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三痤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巳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省苏保卫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白扇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处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

    冤案大白后，父子俩立即被释放。此事轰动全苏区，群众称熊国炳为“青天大老爷”。

    二、难忘的见面
　　
    一九三五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即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广泛地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衔，后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布告，长达九十二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布告的开篇是：

“国民狗党真可恨，
罪恶多端数不清；
苛捐杂税千万种，
拉夫派款又抽丁；
连年混战二十载，
屠杀工农和士兵；
城市农村齐破产，
全国遍地是饥民；
奸污烧杀都占尽，
整得干人不聊生。
帝国主义大强盗，
原是工农大仇人。
……“
结尾是：
“同起组织苏维埃，
独立自主中国新；
豪绅地主齐打倒，
封建残余一扫清；
全国干人齐努力，
最后胜利归我们；
帝国主义消灭净，
工农百姓享太平。”

    我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长牍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

    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将随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熊国炳因在茂县时，袁克服等人联名上书张国焘，反对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熊也在上面签了名。袁克服等人被撤去职务，送进了随军劳改队，与先期被关押的廖承志、朱光等人背着绳子长征。张国焘念熊国炳“本质”好，系无知被袁克服利用，就把他贬到方面军后勤部经理处当处长，和我们白天一起行军，夜里一起宿营。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他就成了我的大舅倌，一路上彼此照应不说，歇下来时还多了个说话的伙伴。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巳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扫员会委员，熊国炳又重新成为红军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生还的李先念到延安后，被降为营教导员，前来看望巳遭批判的张国焘时，我向他打听熊国炳的消息，连他也不知，估计熊巳经蒙难。

    谁知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而那次在特殊政治气候下独特的、也是此生唯一的见面，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心酸。

    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四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地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

    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

    竹峪关离桥溪口二十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巳经很闹热了。桥溪口那一天逢场，满街都是背背兜担箩筐的男女在拥在挤。

    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