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产国际苏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的外来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结果。毛泽东通过艰苦探索，在创建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模式同时，以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视界，原则而又策略性地解决了中苏两党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从而大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动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进程。毛泽东有关这一方面伟大贡献和宝贵经验，其在这一进程中创造出来的方式方法和展现出来的立场思想，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共产国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法 实事求是 独立自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过程，不同时代有不同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具体办法多种多样，但是这里面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思想是相通的，尤其是贯穿于其间的观点和立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成功处理好了我党同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廓清了障碍，并团结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其经验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用了一些什么方法，方法背后根源是什么，其成功意义何在？本文试图以此视角切题述析，为同行抛砖引玉。

    一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面临一个极难解决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我党自己内部问题，其实不然，共产国际因素在当时是不能回避，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由共产国际和我党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党自创建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受共产国际苏俄的援助和指导，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路线方针、组织原则，甚至主要骨干力量都来源于共产国际苏俄，并占居了很长历史时期。党在早期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有这样几个特点：
    意识形态苏俄化。我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导下，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和第一个决议，明白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也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苏俄的模式来发展的。这个模式当然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完全接受，包括毛泽东在内。毛泽东曾在湖南《大公报》上撰文，主张“要建立一个和俄一致的共产党。”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马克思主义往往容易教条化，不会太顾及本国情况。
    革命路线苏俄化。党建立后实际工作开展主要接受共产国际苏俄指导，政策来源主要是依据俄共的经验。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共产国际苏俄的经验就是中共的经验，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革命模式就是中国革命模式。不要说陈独秀李大钊接受苏俄经验，包括毛泽东，一段时期抱有“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对苏俄经验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毛泽东本人就曾回忆说：“1920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 后来，博古、王明等人，完全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这样，在革命道路和方式等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对共产国际苏俄的极大迷信，造成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思想和心理障碍。
    工作关系上下级化。“一大”党纲规定党要“联合第三国际”，决议又明确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二大”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到1940年，党在共产国际一直派有常任代表。这种关系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它规定凡参加它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它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经它批准。
    这个组织原则为俄共（俄共于1925年更名为联共，1952年更名为苏共，本文为了方便理解，多以俄共指代）掌控利用。共产国际对各国共运的指导其实是完全贯彻了俄共的意诣。 俄共相应成为各国党包括我党的领导者，毛泽东曾说：一段时期俄共成了“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我党必须服从俄共“政策、策略和利益”，得听俄共“发号施令”。 在这种上下级化的关系情况下，其他国家党在未得到共产国际苏俄认可下，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走有自己国家特点的道路是十分困难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南斯拉夫了。
    主要领导代理人化。党内一大批主要领导都曾流学苏俄，与俄共中央领导关系较深，其代表有王明、博古等人。这些人依靠俄共中央支持，在党内占据了主要领导职位，共产国际苏俄很轻易地通过这些代理人掌握了党最高领导权，并左右党的路线政策。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相信王明更胜于相信中共中央”，“斯大林把王明看作中共中央的唯一代表” “王明在共产国际庇护下以主要权威自居。” “企图把中共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并给国内同志贯以“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称号，或谓之为“狭隘的经验论”。所以，如果王明在共产国际苏俄支持下长期占居领导地位，党想要走自己道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就会失去组织保障。
    上述双方关系的特点，加上两党两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利益冲突，尤其是苏俄大国主义、老子党作风思想的干扰，导致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渐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这既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矛盾和分歧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苏俄政治上对我党及党内正确意见和代表力量的错误或偏见，具体有这样几个问题：
    怀疑我党力量。　1940年，斯大林对即将来华赴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为了本国利益，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选择上出现投机倾向，较长时期要求我党服从国民党。毛泽东回忆指出： “１９２６年斯大林在讲话中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抗战期间 “相信国民党的力量甚于共产党。” 在物质和道义上，尤其是在物质上主要是支持国民党，并“在１９４７年，坚持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协议” 。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分歧如果不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没有目标，也失去了根本和依托，没有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何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
    直接干预我党人事。由于实际存在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以及组织人事的直接干预方式，俄共领导人在我党内部领导人的选择上，曾多次粗暴干涉，直接扶植代理人，不承认我党自己通过革命实践认可的领导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谁来领导和能否顺利实行，并得到党内认可。
    不接受，也不支持中国革命模式。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苏俄从固有意识形态和苏俄革命模式出发，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具体条件、具体需要，不认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模式。比如，1927年共产国际指责毛泽东将部队带到井冈山是“临阵脱逃”，1928年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党的六大，对毛泽东等人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政权的做法也表示极大的怀疑。另外共产国际还始终怀疑我党走的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为我党是他们所谓的南斯拉夫，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对我党、对毛泽东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不信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50年“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我强烈地感到这种不信任。” 革命模式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是影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上述错误给我党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自然更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曾回忆说：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中国红军从１９２９年的３０万人减少到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的２．５万人，而苏区面积减少了９９％，在城市中的共产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全部消灭。”  党史也总结：“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所以，党如不能走出苏俄革命模式，并且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想办法正确处理好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改变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党就既可能犯右倾错误完全依赖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同时，也可能犯左倾错误，只强调实际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本本’完全抛弃。这两种结果都必然得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成果。这样，一段时期，如何处理好同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

