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那天我们全班坐着公交车,在苏堤下车,走到对面的章太炎纪念馆。我们在纪念馆前留了很多影,在大门口的,在章太炎先生的半身雕塑前的,在后面的章太炎先生的衣冠冢前的,大家显得很激动。后来在导游的领导下,我们一起参观了三个展厅:章太炎生平事迹展厅、真迹展厅、学术成就展厅。
在纪念馆里的几百幅资料照片尽情展示了革命家伟大的一生。章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投身革命,是早期的同盟会员,曾用名章炳林做《革命书》的宣扬革命的著作,唯一热血激进青年,后来袁氏当国,革命失败后,先生心灰意冷,埋头做学问,把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诚全部投入到发扬国学当中,终成一代国学大师。先生有魏晋名士风范,不拘世俗,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广为流传,成为学界笑谈。同时先生的弟子众多,也都成就卓著个性乖张,可能也是得先生真传吧。
在纪念馆有先生给弟子讲学授业的蜡像,共有四人,章先生着和服背墙而坐,正紧紧有位的讲着什么,左侧鲁迅,右侧周作人,对面的黄侃,虽形态各异但都在仔细聆听,鲁迅的冷峻,周作人的专注,黄侃似乎正要和老师辩驳什么,在两边的的墙壁上还挂着其他弟子的照片和简介。在我看来众弟子中,从禀赋到个性,与章先生最为相似的就是黄侃。
章太炎一生著作颇多,著有400余石字,他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尤其是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他还精通外语,其译著及思想观点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离开纪念馆时,我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幅幅真实的图片资料,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过了一遍:章太炎是早年提倡维新变法,后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903年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光复会会长。晚年因愤恨日本侵略中,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他革命的一生,正如后人对他的评价:“七次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
——沈 静
我们4月的章太炎纪念馆之行,首先我想就其纪念馆的地址发表些许感慨。其位于西子湖畔,自是风景秀丽,交通便捷,而且是有一小道通往其内,甚是幽静。但是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其选址在西湖湖畔,造成了要去那里必须挤公交的情况,不禁让人有些苦恼。关于杭州历史纪念馆的交通,我想也可像医院一样,开创一辆专线班车出来,在方便游客的出行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于历史的重视,这是对杭州文化底蕴的一种有力的宣传。
其次,参观了章太炎纪念馆,在馆中映像最为深刻的就是“章太炎东京讲学(蜡像)”。视觉的角度上来说,此蜡像应当是整个纪念馆之中最为生动的,远观之犹如真人在会谈。再近看之时,面部表情亦是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章先生的讲课。所以我认为,为了得到更好的历史宣传效应,在纪念馆中多加入一些视觉上给人冲击的物品是不可或缺的。
——林 珂
前几日,我们有幸游历了章太炎故居。章先生的墓地和纪念馆都在西湖之滨,距离著名的雷峰塔和净慈寺很近。一人座拥西湖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两大胜景,可谓死得其所,况且西风残照,晚钟沉沉,连绵不绝,颇有那个时代的影子。
此馆纪念馆于1988年1月在南屏山北麓落成。到了纪念馆门口,赫然发现原来和章太炎先生比邻而居的竟然是明末遗老、抗清志士张苍水。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他自己的选择还是后人的安排,但是无论如何,我以为哪种安排都是合乎他的脾胃的。进入纪念馆,天色已近黄昏,四周翠竹绿树掩映着一道曲径,尽头便是纪念馆,周谷城先生题写的匾额高挂,迎面便是一尊章太炎先生的半身塑像。再进去些便是正堂上,堂上高悬“国学泰斗”金字匾额。柱联是“维新真学问;革命大文章”。这三句话概括了章太炎先生的一生。虽有些许破旧,仍不失高昂轩敞之貌,现为太炎先生事迹陈列室。纪念馆后便是章太炎墓,圆顶,混凝土结构。墓碑上“章太炎之”几个篆字系他本人生前亲书。“章太炎之墓”五个金文古字字型优美,温润婉转。好似先生毕生研究之国学,绵千载而不绝,又如先生君子品行,温润而内坚。张老埋骨西湖之畔,大概终究还是证明了他的书生本色吧。
——周 琦
太炎的学问,当世即甚少有人质疑,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而其在政治上亦颇有研究,甚至自诩长于政治过于国学。其弟子周作人于《谢本师》,那里面也说,他知道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更是明确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可见章太炎却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革命家。
章太炎在1923年拥黎元洪反直系时,发现拥黎派诸人或不愿出山、或能力不足,皆有不合适处,于是竟要毛遂自荐了。辛亥起义后,太炎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参与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为尽早实现中华统一而不惜背于他所在的同盟会一党的利益,当时颇为革命党人所侧目。民元时更是上书袁世凯,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
时人多以此诟太炎以革命党人身份而助袁。然而我以为章太炎其实不过以国士而献策于中华民国新任大总统,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定统一,自不必以党派观念而非议之。
五卅事件中中国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太炎以为,“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当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出现冲突时,后者要让位于前者;国家需要与个人出处有所矛盾时,国家需要应该优先。这正是其章太炎一贯的政治观点,也是其始终如一的行事准则,着实令人叹服。
——赵羿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