不顾清王朝对革命党人的疯狂缉捕，在港、澳、沪、粤以致南洋一带穿梭来往半年之久，负责交通联络和信息传递，为辛亥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杨殷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和战友们一起投入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暴政的斗争。1914年，中华革命党上海组织在陈其美的领导下，决定处决沪军镇守使郑汝成。郑是杀害过包括宋教仁在内的大批革命党人的刽子手、袁世凯在华东最忠实最得力的狗腿。杨殷具体实施了这次行动，亲手将郑击伤（后被其他革命党人击毙）。不久后，杨殷又参加了第二次策动“肇和”舰水兵反袁起义的工作，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袁世凯败亡后，杨殷投身于护法运动，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之际，杨殷和叶挺、叶剑英等一起，冒着炮火营救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
    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的出卖，已担任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的杨殷，在上海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等同志一起，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在审讯中，敌人妄想利用杨殷的光荣历史，诱迫他背叛革命，遭到杨殷的怒斥，他义正词严，揭露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业，卖国残民、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警告他们逃不脱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在狱中，杨殷还和彭湃等一起，向难友和看守宣传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事迹，“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慷慨激昂的沙场”。[17]
    鉴于杨殷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和在反清、讨袁、护法中的杰出贡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曾电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如何处置，“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18] 8月30日，年仅37岁的杨殷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一起，高呼着革命口号、高唱着国际悲歌，把一腔热血洒在黄浦江畔。
    同杨殷一样，苏兆征，这位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也走过了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的不平凡的历程。1908年，已有5年海员经历的苏兆征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为数不多的工人骨干之一。此后，他利用海员工作之便，承担了交通联络和偷运军火的工作，为同盟会在南方和南洋的活动，特别是黄花岗起义的发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在海员中宣传革命思想、组建革命团体。他为人平和、积极维护海员利益，在海员乃至香港工人中享有崇高威望。十月革命后，苏兆征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未到职）、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书记等职，并以他老同盟会会员的经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发挥了特殊作用。1929年2月25日，43岁的苏兆征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