    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以恰当的方法，展开了坚决、原则而策略性的斗争，使苏俄逐步重视我党，在领导人和革命模式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不得不尊重我党的选择。这里面的方法值得今天的人们来总结和学习，主要有：
    创新理论，缔造中国革命模式。毛泽东联系实际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总结，自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根本主张， 此后一直锲而不舍地推动。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硬搬到我国来的“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坚决抵制，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提出和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针对共产国际及王明等人“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为了争取一部分留学回来“吃过洋面包”的同志的信任，1932年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通过艰辛的努力，他先后在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在军事上写出了《论持久战》，在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上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思维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实事求是、对立统一两个最根本方法，这样就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式、道路和前途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真正以实际行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进行了结合，毛泽东本人也就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两大跨越，为中国革命树立起正确的理论大旗，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得到巩固。相应的，党内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高度统一，“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这个成就和局面就使我党有了与共产国际进行沟通、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根基和本钱，为实现党的民族化、自主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走出苏俄革命模式缔造了根本。
    大胆实践，证明中国革命模式。比如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秋收起义冒着共产国际命令党中央将自己开除出党的风险，坚持将队伍带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在党和军队的建设、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与李立三和王明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后军事路线的重新确立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都是在实践并证明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正确性。又如在国共两党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上，毛泽东也是通过以实际工作来证明我党的正确和强大。抗战期间，毛泽东抛弃和克服了王明按共产国际指示搞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完全服从国民党的右倾错误做法，走以斗争求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独立自主开辟敌后战场，发动人民群众，壮大党的武装，迅速形成星火燎原局面。再如抗战胜利后，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遵照美苏秘密协议，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与国民党达成许多交易，这些协议事前事后都只字没有通报我党，其中有关于东北问题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党日后的发展。但毛泽东果断决策，迅速派林彪去东北，最后成功掌握这一重要战略要地。 事实面前，共产国际及俄共领导人不得不相信中国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积极沟通，展示中国革命模式。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领导党与共产国际苏俄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对话。方式较多，主要的有两种：
    一是加强人员往来沟通。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派遣了陈云、任弼时、刘亚楼、毛泽民、周恩来等人前往莫斯科汇报我党历史和现状。这中间刘亚楼访苏时，毛泽东特别请他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并请季米特洛夫转呈给斯大林。 同时，毛泽东也先后接受或争取了俄共中央派孙平、米高扬、尤金等人来华。毛泽东与孙平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经常亲自向他介绍和解释我党和我国的情况，有时简直是无话不谈。师哲认为，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1949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华，毛泽东多次与他会谈，其中2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介绍我党和中国革命情况。至于尤金，是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感觉斯大林不信任我党，而主动邀请其来华帮助翻译毛泽东选集，以增加俄共领导人对我党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模式的了解。
    二是建立电台直接联系。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带回两套机要密码，党中央迅速建立一个叫“农村工作部”专门机构，负责与俄罗斯的电讯联络。据师哲回忆：这种联络，一段时期，“几乎每周都发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而且电文较长。”，“我党同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尤属政策、方针等方面的问题，全由毛泽东亲自处理。” ，“涉及到重大问题时，由毛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 通过电报，双方对抗战形式，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国共两党，中美关系，突发事件等重大问题及解决办法经常沟通。如1947年9月，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在神泉堡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全国形势，通报解放战争已扭转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真诚以待，原则而策略性地处理好影响双方关系的敏感问题。
    一方面，坚持原则，正确的意见接受，错误的意见抵制。
    对共产国际苏俄正确的指导性意见，毛泽东党中央都诚恳虚心接受。象苏共中央及领导人的一些正确意见，如：1935年派张浩向长征到达陕北的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和代为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毛泽东党中央即按照其精神，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略路线，后1940年由周恩来带会来给我党的决议，1949年7月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就我党应加快步伐建立中央政府的郑重建议，1949年和1952年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就我国在1954年应进行选举、制定宪法的两次建议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他出版自己的著作，等等。类似这些正确的建议和意见，毛泽东都诚恳的虚心接受和采纳。这种虚心是真诚的，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毫不骄饰自大。
    对于共产国际苏俄错误的东西，则坚决抵制。对斯大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间支持王明搞左倾，抗日战争时间支持王明搞右倾，这些涉及革命路线对错问题，毛泽东都进行了坚决反对，在内部则以延安整风运动加以肃清。又比如苏联为了牵制日本，斯大林曾先后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我党派兵出长城北上配合。对于这一可能给我军造成极大危险的建议，毛泽东严加拒绝。还有抗战胜利后斯大林电示我党不要同国民党打内战，解放战争后期有“阻止我们过长江”的想法等等，毛泽东党中央都是从实际出发坚决予以拒绝，并耐心说服。对于错误的抵制可以帮助共产国际苏俄认识和纠正错误。比如师哲认为斯大林30年代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其说是斯大林没有弄清楚中国情况，倒不如说是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造成的。” 抵制和斗争同样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是辩证法大师，对于一些可以灵活处理的问题，则比较讲究策略。
    比如对待王明路线，毛泽东明明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尽管延安整风“批评王明路线，实际也是批评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为了“搞好和苏联和关系”，对斯林大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不公开说明”“一字未提”。 又如在对待斯大林本人的态度问题上，尽管毛泽东“从感情上就对他不怎么样”，从心底上就不喜欢他，认为斯大林“不能平等待人”是“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虽“也跟他吵得很厉害”，但是，还是认为应该和他处理好关系，并在不同时期写过三篇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毛泽东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理智”要先于“感情”。
