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色中华》：永安成立革命委员会
 
    位于永安龟山公园门口对面的现燕江国际大酒店高26层，建筑面积36448㎡，是一座按五星级酒店标准设计、装饰的的涉外豪华大酒店。在这家酒店的门口，永安市文史收藏爱好者安孝义告诉笔者：“1934年4月18日，红军解放永安城时就是利用棺材炮从这一带炸开了城门”。

    安孝义先生的讲述让我们找回了一段红色记忆：

    1934年春末夏初，为了拖住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后腿，配合苏区军民反“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简称“红七军团”）决定攻占永安县城。红七军团各部队以一昼夜步行二百里的速度，经胡坊、安砂、岩前、新桥等地抄小路直逼永安。

悬挂在广东普宁方方纪念馆墙上的方方与夫人苏惠（中共香港分局工委组织部长）于1947年在香港合影（管其乾 翻拍）

广东省普宁市方方纪念馆内的方方塑像头像（视频截图）

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丽华在广州暨南大学与方方女儿方惠平（右）在回忆方方在永安的战斗足迹。（管其乾 摄影）

    参与攻占永安城的另一支主力部队还有活跃在连城、宁洋、永安边界地区的红军独立第九团（简称“红九团”）。红九团成立于1932年10月，最初由汀连独立营和上杭、连城的二个新兵连扩编而成。到1934年3月，红九团已发展到1300余人。1934年春末夏初，红九团奉命配合攻打永安城。

    经过连续几天的围攻，永安南塔、西门桥边上的洋顶山等制高点均被我红军部队占领，为减少部队伤亡，负责主攻的红七军团采取挖坑道的办法，将坑道挖到了北门的城墙脚下。

    1934年4月18日凌晨5点钟，红军发起了解放水安县城的总攻。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轰隆”一声巨响，2具共装有2000多斤黑硝炸药的“棺材炮”开了花，坚固的古城墙被炸开一道十多米长的大口子。

    这次解放永安县城的战斗，共消灭、俘虏敌五十二师-一九团、敌保安团和县警察局保安队1000余人，其中俘虏了敌五十二师一一九团团长、保安团副团长，以及永安县县长林家木和其他重要军政头目30余人。缴获步枪900余枝，驳壳枪32枝，手枪13枝，花机关枪7挺，轻、重机枪22挺，炮7门，子弹10余万发，炮弹100余发，无线电手摇发报机2台，收报机3台，以及其他一大批军用物品。（见1994年3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永安土地革命时期史实存录——燕江红旗》）

永安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丽华（左）在采访《方方传》作者、广东省党史研究室新闻出版处处长王国梁先生（管其乾 摄影）

广东省普宁市方方纪念馆内的方方塑像（管其乾 摄影）

广东省普宁市方方纪念馆内悬挂着毛主席在延安表扬方方的语录（管其乾 摄影）

保留在福建永安市小陶镇吴地村张家山自然村原宁西区苏维埃政府旧址内的方方办公室（管其乾 摄影）

    翻开《燕江红旗》第4页和158页，我们看到了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1934年5月4日第184期第2版上一篇题为《永安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的报道：“东方战地来电：我军于占领永安以后，将没收豪绅地主的谷物，大部分已分散给当地工农群众，群众热烈欢迎。4月19日，在千余人的群众大会上已经决定组织永安革命委员会，并通过了具体的斗争纲领，会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游行示威，同时已成立了赤色工会，加入工会成员的有70余人还组织了一个难民斗争委员会，会员有400多人，都是近城群众房子被盗匪烧去的，现在正在发动他们的斗争，城市平民协会也成立了”。

    早在红七军团包围永安城时，永安农村就已经开始了“一边攻城，一边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的工农兵政权等工作，其中，此次攻城所用的2000黑硝炸药就是贡川农会在一个土豪的家里发现的。

    红军攻占永安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团接替红七军团十九师驻守永安的任务。4月下旬的一天，方方同志奉军委命令来到永安并担任红九团当第三任政委（前两任政委是罗桂华和陈仁同志）并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广州暨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方惠平是原红九团政委方方的女儿。2011年5月8日，方惠平告诉笔者：“来到红九团担任政委之前，我父亲方方曾奉命前往江西瑞金接受任务，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昌等同志找他谈话，交代了任务，要求红九团在永安、漳平、宁洋、大田、龙岩、连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岩（龙岩）宁（宁洋）漳（漳平 ）筑路计划。从方惠平母亲苏惠1978年10月2日提供给

    中国青年出版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第18集《方方·三年游击战》中，我们知道，“当时刘伯承同志还对方方说：‘在敌后坚持发展游击战，要选择地形、民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建立游击根据地，部队经费、给养、武器装备、人员补充要靠自己解决’。贺昌同志就游击战争中的军民政治工作问题给他作了详细指示。方方同志来到永安后，立即向红九团的干部传达了中革军委的这些指示”。