    再如在是否去重庆谈判问题上，斯大林因害怕卷入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和为了保住自己在华既得利益，亲自发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是反对去重庆的，因为已预见到蒋介石要进行挑衅，但为了照顾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 还有，为了照顾共产国际苏俄的感受，毛泽东亲自积极做工作，说服党内同志，将王明、李立三这些与苏共关系较深在历史上犯过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选入七大中央委员会。最策略的做法，要数对毛泽东思想提法问题的处理了。由于莫斯科害怕其他国家党出现南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一直反对别国走自己的道路，对我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宣传一直不感兴趣甚至极力反对。胡乔木曾说：“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  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重大阻力。但毛泽东知道明争既无实际效果，还会影响两党团结，失去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从大局出发，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后来“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 这显然是不以表面问题论短长的做法，这种策略在处理两党关系方面是较好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并不会太大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

    由于毛泽东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正确，更由于毛泽东通过上述一些正确的方法，原则而策略地处理好了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两党关系由不正常逐渐走向正常，这对我党最终成功走出苏俄革命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苏俄对我党的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
    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革命领导力量问题的认识上，虽有错误和偏差，但一直没有中断援助，并越来越重视我党。比如在抗战时期，尽管苏联主要援助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对我党经费和物资的援助，尤其是政治和道义上的援助一直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在1944年毛泽东向斯大林详细分析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败的原因之后，这种政治上的重视程度就更重了。 对于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一些错误，后来斯大林还公开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坦率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 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妨碍过我们，还充分肯定：“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在工作关系方面，则由发号施令慢慢转为平等商量。如，1940年2月共产国际斯大林就周恩来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时，事先与周恩来进行了充分商量，并以建议口气向我党写出决议。稍后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发送给毛泽东一封电报认为我党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
    在党内领导人的认可上，更是尊重我党的自主选择，建议：“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明确指出：“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 
    共产国际苏俄对我党从早期严密控制，到抗战初期“组织上还有些干涉” ，最后到延安整风时，其残留影响被比较彻底地批判和清理，这个变化来之不易，是毛泽东中共党人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我党终于确立起独立自主原则，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走了出来。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少了外来政治干预，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的坚实思想方法和组织路线上的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帮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重要的一个体现是共产国际对待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式，逐步由怀疑反对到信任和肯定，承认“中国革命本身具有许多独特的微妙之处” ，1949年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还主动说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尽管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对毛泽东的著述却是十分重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后又在毛泽东要求下，派尤金来华参加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斯大林还将尤金等人译成俄文稿的《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随后《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肯定毛泽东的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952年苏联又公开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此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卷在1953年12月出版。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舆论和思想上的支持和帮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顺利。

    四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方法，并能起到这么大的效果？方法背后必有思想根源和利益考量，决策后面必有立场态度和底线要求。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要有这么三个关键性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艰辛探索和深切理解。毛泽东深深懂得，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困难，例如农村和农民问题，所以他在坚持尽可能多地团结好同情支持我党的真正朋友，“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尤其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样的外援的时候， 自始至终坚决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这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探索中国实际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二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超强意识和非凡能力。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掌握，他结合实际运用理论的能力，以及他理论上实事求是以我为主敢于批判敢于创造的勇气，最终从根本上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曾辩证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还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 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三个是始终把国家和党的利益摆在首位的立场态度。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行动的一个中心点，那就是他始终是在确保国家和党的利益的前提下来积极争取共产国际苏俄的支持，十分明确。这也是毛泽东能最后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王明等人做不到的根本原因。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谋求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思想在起作用，同美苏大国主义作斗争好，同苏联老子党作风作斗争也好，都是这个思想直接的外在表现 。自然，这种以为我主的大国思想也表现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需要社会主义苏联外援，但也历来坚持：“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决不能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从而辩证地统一了无产阶级国际利益与民族利益，坚决抵制了苏俄的民族利已主义。一次毛泽东在谈王明错误的实质和根源时，一针见血义正言辞地指出：“王明的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师哲也总结认为：“毛泽东与王明的根本区别在于：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不问情况照办。毛主席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
    正是有这样的立场和思想，毛泽东才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成功解决了中苏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建国前他是如此，建国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上、在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中他还是如此，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理论成就，跳脱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思维定式，开始了独立自主走自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有学者更是指出，苏东巨变没有波及中国，追根溯源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